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光夏:纪实影像对乡土中国的书写与观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6 次 更新时间:2019-05-09 01: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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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光夏  
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的加大使农民群体内部也产生了阶层分化,“我国农民阶层不再是一个单一化的社会群体,他们已分化成农业劳动者、乡镇企业工人、外出民工、农村雇工、农村科研文卫工作者和农村个体工商业者、农村私营企业主、乡镇企业管理者、农村管理干部等不同类型、不同地位、不同利益特点与需求的社会群体”⑧,尽管这种分化还处在初级阶段,但不同阶层间因利益诉求的相异而引发矛盾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2003年央视《见证·影像志》栏目推出《时间的重量》系列,采用回访这种人类学常用的田野调查方法,寻找中国新纪录运动中引起较大社会反响的纪录片中的人物,重回当年的记录现场,用影像见证经过时间磨砺后人与家庭、村庄的变迁,从现在与过去的对比中来观照快速行进与变革中的中国,这部系列片的总导演陈晓卿慨叹这种穿越时光隧道的纪实的魅力:“在我们的镜头前,孩童变成了少年,少女变成了母亲,乡村变成了城镇,梦想变成了现实……在一张张面孔中我们读到了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容颜的转变”⑨。在这一由40多部纪录片构成的《时间的重量——中国民间生存实录》系列中,乡村题材占三分之二多,其中的《茅岩河船夫》《百里峡船工》《龙脊》《阴阳》等是对九十年代新纪录运动中那些曾经影响深远的纪录片的续写。在这些片子中观众从中可以看到新世纪的光影里因阶层分化给原来片中的主人公及其家人带来的诸多变动,如《百里峡船工》是对王海兵导演曾获1993年四川国际电影节金熊猫奖的纪录片《深山船家》的续集,它从百里峡环境、人物、生活方式的变化入手,在时光日积月累的沉淀中去观察人物命运的变化、感受社会变迁给曾经封闭的乡村所带来的经济、文化冲击,及其给山里人家带来的观念变化和农村不同阶层间的矛盾冲突。10年前由于百里峡一带没有电不通公路,走出深山唯一的交通工具只能依靠水路船运,片子的主人公船老大张庭兴带着几个儿子靠一条运输船成为万元户,对于正在修建的公路人们充满期待。10年后的回访中,这里已经变成了一个小有规模的旅游区,张庭兴和他的儿子也变成了一家旅游公司漂流景点的划船手。但张庭兴过去对生活的满足和自豪如今则变为无法掩饰的无奈与失落,儿子们各自的生活道路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的做了老板,有的则成为雇工,矛盾与利益冲突牵扯其间。小川申介强调时间的积累对纪录片意义产生的重要性,认为时间是纪录片的第一要素,纪录片要好看要有价值,就要纪录在时间之手的作用下,人物生活环境和人物自身命运、情感与思想的变化。郝跃骏导演的大型纪录片《三姐妹的故事》(2014)从1994年起连续13年追踪记录四川农村一个家庭三姐妹的创业历程和命运起伏,续集则用大量的篇幅表现三姐妹子女辈的生活,在较长的时间跨度中探讨农二代、留守儿童等社会转型期中国农民新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以一个家庭的变迁作为21世纪前后十多年间中国乡村社会变化的缩影。

   焦波导演的《乡村里的中国》(2013)无疑是新世纪乡村纪实影像的一部扛鼎之作,这部荣获多个影视界重大奖项且得以进入院线放映的纪录片,被誉为“不可多得的中国农村生活标本”。这部纪录片依农业文明时代对自然物候的观察方式,从立春开始,至次年立春结束,记录了在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一个叫杓峪村的小山村摄制组蹲守373天的所见所闻。在这部打上时间烙印的纪实作品中,我们也看到了农村的阶层分化所带来的一系列生动鲜活的冲突,有离开家乡上大学的杜滨才与父亲的隔膜、喜欢读书看报弹琵琶的农村文化人杜深忠与关心家里的吃穿用度的妻子张兆珍的争吵、村主任张自恩与举报他贪污的村民之间的摩擦,而片中去城市工地打工不幸身亡的张自军的葬礼则预示“拿着人肉换猪肉吃”的农民工与“不在场”的城市老板之间的矛盾,还有村中百年老树被“农转非”卖到城市搞绿化、苹果丰收却收入微薄“花十分代价得不到三分收入”所显示出的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片中选择了杓峪村这样一个不大不小、不穷不富的具有普遍性的小村庄,以真诚的融入和朴实的记录来展示它的乡风民情,给观众提供了对21世纪初乡土中国的具体可感的认知。另一部进入院线公映的纪录电影《我的诗篇》也把农民工诗人这一群体带入大众的视野,这一特殊群体的现实与梦想、笔端情愫与生活境遇使大多为城里人的观影者为之震撼。继《乡村里的中国》之后,2014年由中央新影集团历时四年打造的纪录片《乡愁》第一季《月是故乡明》播出,用长达八集的篇幅把镜头对准了外出打工的河南民权吴老家村周卫东、吴海霞夫妇,由他们辐射到整个村庄的留守儿童和他们家庭的命运,孩子们在乡村的留守生活与父母在城市的打拼生活相互交叉,在抗旱与打井、打工与留守、相聚与离别的纵横交织中展开叙事,既忠实地记录了一个中原小村庄一年四季的农事农情,也在他乡与故乡的对话、乡村与城市的碰撞中生动再现了社会转型背景下农民工及其家庭的喜乐哀愁。2015年由政府发起的百集大型纪录片《记住乡愁》则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核心,选取全国100个多个传统村落进行拍摄,呈现传统村落的人文地理、历史脉络、传统民俗时,亦关注古老村落的当下状态,并着力聚焦代代乡民在绵延承续过程中所共同遵守的村规民约、家风祖训,讲述一个个别具地域特色的乡土故事,以此来探寻深植于古老村落中的传统文化基因。

   正因乡村是无数中国人的根,也是他们的乡愁所系,很多独立制片人也以纪实影像投身于对乡村的关注和纪录。李一凡的《乡村档案:龙王村2006影像文件》(2008)选取一个非常接近中国西部乡村最大平均值的样本,放弃了对极端事件、地方特色和民俗的记录,希望通过以最客观的态度对这个样本所进行的原始记录,来体现中国西部农村社会的最大共性。周浩的《棉花》(2013)则追踪棉花生产链条上的棉农、采棉工、纺织工、制衣工等各个环节上不同个体的生活状况,该片获得金马奖最佳纪录片时评委会评价它在“银幕上呈现今日中国棉花史,也是一页农工生活史”⑩。另外,我们也可以从《父亲》(2007)、《阿拉民工》(2008)、《麦收》(2008)、《归途列车》(2010)、《村小的孩子》(2014)等独立纪录片对进城打工农民的多面描写,看到农民工在城市所经历的辛劳、尴尬与留守儿童复杂的情感历程,及其所折射出的传统乡土文化与现代城市文明之间难以避免的碰撞与冲突。从《好死不如赖活着》(2003)、《颖州的孩子》(2006)等片子中看到一些因卖血而感染艾滋病的村庄和家庭及艾滋病孤儿所面对的灾难和困境。其他如金华青的《花朵》(2012)、查晓原的《虎虎》(2011)、朱永涛《青龙教堂》(2013)等纪录片也从不同侧面纪录片了中国乡村的若干切面。

   自2000年在中国兴起的社区影像中,我们也能看到村民自己对家乡面貌的真实纪录,如吴文光2005年领导的中国村民自治影像传播计划及其后的村民影像计划、云南白玛山地文化研究中心在迪庆藏族自治州的三个村子开展的“社区影像教育”项目、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开展的乡村之眼——自然与文化影像纪录项目等,这些纪实影像项目从农村征集参与者,把DV摄像机交到他们手中进行简单的拍摄和剪辑培训,然后让他们返回到各自的村子以自己的视角拍摄其所在乡村的纪实影像。得益于DV时代影像权力不再隶属于专业影视机构,影像话语权的获得使村民有了自己发声的工具和手段,改变了他们一直被代言、被言说的过去,他们的纪实影像在发挥社会交流和沟通功能的同时,也是村民得以参与乡村建设的方式。

   这一阶段由于国家对纪录片产业给予的政策性扶持和激励,央视纪录频道、上海纪实频道、湖南电视台金鹰纪实频道、北京纪实频道相继成立,一些视频网站也纷纷设立纪录频道甚至自制纪录片,加之互联网和数字技术也给更多民众提供了接近和使用影像的可能,这些因素的合力使纪实影像的产出量呈持续增长之势,乡村纪实影像也随之越来越多地进入各种传播渠道,内容和呈现风格上也更趋多元。

   整体上来看,自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人文视角的乡村纪实影像少用甚至不用解说词,关注个体与大时代和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客观而鲜活地反映了传统的乡土社会遭遇现代化浪潮冲击之时普通个体的内心感受和悲欢命运,普通人的生存方式和生活状态成为大部分纪实影像的主题表征。这样的客观纪实如巴赞所言“摆脱了我们对客体的习惯看法和偏见,清除了我的感觉蒙在客体上的精神锈斑,唯有这种冷眼旁观的镜头能够还世界以纯真的原貌,吸引我的注意力,从而激起我的眷恋”(11)。官方和民间、体制内与体制外制作的纪实影像互补共生,共同为乡土中国留存更为立体、真实的影像历史与集体记忆。这些纪实影像里的乡土中国没有被加上柔光镜而一味地抒发乌托邦式的美丽乡愁,也没有被施以鱼眼镜头而一味地大唱凋敝与衰败的悲歌,它们较为客观地建构了乡土中国的多方位图景,书写了中国迈向现代化进程中农民生活与思想情感变迁的人文篇章,有助于观者了解真实的中国农村从而更好地参与到乡村建设中去。

   ①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

   ②[美]威尔伯·施拉姆:《大众传播事业的责任》,引自张国良主编:《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04页。

   ③破土专访赵月枝:解构与重构“主流”,http://thegroundbreaking.com/archives/12058,2015年6月25日。

   ④赵月枝、龚伟亮:《乡土文化复兴与中国软实力建设——以浙江丽水乡村春晚为例》,《当代传播》,2016年第3期。

   ⑤何苏六:《中国电视纪录片史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2页。

   ⑥[美]尼可尔斯:《纪录片导论》,陈犀禾、刘宇清、郑洁译,中国电影出版社2007年版,第134页。

   ⑦[美]埃里克·巴尔诺:《世界纪录电影史》,张德魁、冷铁铮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92年版,第93页。

   ⑧卢倩云:《当代中国农民阶层分化与现代化关系的社会学探视》,《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⑨陈晓卿:《寻找时间的重量——关于1990年代纪录片的另一种总结》,http://jishi.cntv.cn/program/gongzuofang/chenxiaoqing/20111014/100427.shtml,2011年10月14日。

   ⑩《追棉花的人金马奖纪录片的遗憾》,《南方周末》,http://news.ifeng.com/a/20141204/42644516_0.shtml。

   (11)[法]安德烈·巴赞:《电影是什么》,崔君衍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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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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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7年 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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