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世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世界银行对中国的两次考察及影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20 次 更新时间:2019-05-12 23:4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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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世芳  
对世界银行考察报告进行认真研究,力图在充分消化、吸收的基础上,将国际上成功的经验运用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的实践当中。《人民日报》不仅详细阐述了考察报告的主要观点,在全社会予以广泛宣介,而且披露“中国有关部门正在认真研究这份报告及有关材料”(28)。

   关于两次考察及考察报告所产生的影响,世界银行及国外研究者作了较高评估。世界银行在一份报告中也指出,双方合作的第一份研究报告让中国政府对其研究报告的全面描述感到很惊奇,也是第一次认识到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有如此多的相似之处。双方合作的第二个分析调研项目的影响更大,甚至影响到当时五年计划的部分政策。国外学者认为,中国的官员们被世界银行在第一份经济报告中所描绘的发展蓝图所打动,也惊讶于所面临的问题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有许多相似之处。布鲁金斯学会在《世界银行史》中指出,这份报告“成为中国高官的入门读物,对世界银行在中国建立良好声誉有很大帮助”。第二份报告产生了更加巨大的影响。中国国务院主要负责人在阅读完后,指示国家体改委着手准备一份包含该报告一些主要建议的新的“五年计划”。(29)

   (三)对中国思想理论界形成冲击和启发

   1980年世界银行考察团的考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际金融组织第一次对中国经济进行的大规模考察,分析了新中国30年经济建设的成绩和问题,并指出解决问题的途径。1984年的考察报告不但全面分析了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而且根据对各国经验的比较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可选方案。因而,这两个报告受到经济学界的高度重视。他们认真阅读和讨论两次考察的主报告和附件,从中学习现代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分析工具和国际发展经验,并在广泛讨论中逐渐认识到西方经济学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科学性和某些方面的相对优势。比如,世界银行在1980年和1984年的考察报告中,对中国工业的技术进步状况提出的看法,就在学术界引起广泛讨论。在工作中与世界银行专家有过接触的研究人员,针对学术界的一些观点指出,世界银行报告中在分析38个国家或地区与分析中国的技术进步时所使用的是两个不同的模型。因此,将其结果进行相互对比的做法是不可取的。(30)又如,1984年考察团的报告提出,解决国有企业动力不足的问题,最合适的办法是建立社会主义合股所有制,就引起了学术界的热烈讨论和争鸣,对刚起步的股份制实践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这些讨论是新的理论和思想传播、相互启发的重要途径。

   (四)培养了适应改革开放需要的经济人才

   在世界银行1980年、1984年对中国的考察中,中国相关部门的很多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负责接洽和准备工作,一批经济工作者和经济学家一起参与考察、提供背景材料,参与考察报告的撰写和修订。他们在与世界级经济学家的交流对话中,接触到当时世界上最前沿的经济学说和经济思想,尤其是近距离观摩了经济学家们如何将经济理论运用于经济考察、经济评估和经济预测中,运用到制定经济政策来解决实际存在的经济问题。大量计量方式、计量模型的充分运用,给一向偏重定性研究的中国经济工作者和研究者以新的启发。“当时的这批同志日后都成为骨干力量,继续传帮带,在之后世行项目的组织、实施、管理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31)。通过与世界银行的合作,对人才培养的意义毋庸置疑,其深远影响难以估量。比如,参与第一次考察的朱镕基后来成为中国政府总理,在经济领域解决很多重大难题;赵人伟等人成为著名经济专家,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提出许多宝贵建议。参与世界银行的考察,对他们经济思想的发展是有一定影响的。

   (五)树立了中国改革开放新形象

   中国向世界开放,希望以此获取全世界的低息贷款、科学技术、直接投资、管理经验、先进思想和理念。这种美好意愿的实现必须获得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认同。因此,良好的国际形象、国家信誉很重要。经历长期的封闭状态,又在“文化大革命”中发生冲击国外驻华机构等严重影响国际形象的事件,在西方某些国家和相关人士眼中,中国的形象是神秘、混乱而不可捉摸的。加上意识形态斗争影响,西方一些国家长期妖魔化社会主义中国,中国的改革开放虽然受到世界各国的好评和支持,但重塑国际形象,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误解、偏见和怀疑,让世界相信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稳定的国策、中国的发展前景是光明的、和中国进行贸易往来是安全的,并非易事。作为世界上权威的国际性经济组织的世界银行和中国合作的巨大成功,两次报告客观指出中国经济社会所取得的显著成绩、中国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可能性、中国领导人表现出的学习世界先进发展理念的虚心诚恳态度,无疑有助于树立中国改革开放新形象。

   世界银行两次考察的潜在作用和溢出效应还不止这些。比如,这两次考察特别是第二次考察的成功合作,为1985年中国和世界银行合作举行对中国改革影响深远的巴山轮会议(32)创造了条件。又如,世界银行确定在中国的项目后,项目可行性报告、招投标机制、会计审计制度、绩效评估等,都将按照国际通行法则进行。通过这些项目的示范、辐射作用,又影响中国其他项目的开展,形成国际制度、国际规则的国内化,倒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33)

  

   四、余论

  

   在中国改革开放成功开启和不断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内在动力和实践驱动是最根本的推动力量,决策者把握发展潮流和历史机遇,作出历史性重大决策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决策者在世界发展大格局中考虑中国发展问题,根据国内外条件选择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实现改革与开放的良性互动,至为关键。要实现这种良性互动,找到正确的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既要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客观认识和深刻反思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又要科学把握、清醒认识世界发展的成功经验和历史潮流,从而在二者之间找到契合点、平衡点和创新点。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改革开放酝酿和起步阶段,中共派出大量富有经济建设经验的干部外出考察学习。通过这些“探路者”带回的信息,有助于决策层正视中国与世界差距,开阔眼界和思维,在初步把握世界发展脉搏的基础上提出改革思路和路径。但是,这种单向度的信息引入是单薄的,对于改革开放大决策、大变革是远远不够的。因此,“走出去”与“请进来”、高层出访和中层考察、政府往来和学术交流等各方面多维度的沟通交流,共同为中国吸收国际经验和智慧搭建了桥梁。解放思想,充分借鉴各种经验,使中国站到一个更高的平台宏观把握各种改革发展问题。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发展迅猛而后劲十足的一个重要因素。

   随着改革开放史研究的深入,国际因素的重要作用逐渐被重视,高层出访和大规模对外考察对改革开放成功开启和不断发展的重要作用已得到充分认可。但囿于国内相关资料公开不足,国外资料搜集困难,外部信息主动输入及外部力量对中国改革开放影响的研究还很薄弱,很多问题模糊不清。这既限制了改革开放进程中国际因素的研究,也不利于改革和开放内在关系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毫无疑问,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巨大成功,具有国际性影响和世界性意义。相应地,也应该认识到,这种成功并非“偶然性事件”,无迹可寻,中国改革开放一开始就具有世界性站位和科学性内涵。中国改革开放酝酿和决策阶段有意识有计划地保留传统社会主义优势,消化、吸收苏东改革经验和教训以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验,成功地融合了世界各国发展经验和智慧。加深国际因素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性,也有助于进一步从世界经验角度考察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发展的必然性,从而可以从理论上、发展源头上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自信。

   注释:

   ①《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398-399页。

   ②林重庚:《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对外思想开放》,吴敬琏等编:《中国经济50人看三十年:回顾与分析》,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序”第27页。

   ③《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621页。

   ④转引自林重庚:《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对外思想开放》,吴敬琏等编:《中国经济50人看三十年:回顾与分析》,“序”第28页。

   ⑤江忆恩、肖欢容:《美国学者关于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研究概述》,《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8期。

   ⑥谢世清:《中国与世界银行合作30周年述评》,《宏观经济研究》2011年第2期。

   ⑦他们主要有朱镕基(国家经委)、星光(财政部)、郑力(国家计委)、赵人伟(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朱福林(财政部)等。世界银行考察团和中方商量后,由星光、赵人伟、郑力、朱福林为综合组提供背景资料和文章。

   ⑧王丙乾:《中国财政60年回顾与思考》,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年,第500页。

   ⑨主报告《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除了摘要和结论外,分为中国的传统、经济体制、国民收入的增长和贫困的减低、各部门的发展和问题、调整和改革、80年代的前景和选择等六大部分,共129条。八个附件是《统计体系和基本统计资料》《人口、卫生和营养》《农业的发展》《工业的成就和问题》《能源部门》《交通部门》《教育部门》《外贸和外资》。

   ⑩世界银行经济考察团著,财政部外事财务司组织译校:《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世界银行经济考察团对中国经济的考察报告主报告,报告号:3391—CHA),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2年,第9页。

   (11)比如《中国:卫生部门》(1984年报告)、《对最近经济发展趋势和政策发展的综合考察报告》以及对工业财务、农村财务制度、上海的城市发展、农业价格等问题的研究等。

   (12)为与1984年9月召开的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即1984年莫干山会议相区别,一般称这次会议为“第一次莫干山会议”或“1982年莫干山会议”。

   (13)《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大事记(1982-1998)》,2003年,第6-7页。

   (14)当时正处于改革争论激烈的时期。1982年4月,中央书记处研究室还印发材料指责锡克是“反社会主义分子”。因此,会议不仅有意降低规格,而且会议消息没见报,报告和简报也未公开发表,社会上的知晓度不高,但不可否认对中共高层和中国改革影响很大。

   (15)1981年7月克劳森接替麦克纳马拉担任世界银行行长。克劳森曾与中国有着良好合作,在1979年至1981年作为美洲银行行长多次访华并与邓小平、李先念、姚依林等会谈。

   (16)《姚依林会见世界银行行长克劳森》,《人民日报》1983年5月26日。

   (17)《邓小平赵紫阳分别会见世界银行行长克劳森》,《人民日报》1983年5月27日。

   (18)世界银行1984年经济考察团:《中国:长期发展的问题和方案》(主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序”。

   (19)主报告《中国:长期发展的问题和方案》除提要和重点外,包括增长和变化、说明性预测、农业的前景和政策、能源发展问题、布局问题、国际经济战略、工业技术的管理、人力资源的开发、筹集资金、发展管理等十个部分。六个附件分别为《教育问题和前景》《从现在起到2000年的农业》《能源问题》《模型和预测》《从国际角度来看中国的经济体制》《运输问题》。

   (20)世界银行1984年经济考察团:《中国:长期发展的问题和方案》,第13-14页。

   (21)世界银行1984年经济考察团:《中国:长期发展的问题和方案》,第24页。

   (22)林重庚:《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对外思想开放》,吴敬琏等编:《中国经济50人看三十年:回顾与分析》,“序”第35页。

   (23)谢旭人:《加强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纪念中国与世界银行合作三十周年》,《人民日报》2010年9月8日。

   (24)参见刘向东主编:《对外开放起始录》,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年,第86-93页。

   (25)《赵紫阳会见卡劳·斯曼诺古,对世界银行同中国的积极合作表示满意》,《人民日报》1985年3月8日。

   (26)《赵紫阳会见世界银行代表团》,《人民日报》1985年10月14日。

   (27)赵紫阳:《改革科技体制,推动科技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民日报》1985年3月21日。

   (28)《世界银行发表经济专家在中国实地考察报告,论述我国经济长期发展问题和最佳选择方案》,《人民日报》1985年9月21日。

   (29)参见李志军等编译:《国外公共政策评估手册与范本选编》,中国发展出版社,2015年,第159页。

   (30)秦宝庭等:《再谈对中国技术进步的评价——兼评与世界银行报告有关的评论》,《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89年第7期。

   (31)王丙乾:《中国财政60年回顾与思考》,第503页。

   (32)1985年9月2日至7日,在重庆到武汉的长江“巴山号”轮船上,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和世界银行联合举办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简称“巴山轮会议”。会议对中国如何加强宏观控制,推进经济改革,提出很多宝贵意见,影响深远。

   (33)比如影响全国的“鲁布革效应”。参见《鲁布革冲击》,《人民日报》1987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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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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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中共党史研究》 2018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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