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伟:农村调查中的研究伦理:基于方法论意义的讨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9 次 更新时间:2019-04-18 14:3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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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伟  
在调查中很可能遇到回收率高,但数据质量不高等问题,有时甚至回收率也很难保障。因此,怎样让调研对象尽可能减少顾虑,对于相关问题给出回答,又怎样克服保守封闭的从众心理,这就需要对于农民的相关行为给予方法论意义上的理解。

  

   在田野调查中,笔者不止一次注意到,无论是三农问题领域的相关决策者,还是从事三农问题研究的学者,均有一些人看不起农民,甚至以“救世主”心态对待农民。根据舒尔茨的研究,农民的行为是理性的,农民的决策是条件约束下的理性选择。他们接受新事物较困难,可能与接受新事物的风险较大有关。从众心理说到底也是一种既定约束条件下规避风险的个人理性选择。在农村调查中,作为调查对象的农村干部群众可能想到的是“如果我的回答和别人不一样,是否会给我带来麻烦”,这种影响有时伴随着道德问题(干部作风霸道)、经济问题(如乡村干部的灰色收入)甚至是政治问题(相关认识和主流意识形态存在较大偏差),致使调研对象对接受调查顾虑重重(调研获取相关的资料信息泄露问题)。尽管这些顾虑和担心在现实中未必真实存在,而更多的只是调研对象的想象。在这种情况下,调查对象往往会揣摩调查者的意图,并试图给出符合主流认识的策略性回答,从而尽可能消除给自己带来的潜在风险和麻烦,导致调查数据失真,失去意义。

  

   因此,调查者应通过知情同意、平等对待等相关研究伦理原则的贯彻落实,了解调研对象关注什么,担心什么,并告知调研对象为规避风险所采取的保密性措施,打消其疑虑,营造良好的沟通交流和互动氛围,从而尽可能为调研的顺利开展打下心理基础。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的农村调查,才能更好理解调研对象的行为,从调研对象的视角理解通过调查获取的相关信息。

  

   以农村干部为例,根据笔者的农村工作经历和长期调查观察,这一群体属于乡村精英阶层,其行为同时具备农民和政府官员的部分特征。在农村调查实施过程中,地方政府或政府部门经常要求他们配合调查团队完成调查工作。但笔者也不止一次地注意到,这一群体与政府、农民均存在利益上的不一致性。当其在调查现场时,农民经常采取策略性的回答。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处理好与乡村干部的关系,消除农民和乡村干部对于调研的相关疑虑就成了确保调查顺利进行必须要考虑的问题。这时领队老师就需要事先做好前期功课,做好与乡村干部的相关访谈工作以获取相关资料,作为对于农村入户调查资料的必要补充。在具体调查中,调查者必须通过平等原则的贯彻实施,把作为调研对象的农村居民当作人格上和我们处于平等地位的人,消除研究对象的顾虑。不能因为调查者是高校教师就可以居高临下地审视调查对象。惟其如此,才能取得调查者的理解、支持与配合,也才能高质量地完成调查工作。

  

   再举一个现实的例子,笔者在课程讨论中,曾就农民文化生活设计了“您是否认为打麻将不好”这样的问题予以讨论。事实上,即使那些喜欢打麻将的农民也知道社会主流对于打麻将持负面看法。试想,当调查员直接用这种表述询问时,那些喜欢打麻将的农民将可能揣测调查员为什么会这样问,并给出策略性回答。如果研究者将这种策略性回答当成调查对象的真实态度,那必然会导致偏差,致使研究结果难以反映人们的真实行为。事实上,即使那些不太敏感的调查,调研对象也有顾虑。如2012年十八大前,面对中央电视台记者“你幸福吗?”采访中不仅出现了“我姓曾”、“我耳朵聋”、“队被人插了”等神回复,更多地则是在摄像镜头下用“很幸福”、“幸福幸福”、“还算幸福吧”之类的话敷衍。

  

三、研究伦理及其在农村调查中的应用


   尊重个人原则、对方受益原则和公平原则是社会科学研究一般认同的基础原则。考虑到中国特定的社会文化以及农村的客观现实情况,在农村调查中应遵循知情认可原则、平等和尊重原则、非受损原则,现将其原因深入探讨如下。

  

   (一)知情认可原则

  

   就字面意思而言,知情认可与知情同意具有相同含义。研究伦理中的知情同意是指任何把人当成试验或研究对象的学科领域,相关研究者必须获得研究对象同意,也即研究参与者在获得关于该研究所有必要信息并充分理解后,在没有强迫、不当压力和外界诱导的情况下,自愿做出是否参与以及在研究过程中是否退出的决定。研究者提供信息,参与者完全了解且完全自愿是知情同意原则。但中国人性格内向,爱面子,且素有“祸从口出”一说,农民相对更加内向。用知情认可替代知情同意应该看作基于农村实际做出的现实变通。

  

   尽管书面形式的知情同意更符合学术规范,但就中国农村而言有如下两点困难:其一,有可能加剧调查对象对调查活动的疑虑。从文化层面来看,中国人对签字十分谨慎,担心签字可能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在涉及较敏感问题时,书面同意几乎不可能。其二,就文化程度而言,农村部分年龄较大的农民文化程度极低,无法通过签字表示知情同意。类似的做法就是摁手印,而这种做法可能会让这部分农民疑虑更甚。因此,农村调查也只能更多采用口头同意形式,以调查对象表示认可为宜。

  

   知情认可首先是要尊重和保护对方信息。几乎所有问卷的扉页都有一段“朋友,你好……”的介绍,但很多人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更不用说其背后的研究伦理了。事实上,农村调查尽管并不必然对调查对象带来身心伤害,但因占用了调查对象时间,涉及调查对象私人信息,很容易让调研对象不舒服。因此,让调查对象感到自己受到尊重,让其在心情愉悦的状态下接受调研就显得十分必要,和政府部门打交道时,同样也需要注意这些问题。

  

   就长期农村调查经验而言,如果涉及到地方政府或相关部门时,在调研开展之前笔者一般都会起草一个介绍信,交待说明我们是谁,等等。我们出于什么目的去当地做什么调查,等等。我们的调查内容是什么,等等。是否涉及敏感问题,等等。需要对方为我们做什么,等等。食宿怎么解决,等等。调研什么时候结束,等等。对于地方政府或政府部门而言,同样存在一个知情认可的问题。考虑到政府是一个组织严密、强调科层化运作的组织,只有交待清楚并注意到相关程序和细节,才能打消地方政府和政府部门的疑虑。惟其如此,他们才有可能给予必要的支持和配合,从调查的阻碍者转变成调查的支持者(至少不再反对调研活动)。

  

   就针对具体调查对象而言,我们也会先征询调研对象意见,问其是否方便接受调查,在对方同意的前提下开展相关调研工作,这是第一层知情认可。不仅如此,在调研问卷扉页中一般写“尊敬的农民朋友您好”,首先对于调研对象愿意接受调研表示感谢,在此基础上继续交待我们是谁,来调查什么,是否涉及敏感问题并有可能给对方带来不便,具体的回答方法,并再次感谢调查对象的配合和支持。现场操作中对于学术语言进行口语化处理,并根据调查对象的特征与反应及时调整相关次序,在这种沟通交流与互动中完成调查。

  

   在具体询问和信息采集过程中,调查对象如感到尴尬或不便回答,可以做出必要调整,甚至终止相关调查,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了调查对象的知情认可权利。在2015年针对农村留守妇女土地权益的相关调查中,农村妇女婚姻状况选项中除已婚和未婚之外,还存在离异和丧偶两种类型,而根据委托方要求,后两种类型需要追问离异或丧偶多长时间,笔者考虑到离异和丧偶对于留守妇女是很不幸的事情,在调研前培训时强调指出,一旦遇到这两种情况,转而问她们处于这种状态有多长时间,以此尽量克服有可能给调研对象带来的不愉快。在调研结束后,调查员对于调查对象再次表示感谢,有时赠予一些小礼品。

  

   (二)平等和尊重原则

  

   作为研究伦理原则的平等和尊重十分重要,更需在农村调查中得到贯彻落实。在农村调查中,如果仅在口头上尊重农民,但在操作中却持高高在上的“救世主心态”,那么调查距离失败也就不远了。这种平等和尊重不仅应体现在书面文字上,更应体现在言行举止上,让调查对象切实感受到是调查者发自内心的尊重,对于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更应如此。惟其如此,才有可能得到调研对象的理解、支持与帮助。在具体操作中,调查人员不需刻意表现出某种关怀,而应从调研对象视角换位思考,在尽量不给其带来心理冲击的前提下,以平常心对待他们。

  

   就三农问题而言,如过去对乡村干部的妖魔化宣传使得乡村干部在学者心目中形象较差,这往往使得调查者不免带着有色眼镜看待作为调查对象的乡村干部。但真实世界中的每个乡村干部究竟怎样,还应结合其行为来加以具体分析。相反,如果持某种特定立场,辅之以道德判断去开展调研,拒绝和自己认知不一致的东西,就很难找准真问题。试想,一个瞧不起农民的人怎么可能去真正了解农民的行为?只有摒弃相关偏见,以“常无”的心态去开展调查,才有可能发现真问题,对于学科发展做出贡献。

  

   平等对待和尊重调查对象也与调查者的定位有关,在农村调查中,调查者仅仅是调查者和研究者,不是道德法官,更不是道德警察。惟其如此,调查者与调查对象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交流,如果不尊重且平等对待调查对象的话,调查就会失去应有的价值和意义。

  

   (三)非受损原则

  

   农村调查应在一定程度上改进调查对象的福利。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至少也应使调查对象不因接受调查而受伤害,不管这种伤害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抑或这种伤害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这就是非受损原则。对于农村调查来说,确保非受损原则的有效办法就是保密,不泄漏调查对象的文字和声音影像信息。即使在调查对象知情认可的情况下,也应向其强调说明相关资料的使用范围,并在使用后妥善保管或者予以销毁。对跟踪研究而言,也要做好相关资料的编码、归档和保管工作,以便最大限度地保障调研对象的信息安全。

  

   在非受损原则的前提下,还应进一步考虑如何增进调研对象的福利。这种福利可以是物质报酬,如调查访谈费、小礼品、请吃饭等,也可以是精神层面的愉悦。如调查活动中,调查员帮助调查对象哄小孩子,往往使得调查对象感到亲切。对于有吸烟嗜好的调查对象而言,递上一支香烟可能会使其十分开心。与调查对象的信息交流有时可以帮助其获得相关领域内的知识,并有助于其获取更高收入。如2014年度农业新型经营主体调查中,在与调查对象聊天时,带队老师也会向其提及相关经营风险以及可能的规避处置措施,这同样是非受损原则在农村调查中的具体体现。

  

在农村调查中贯彻非受损原则并不难,但在涉及到社会底层人群时,调查者必须审慎考虑调查对象处境及调查活动本身对调查对象可能产生的影响。对于非受损原则的把握,不仅体现了调查者对农业和农村的熟悉程度,也反映了调查者的学术功底和研究能力。如果对所研究的问题缺乏深入了解,对研究对象的特征和诉求缺乏较好把握,调查者就无从知道是否会伤害调研对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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