廖晓炜 郭齐勇:改革开放40年儒学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8 次 更新时间:2019-05-28 09:3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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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晓炜   郭齐勇 (进入专栏)  
该公司同时也与四川大学合作,在“西贵堂”社区重建中国传统社区文明。在舒大刚教授的指导、帮助下,该社区透过以儒学为主题的园林景观文化建设、社区文化建设,以及编制《社区行为公约》、《社区礼仪标准》等方式,将儒学的价值理念具体落实到人们的生活当中。在河南郑州、广东深圳等地,企业儒学、城市社区儒学也都以不同的形式在开展。

  

   同时,乡村儒学也在不断的复兴当中。如牟钟鉴、颜炳罡、赵法生教授等以儒家文化的发源地、泗水县夫子洞村为基地,尝试探索乡村儒学重建的工作。他们从《弟子规》的教育开始,同时引入礼仪教育,向老百姓教授和演示儒家的一些具体的礼仪形式,效果显著。此外,浙江省各地的一些儒学社团也在自发地推动民间儒学的复兴,吴光、钱明教授等也都积极参与相关工作。

  

   民间儒学的发展同时还表现为一定程度的书院热,各地民间书院如雨后春笋般涌出,这些书院的性质各不相同,大体上也都还需要积极的、正面的引导。书院的运行如果能做到以儒家的义理为指导,贯彻儒家的做人之道,则其对儒家的价值理念在民间的落实,具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总之,民间儒学的开展,形式丰富多样,如重建书院与文庙,恢复祠堂与民间慈善会,组织儿童读经与唱持活动,复兴并改革冠婚丧祭家礼,恢复以孔子诞辰为教师节并举行相应礼仪,乃至组成合法的儒教团体参与社会活动,其目的在于以各种形式让儒学更加深入地走进我国广大城乡的家庭、小区、学校、企业、机关,走进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通过耳濡目染,使儒家精神价值慢慢地内在化,重新成为中国人的内在的心灵。

  

   儒学的价值理念在法律制度层面的落实,也是新世纪以来儒学重建特别值得重视的一点。透过学术思想层面的儒学研究,我们可以提炼出传统儒学中具有普遍性或时代相干性的精神价值和理念,但这些精神价值和理念还必须落实到具体的制度当中去,如此才能真正的转化、改善人们的现实生活和社会结构。这是儒学重建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环节。在这一点上,新世纪的儒学发展亦有一定的突破。

  

   如所周知,本世纪初以来与儒学相关的最重要的论争,无疑是围绕“亲亲互隐”问题所展开的学术讨论。从学术的层面来看,这场论争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厘清了学界对亲亲相隐的误解;另一方面促使大家更为全面辨证地认识儒家的道德哲学与伦理学,进而创造性的阐释了以仁为核心的儒学对于公德和私德的界定、亲亲相隐与人权学说的沟通、人情与法理的关系等问题。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这场论争仍可视为20世纪以来,传统与现代之争的继续,只不过争论的问题聚焦于“亲亲相隐”这一具体问题而已。刘清平、邓晓芒等人质疑和批评的根本仍然在于,儒家伦理学本质上只是一套特殊主义的“血亲情理”,而与现代意义上的具有普遍性的道德理性之间是相互对立的。从21世纪儒学重建的角度来看,这场论争所促成的法律制度层面的改变,则更加值得关注。该论争最终使得“亲亲相隐”被写入刑事诉讼法,这无疑可说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儒学的重建和复兴涉及多方面、不同层次的工作,制度性的重建是落实儒学之精神价值的重要保证。就此而言,该论争在现实制度层面所发挥的作用虽然还很有限,但其开启了儒学重建应该努力的一个重要方向。

  

   就学术研究的层面来看,在儒学复兴的背景下,儒学研究于新世纪初以来取得了空前的繁荣,形成了一些研究的热点。儒学与经典诠释问题的研究,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他们在细致梳理儒家经典诠释传统的同时,亦尝试在此基础上建构中国的诠释学。这与台湾地区黄俊杰等学者努力推动的东亚儒学经典诠释研究,遥相呼应。新出土文献中的儒学思想也是近年来儒学研究中的重要方向。

  

   如何诠释和定位儒家伦理学,也是近年来学界讨论特别多的一个话题。以牟宗三、李明辉为代表的新儒家学者,以康德哲学为背景,基本上将孔孟儒学界定为一套义务论的伦理学,这套诠释架构在台湾和大陆地区均有很大的影响。近年来,受到英语世界德行伦理学复兴思潮的影响,不少学者尝试从德行伦理学的视角重新诠释儒学。除此而外,美国学者安乐哲试图从“角色伦理学”的角度诠释儒家伦理学, 王庆节及台湾学者林远泽则分别将儒家伦理学定位为“示范伦理学” 和“后习俗责任伦理学” ,这些论述在大陆学界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儒家的政治哲学也是近年来儒学研究的热门课题。一些学者受蒋庆相关论著的影响,重视对经学特别是公羊学传统中政治思想的阐发,由之建构所谓的政治儒学,也有学者认为政治儒学的复兴不应该走经学的路线,而应该走子学的路线。安乐哲等人以杜威的实用主义对儒家政治思想的诠释、美国学者安靖如以其“进步儒学”为视角对儒家政治哲学的诠释、加拿大籍学者贝淡宁的“贤能政治”等也都引起了讨论和争鸣。专门阐述传统儒学以及当代新儒家之政治哲学、儒学与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对话的相关论著也不少。

  

   除此而外,荀学、阳明学、经学与经学史、礼学、儒学通史及断代史等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也十分丰富;儒学文献的整理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如大型儒学文献《儒藏》的编纂,阳明后学文献、关学文库、浙江文库的整理出版等等,都将极大地推进儒学的相关研究。

  

   总结而言,二十一世纪是儒学大发展的时期,儒学理论的创造、儒家的价值理念在民间及法律制度层面的落实等,均有了很大的突破,这是由文化自觉所自发推动的儒学在各个方面的重建,儒学重建的目标即是建构一个不同于西方的儒家式的现代性(Confucian modernity)。就思想、学术的层面,新世纪的儒学研究,都有一种强烈的回归传统的要求。儒学内部也在不断的出现分化,这主要体现在对儒家价值的理解和定位上,有的学者主张,应基于价值多元主义的立场来彰显儒学的独特性及其普遍意涵,但并不否认其他文化价值的普遍性,且努力推动儒学与不同文化传统和思潮之间的对话;有的学者则从一种极端保守主义的立场肯认儒家的价值,否认自由、民主、平等诸价值的普世性,而视之为某种特殊性的、西方的价值,传统与现代之间再次形成对立。

  

四、反思与展望


   由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儒学的研究和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其中亦存在一定的缺失与不足,克服这些缺失与不足,未来的儒学才能更为健康的发展。我们从以下三个方面略加阐述。

  

   首先,伴随着儒学的复兴,民族文化的主体性成为儒家学者的共同追求,在此背景下,必然会催生一些带有原教旨主义倾向的儒学主张。这种极端保守的立场,极容易将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简单地对立起来,进而使得儒学的研究和发展走向自我封闭的状态。然而,中国必然是“在世界中的”中国,传统的再生也只能是传统的现代化。就此而言,未来的儒学研究和发展,须要在民族性与世界性、传统与现代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儒学只有透过与各种当代西方思潮的对话,才能真正彰显自身的特殊性及其当代意义。因此,新的儒学理论的创建,决不是简单地回归传统,毋宁说,是在积极回应现时代重大问题的前提下,通过吸纳当代各种不同理论思潮的优长,对传统儒学作现代性的重构。有学者将“比较研究”视为当代儒学研究的一项重要特征,这显然不只是对已有研究的描述,同时也将其视为未来儒学研究应当坚持的基本方向。

  

   其次,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学界对纯粹学术的追求,使得思想与学术之间开始出现“分离”,这对此后的儒学研究乃至中国哲学研究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目前的儒学研究,更多的展现为一种哲学思想史的研究,这类研究大多较为忽视对哲学问题的回应以及对哲学理论的处理,如此容易导致的一个问题是,哲学思想史的研究往往变成“材料加常识”。真正说来,哲学理论、哲学观念的研究与哲学思想史的研究,很难真正分开。以儒学研究为例,儒学理论的当代建构,必须从传统儒学中提取具有开放性的价值理念作为思想资源,其中哲学思想史的研究必不可少;反过来讲,如果没有充分的辨析哲学理论、哲学观念的能力,以及对现时代重大哲学问题的深入思考,也很难从传统儒学中提取出真正有意义的价值理念。因此,未来的儒学研究同样应该在思想与学术,或者说哲学研究与哲学思想史的研究之间保持适度的张力,推出真正“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

  

   最后,未来儒学的发展所面临的任务,乃是进一步推进儒学的全面重建。儒学的重建涉及诸多不同的层次,首先是思想观念层次的重建,其次是思想观念在民间以及制度上的落实,进而成为人们的价值认同之所在。目前的儒学重建,重心仍在学术思想的层面,学术思想如何进一步引导儒学在民间、社区、企业等的落实,其中仍有大量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做学理层面的探讨,此即有学者所谓的“应用儒学”的研究。后者所涉及的问题更加复杂,处理起来难度很大,但却是儒学重建更为重要的部分。因此,未来的儒学研究和发展,要求学术思想层面的儒学研究与应用层面的儒学研究之间相互配合、相互支持。

  

   总而言之,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未来儒学的健康发展,需要在民族性与世界性、思想与学术以及学术思想层面的研究与应用层面的研究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如此,儒家式的现代性,才能由观念变为现实。

  

   参考文献:

  

1、会议的相关内容可参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研究室编《中国哲学史方法论讨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2、金景芳:《关于孔子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哲学研究》1979年第11期,第41-43页。

   3、庞朴:《评三年来的孔子评价》,收入《庞朴文集》第一卷,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第63-67页。

   4、李泽厚:《孔子再评价》,《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2期,第77-96页。

   5、庞朴:《“中庸”平议》,《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第75-100页。

   6、黄宣民、陈俊民:《对〈“中庸”平议〉及其简介的一些意见》,《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2期,第96页。

   7、张慕岑:《中华孔子研究所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孔子思想学术讨论会综述》,《历史教学》1985年第10期,第60页。

   8、谷牧:《孔子研究·发刊词》,《孔子研究》1986年第1期,第2页。

   9、王学典:《“八十年代”是怎样被“重构”的?》,《中国图书评论》2010年第2期,第39页。

   10、郭齐勇:《近年来中国文化和中西文化比较研究述介》,《国内哲学动态》1986年第9期,第1-5页。

   11、汤一介:《古今东西之争与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收入张光璘编:《东西文化比较》,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5,第2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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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孔学堂》杂志2018年9月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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