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廷舜:公共场所隐私权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01 次 更新时间:2019-01-29 00:5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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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廷舜  
其官方评论明确承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也都从事自己的行当,对于某些事实,他人只愿意深埋心底或者充其量只告诉自己的亲朋好友,而不愿向社会公开。当行为人将他人生活的私秘细节以一种使理性人感到高度反感的方式对社会公众公开时,他人就有权提起隐私侵权之诉。”[59]该类型侵权责任的承担需要四个要件:“(1)被告对原告私人事务的披露必须是公开披露;(2)被告公开披露的私人事务涉及原告的隐私生活;(3)被告公开披露原告私人事务的行为会极大地冒犯一个有理性的公民;(4)被告对公开披露的私人事务不享有合法的公共利益。”[60]

   虽然《美国侵权法复述(第二版)》条理清晰,逻辑分明,但在现实中,该类型的公共场所隐私权的遭遇并不好,其原因就在于,公共场所中的私人事务总与言论、出版、新闻自由等联系在一起,Peter Edelman曾这样写道:“在被告发表真实言论、侵犯原告对其信息的不公开利益,并造成损害的情况下,隐私侵权案件的原告几乎没有任何机会能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获得损害赔偿判决……当公开他人私人信息的权利与他人保护自己的信息不被公开的权利发生冲突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总是要求隐私利益让位于言论自由权。”[61]另外,从构成要件来说,该类型公共场所隐私权的认定也比较困难,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公共场所中的私人事务比较难以界定,“严格区分私人信息和那些受到言论自由利益保护的信息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一条信息很可能同时符合这两个类别的特点(如克林顿的婚外情),也可能处于这两个概念之间的模糊地带,因为这两个概念本身就不完美。”[62]二是“高度冒犯性”标准使得该类型的隐私侵权责任承担变得困难,因为随着各种真人秀、直播、名人八卦的爆料,已经让人们对于私人事务的非法公开变得麻木。“曾经人们认为具有高度侵犯性的行为如今变成了一般侵犯性,曾经人们认为具有一般侵犯性的行为如今变成了普通事情。‘高度侵犯性’标准如今变成难以满足的要求。”[63]

   尽管如此,私人生活不受非法公开的公共场所隐私权仍在困境中前行,欧洲人权法院对卡罗琳公主案的判决也带来了一线曙光。在该案中,摩纳哥公主卡罗琳和孩子、朋友外出度假,在骑马、就餐时被两家杂志社记者拍照并刊登,卡罗琳公主以隐私侵权为由起诉。虽然德国最高法院认为公众人物应当容忍其照片被刊登,但欧洲人权法院却认为:“即便媒体有新闻报道自由,但公众无权知晓卡罗琳公主与公共利益无关的行为……公众并无权知道申请人在何处,她在私人生活中是什么样子,即便她出现在非私人场所,即便她是公众人物。尽管公众对申请人私生活有兴趣,为此杂志发表类似照片和文章有商业利益。在本案中,对这些利益的保护应当让位于对申请人私生活隐私的保护。”[64]毕竟,“一个人的个人事务不能被置于光天化日之下并由一些素不相识的人谈论……把纯属个人性的事务中有关私人的问题予以公开是对人格权的伤害。它损害人们精神上的平静与舒适,而且可能造成比单纯肉体伤害尖锐的多的痛苦。”[65]

  

   结语

  

   在隐私权研究中,将世界简单地划分为公共场所和私人场所、且只承认私人场所中的个人隐私受法律保护的理念是错误的,生活中没有一个地方不受隐私保护规范的约束。进一步而言,法官需要在具体语境中分析并适用这些规范。需强调的是,在公共场所隐私权研究中,科技是一个重要的“变量”,它不仅改变了我们观察世界的方式,也改变了别人观察我们的方式。甚至可以说,科技既是造成公民隐私不保的帮凶,又是催生公共场所隐私权的孵化器。在后续研究中,被广泛应用于公共场所中的公共视频监控、人脸自动识别系统、GPS全球定位系统等皆给公民隐私权带来极大的侵犯或困扰,如此,此方面研究还任重而道远。

  

  

   【注释】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7年度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一般课题《个人数据的法律保护研究》(17SFB2005)之阶段性成果;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大数据背景下的个人信息安全与隐私保护研究》(2017BFX014)之最终成果。

   作者简介:李延舜(1981-),男,山东莱芜人,法学博士,河南科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法伦理学、隐私及个人信息保护法。

   [1][美]海伦·尼森鲍姆:《信息时代的公共场所隐私权》,凌玲译,载张民安主编:《公共场所隐私权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64页。

   [2]参见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4)沪二中民一终字第2106号判决。

   [3]该条规定:“自然人在公共场所的隐私权受法律保护。任何个人和组织在公共场所安装闭路电视、摄像等监控装置必须符合法律规定,并标明必要的警示措施,所取得的资料只能在本来的目的内使用。”参见王利明:《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及立法理由·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68页。

   [4]张民安:《法国的隐私权研究》,载张民安主编:《隐私权的比较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59页。

   [5][美]汉娜·阿伦特:《人的条件》,竺乾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8页。

   [6]宋占生主编:《中国公安百科全书》,吉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40页。

   [7][美]安德鲁·杰·麦克拉格:《打开隐私侵权的闭塞空间:公共场所隐私侵权理论》,骆俊菲译,载张民安主编:《隐私权的比较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98页。

   [8]耿云卿:《侵权行为之研究》,台湾地区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0页。

   [9]William L. Prosser, Privacy, 48 Cal. L. Rev.383(1960).

   [10]265 U. S.57,59(1924).

   [11]425 U. S.435,442-444(1976).

   [12]英国信任责任法的适用范围十分广泛,除了保密合同、商业秘密以及军事秘密等信息,还有大量的社会关系被认为包含有信任责任,包括:私人与职业关系,如律师与客户之间的关系、医生与病人之间的关系、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关系、银行与客户之间的关系、会计师与客户之间的关系、信托受托人与信托受益人之间的关系等。可参见张民安主编:《隐私权的比较研究——法国、德国、美国及其他国家的隐私权》,中山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7页。

   [13]Jeffrey Reiman, Privacy, IntimacyandPersonhood ,Philosophy&Public Affairs, 1976(1),pp.26-44.

   [14]转引自李延舜:《个人信息权保护的法经济学分析及其限制》,载《法学论坛》2015年第3期。

   [15][德]Christopher Kuner:《欧洲数据保护法——公司遵守与管制》(第二版),旷野、杨会永等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71页。

   [16]239 P.2d 636(Cal.1952).

   [17]253 P.2d 441,446(Cal.1953)(Carter, J. dissenting).

   [18]442U. S.735(1979)(Marshall, J, dissenting). at 748.

   [19][新西兰]伊丽莎白·佩顿·辛普森:《隐私权与合理的偏执:公共场所隐私权的保护》,敬罗晖译,载张民安主编:《公共场所隐私权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29页。

   [20][美]海伦·尼森鲍姆:《信息时代的公共场所隐私权》,凌玲译,载张民安主编:《公共场所隐私权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78页。

   [21]刘泽刚:《公共场所隐私权的悖论》,载《现代法学》2008年第3期。

   [22]参见James Rachels, Why Privacy is Important, 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 1975(4),p.328.

   [23][美]昆廷·巴罗斯:《公民的隐私权与视频监控》,谢晓君译,载张民安主编:《场所隐私权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93页。

   [24][美]克里斯托弗·斯洛博金:《公共场所隐私权:公共场所的监控与公民所享有的匿名权》,陈圆欣译,载张民安主编:《公共场所隐私权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78-279页。

   [25]Richard H. McAdams, Tying Privacy in Knotts: Beeper Monitoring And Collective Forth Amendment Rights, 71 Virginia. L. Rev.297,341(1985).

   [26]马特:《隐私权研究——以体系构建为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页。

   [27]转引自张民安主编:《公共场所隐私权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6页。

   [28]62 So.2d 474(1964).

   [29]192 F.2d 974(3d Cir.1951).

   [30]万俊人:《道德的谱系与类型》,载王中江主编:《新哲学》(第1辑),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页。

   [31]合理隐私期待是Harlan大法官在Katz案中提出的概念,原本是宪法隐私权领域用来分析公民是否享有免受执法人员非法搜查的分析工具,后来逐渐应用到民事领域。它包含双重要件:第一,他人必须表现出实际的(且主观的)隐私期待;第二,社会公众认可他人的隐私期待是合理的。

   [32]389 U. S.361(1967).

   [33]参见[美]马科斯·吉尔吉斯:《电子视觉监控与公共场所的合理隐私期待》,杨雅卉译,载张民安主编:《公共场所隐私权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37页。

   [34][英]N. A.莫寒:《关于公共场所隐私权研究》,敬罗晖译,载张民安主编:《公共场所隐私权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44页。

   [35]转引自[新西兰]伊丽莎白·佩顿·辛普森:《隐私权与合理的偏执:公共场所隐私权的保护》,敬罗晖译,载张民安主编:《公共场所隐私权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19页。

   [36]参见A. Michael Froomkin, The Death of Privacy?,52 Stan. L. Rev.1461,1462(2000).

   [37]转引自[美]托马斯·K.克兰西:《〈美国联邦宪法第四修正案〉所保护的对象:财产、隐私和安全》,李倩译,载张民安主编:《隐私合理期待总论》,中山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20页。

[38]415 F. Supp.(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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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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