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广新: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的六大怪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02 次 更新时间:2019-03-28 00:2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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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广新  
法人与非法人组织享有人格权。[5]另有一些学者则明确主张,法人无人格权。[6]

   对于姓名、肖像等人格利益的商业化应用(人格的许可使用),可否以维护人格尊严为原则,并在人格权体系中予以规定,学者间同样存在严重分歧。

   隐私权是一种重要的人格权,无所争议。但是,与隐私权并行规定的“个人信息”,属于应受法律保护的人格利益吗?作为一种独立于隐私权的法益,个人信息获得法律保护的正当性依据是人性自由、人格尊严吗?这些问题皆存在重大争议。

   为避免立法引发不必要的纷争,《民法总则》在规定民事权利上采取了一种极具开放性、包容性的规范结构:不再像《民法通则》那样在章下设立“人身权”节,而是以宽泛的“民事权利”概念统称各种权利类型。如此之下,《民法总则》第110条所作“法人、非法人组织享有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等权利”的规定,应否理解为法人、非法人组织享有人格权,则完全交给了学说;《民法总则》第111条所作“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的规定,亦为分析论证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的正当性依据提供了充裕的空间。

   另外,人格、人格权是旨在促进人性自由发展、维护人格尊严的开放性、发展性概念。如王泽鉴教授所言,“人格权的内容随着社会变迁、个人人格觉醒及不法侵害态样,具体化于不同的保护范围,形成个人人格权益,保持一种持续发展及实践的动态发展过程。”[7]因此,《民法总则》第五章规定民事权利时,没有像界定物权概念那样,对何为人格权作出定义性或说明性规定。此种概括立法模式,完全契合了人格权的本质,为人格权的理解、适用及人格权的发展提供了宽厚的法律基础。

   然而,人格权编(草案)却无视《民法总则》在立法技术上的包容性、创新性,而将诸多存在重大争议或尚未认识清楚的问题僵硬、死板地锁定在人格权概念及人格权体系之下。其所采纳的将“姓名权和名称权”(第三章)、“名誉权和荣誉权”(第五章)、“隐私权与个人信息”(第六章)相提并论的立法模式,一方面将《民法总则》第六章宽松、自由的立法技术推向极端化、狭隘化、封闭化,另一方面使法律在理解、适用上陷入僵化、教条化,并很可能使学说与法律之间发生越来越大的冲突与背离。

   另外,人格权编(草案)第798条第2款、第804条第2款、第811条第2款、第813条第2款对肖像、名誉、隐私、个人信息等所作出的定义性规定,与人格权固有的动态发展特性也格格不入。法谚云:“所有法律上之定义,均属于危险。”面对社会、经济、文化及人自身的不断发展,法律上的定义难免僵化、不周延。

  

   六、目的决定一切,民法的形式理性被抛到九霄云外

  

   在法学研究、法律实践已获得长足发展的今天,人格权编(草案)为何看起来如此光怪陆离?一言蔽之,是“目的决定一切”的思想在作怪。如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沈春耀对民法典为何设置人格权编所作说明:人格权关系到每个人的人格尊严,是民事主体最基本、最重要的权利。保护人格权、维护人格尊严是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任务。人格权编是为了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全会关于“保护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的精神,落实宪法关于“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要求。[8]在这种宏大的、伟大的立法目的和依据下,法典化方法在技术、逻辑、体系、理性等方面的要求,以及近现代民法所秉持的形式理性,皆被视为旁枝末节、雕虫小技,并统统灰飞烟灭、荡然无存。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政治学家马克思·韦伯认为,欧洲现代法律具有逻辑性形式理性(logically formal rationality)特征。D.M.特鲁伯克(D.M.Trubek)把这个含义解释为:“法律思维的理性建立在超越具体问题的合理性之上,形式上达到那么一种程度,法律制度的内在因素是决定性尺度;其逻辑性也达到那么一种程度,法律具体规范和原则被有意识地建造在法律思维的特殊模式里,那种思维富于极高的逻辑系统性,因而只有从预见设定的法律规定或原则的特定逻辑演绎程序里,才能得出对具体问题的判断。”[9]法典化是欧洲绝大多数国家创制法律的基本方法,《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瑞士民法典》是欧洲近现代民法法典化的经典之作,在世界各地产生了强大的模仿或继受效应。我国当前正加速编纂的民法典,历史地看,只是一个多世纪以来持续学习、借鉴欧洲近现代民法典观念、思想、制度、规则及立法方法的一种结果。无论从为人民立法的政治道义上讲,还是从建设法治中国的政治理想上看,都不应该,一方面雄心勃勃地宣称编纂一部“体例科学、结构严谨、规范合理、内容协调一致的法典”,另一方面则采取视被世界各国普遍认可的法典化方法和智慧如草芥的做法。(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私法研究中心研究员)

   脚注

   [1] 参见荆龙:《民法典编纂:“典”出中国方案》,载《人民法院报》2018年9月1日第005版。

   [2] 古罗马著名法学家乌尔比安曰:“法的准则是:诚实生活,不损害他人,各得其所。”《学说汇纂》(第一卷,正义与法·人的身份与物的划分·执法官),罗智敏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页。

   [3] 参见[德]伯恩·魏德士:《法理学》,丁小春、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67-68页。

   [4] [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44页。

   [5] 参见魏振瀛主编:《民法》(第七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639页。

   [6] 参见张俊浩主编:《民法学原理》(修订第三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8页;李永军:《民法总则》,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年版,第328页。

   [7] 王泽鉴:《人格权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3页。

   [8] 参见沈春耀:《关于<民法典各分编>(草案)》的说明》(2018年8月27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

   [9] 参见[美]艾伦·沃森:《民法法系的演变及形成》,李静冰、姚新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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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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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法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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