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廷舜:公共场所隐私权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02 次 更新时间:2019-01-29 00:5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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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廷舜  
还包括公民决定在何时与何人分享信息的权利。因为人们享有在不同的程度上向不同的人分享信息的权利,所以人们可以自己定义与不同的人之间的亲密程度:人际关系可以分许多种。无论是在哪种人际关系中,人们都会考量自己与对方的熟悉程度,并据此来把握自己的言行举止以及决定自己要在多大程度上与对方分享自己的信息。[22]从人的自治出发来理解隐私权,就不会因为人们进入公共场所就自动剥离了自主能力,从而变成“人人有份”的信息。

   3.公共场所隐私权能够促进有关价值(如自由权)的实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尽管公共场所中隐私权和其他权利(如自由权)往往处于冲突之中,但透过冲突的表象,它们又内在的相辅相生。在促进跟隐私权有关的价值(如自由、自治、尊严等)的实现方面,公共场所隐私权能够发挥独特的作用。试想一下,如果公民出门就能看见“老大哥正在看着你”这个标志,那么社会就会变成奥威尔所想象的那样。“虽然‘老大哥’的引用大概已经成为陈词滥调,但是人们毫不怀疑的是,如果视频监控的数量继续增加,那么公民将对于其日常行为的实施感到胆战心惊……公民将被迫成为永久的偏执狂患者,他们会不断思考谁在观看和谁在跟踪他们。”[23]如果不承认公共场所隐私权,那越来越多的摄像头将会使得“全景监狱”率先在公共场所实现,而这种“全景监狱”会改变公民自身的行为,使得公共生活不复存在。正如Richard Wasserstrom教授所说:“在任何时候,无论公民的意图和行为多么无害,当他们知道自己的行为会被记录在案时,他们都会三思而后行。因此,生活也变得少了即兴的趣味,多了谋划的负累。”[24]公民的言论、结社、游行示威等权利或自由也会因担心打击报复而导致“寒蝉效应”,公民参加公共生活、参政议政、批评建议政府的权利将不复存在。

   更进一步,公共场所监控设施的存在会为“排除异己”埋下伏笔。Richard McAdams提到:“如果公民在公共场所的行为一直受到监控,那么公民的许多秘密行为都会被曝光,比如酗酒者参加匿名的戒酒互助会,患者开车去见心理医生,同性恋者到同性恋酒吧消遣,配偶与情人约会,成年人不上班去钓鱼……”[25]虽然上述活动没有一个是犯法的,但是我们不难理解从事这些活动的人想要保持隐匿的状态。在大街小巷行走、散步或思考本是令人愉快的事,这些事情能够让人过上独立的、不墨守成规的、高质量的生活,但公共视频监控带来一种“社会从众性”,因为“当一个人感觉被一双眼睛盯着的时候,他的一切行为都会受到压抑,社会学家把这种整个社会对个人的严格控制称作‘社会凝视’。在国家和社会公众的监督之下,透明的个人将被迫与社会标准保持一致,从而任何选择的自由都将丧失殆尽。”[26]公共场所无隐私就隐含着这种危险,当一个人的“非主流”行为时刻有受到检视和审查的可能时,他就会谨慎地选择“从众”行为,如此,最终的结果是,公共场所将不再公共。

   4.公共场所亦存在私人事务。公共场所中的所有事务并不必然都是公共事务,法国学者Godin教授早就指出:“实际上,我们能够确定无疑地说,私人生活并不仅仅包括公民在其自己住所内所实施的所有行为,它还包括公民在其自身住所之外的场所所实施的行为:公民在别人的住所内所实施的行为,公民在诸如剧院、音乐厅和陈列馆等公共场所所实施的行为以及公民通过公共方式所实施的行为,如果他们的这些行为并不是以具有公共特征的方式或者以被众人所关心的方式付诸实施的话……公民在这些场所所实施的行为之所以属于私人生活的范围,是因为他们在这些场所所实行的行为具有私人特征,我们可以适当地说,他人在这些场所实施的行为是他人个人生活的延续。”[27]在公共场所中,诸如父母在孩子面前责骂孩子、一对小情侣走进酒店、一位年轻女士走进专业产科医院等,都属于私人事务。社会文明的进步也反映了这一认识,比如去银行办理存取款业务,细心的朋友都会发现在柜台前面设置了一米线,类似的情形可见火车站售票大厅、医院门诊及处置室等。这一米的距离告诉我们,尽管身处公共场所,他人也无权查看本属于别人的私人信息。

   还需指出的是,对公民私人事务的界定并不仅仅限于私人生活的延续。在公共场所,经常会发生一些令人尴尬或不幸的事件,比如一位穿裙子的漂亮女士被一阵大风吹起了裙子,又恰好被旁边的人用手机拍了下来。美国就有这么一个活生生的案例,在Daily Times Democrat v. Graham一案[28]中,被告方杂志社公布了记录有原告在游乐园中裙子被吹起来的瞬间的照片。此外,还有公民在公共场所发生不幸的瞬间,如Leverton v. Curit Publishing Co.案[29],被告也是一家出版社,公开了车祸现场受害者的一组照片。当前,真人秀节目盛行,很多电视台直播公共场所中发生的不文明行为,如闯红灯横穿马路、随地乱扔垃圾等,那些恰好被逮住的公民因此而陷入尴尬局面,诚然,他们的行为不值得提倡,但不能因为这些小错就认定他们因此丧失了隐私权。社会的现代化使得人类生活的公共化日益明显,但“私人生活领域的重要性非但没有随着社会公共化趋势的强化而减弱,反而越来越受到现代人的珍视,这正是为什么在现代传媒力量空前强大、生活世界的透明度不断增大的情况下,个人隐私(尤其是名人隐私)反而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个人愈发珍惜其隐私生活的基本缘由之所在。”[30]

  

   三、公共场所隐私权判定的要素分析

  

   一般而言,判断隐私侵权行为是否成立需要参考两个方面:一是公民是否对自己的隐私享有合理隐私期待[31];二是他人的行为是否有足够的正当理由。就前者而言,需要对公民在公共场所中的合理隐私期待进行深入分析;就后者而言,需要司法过程中的利益衡量。这两个方面共同构成了公共场所隐私权认定的理由。然而,理论是抽象的,实践是具体的,在个案中,需要参考哪些要素来判定公民在公共场所中也享有隐私权呢?

   1.地点要素。公共场所只是个统称,在不同的公共场所,即不同的地点,公民对自己隐私期待的认知也有所不同。从地点要素来分析公民在公共场所是否享有合理隐私期待,需着重考虑以下三种情况:首先,虽然某地点位于公共场所,但却承载私人生活、私人事务不受侵扰的功能,恰如Katz案中的电话亭,Harlan法官写道:“本案的关键不在于电话亭在其他时间段‘能够为公众所进入’,而在于当他人使用电话亭时,电话亭就成为一个临时的私人场所,临时使用电话亭的他人享有免受侵扰的自由,并且这种隐私期待是为公众所认可的隐私合理期待。”[32]公共场所中这样的地点很多,比如公共厕所隔间、商场试衣间、茶室包间,甚至汽车、行李、包裹等,都能承担临时私人场所的功能;其次,公共场所仅是一个“出入该场所均不受到实质性限制”的区域,还应当是“暴露在公众视野中”以及“对公众开放”的区域。[33]但该区域也分人来车往还是人烟稀少,在人迹罕至的地点,公民理应享有一定程度的合理隐私期待。举例而言,茂密的森林、巍峨的高山、地广人稀的草原、夜半的公交站,凌晨的公园,这些本都属于公共场所,但却因天时、地利、人和而使得情况发生变化,公民会对自己的个人信息抱有更多的隐私期待。换句话说,“当公民身处于某一特定场所时,即使该场所名义上是公共场所,但是如果该场所足够偏僻,别人在不借助科技设备的情况下,无法看到或者听到公民实施的行为,那么公民则有权主张合理隐私期待。”[34]最后,再来分析一个心理现象。众所周知,明星的私生活很容易遭受狗仔队的披露,于是,明星们往往选择去国外消遣,因为在国外,他可能只是个普通人。Alan Westin曾说,“隐私权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公民能够时不时地保持匿名状态……相对于熟人而言,公民更愿意跟陌生人分享私人事务,因为公民知道该陌生人不会再出现在其生活当中,虽然该陌生人也会做出反应,但是该陌生人并不会对公民的生活造成任何影响,也不会对公民的行为进行任何限制。”[35]该理论也被称为“陌生人现象”,而地点又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某公民身处“熟人社会”还是“陌生人社会”。就此而言,在“陌生人社会”中有限的公开披露隐私并不会必然导致他人主观隐私期待的灭亡,当公民对个人隐私的披露程度较浅时,他仍然可以期待他的隐私不受更加深入和全面的侵犯。

   2.科技要素。科技对公民的合理隐私期待影响甚巨,在《隐私权真的消失了吗?》中,Froomkin认为当下正处于一个个人信息收集技术空前的时代,科技已经让隐私无所遁形。[36]事实上,早在1928年Olmstead案中,隐私权的鼻祖Brandeis大法官就预见到:“当《宪法第四修正案》和《宪法第五修正案》被批准时,政府侵犯公民的隐私的形式是简单的,政府有效地强迫公民自证其罪的唯一手段是对公民使用暴力……但是‘时间带来变化,时间酝酿了新的形势和新的需求’,政府已能运用微妙的、影响更为深远的侵犯公民隐私的手段,科学发明和发现使得政府可以获得密室里低声交谈的内容,这比动用拷问架来获取证据更富有成效。”[37]现在,Brandeis的预见应验了,各种各样的新式摄录窃听器材让人防不胜防。

   隐私权法必须要对科技的侵入性作出回应,如果漠视这种不匹配,那公民的隐私只能陷入“裸奔”的境地。在美国Kim案[38]中,联邦调查局的探员利用一个功能强大的单筒望远镜,在距离Kim公寓四分之一英里处的一栋建筑中对他进行监控,利用该望远镜,探员甚至能读出Kim手中所持报纸上的标题。

   针对这种视觉提升能力,Kim案敲响了警钟,即,如果一位公民打开自家的窗户,那他在自己的住宅中还有多少隐私的合理期待?在私人住宅中尚且如此,那在公共场所又如何呢?如果一位公民在公园阅读一封私人信件,是不是就意味着他自愿将信的内容暴露于高科技的监控之下了?诚然,时代不同以往,对政府执法人员来说,执法的能力提升也是理所应当,但“如果政府执法人员的这种监控行为愈演愈烈,最终要以牺牲公民的隐私安全为代价,那么就只是用监控带来的隐私威胁代替了犯罪所带来的人身威胁,公民的人身安全所受到的威胁并未消除,只是从人身方面转移到了隐私方面。”[39]在面对科技的侵入性以及什么程度的科技监控能够为公众所接受问题上,未来的隐私权法必须要划出一个界线,是不是只要公众可以自由使用的技术,警察就可以自由使用?视觉提升功能的技术和视觉替代功能的技术对公民的隐私期待是否有所不同?在面对科技对公民合理隐私期待的影响方面,法律必须持立足于长远发展的姿态。

   3.社会规则。所谓社会规则,是针对合理隐私期待中的“合理”而言,合理隐私期待规则饱受诟病的一点就是它很难实证化(或者说量化),毕竟法官不可能为了某个案件就到民间搞个调研或问卷,对“合理”与否的判断实际上由审理该案的法官做出。而要想说服法官,承认公民在公共场所中亦有合理隐私期待,其方法莫过于主张其行为符合社会规则。那么,究竟有哪些社会规则可以参考呢?张新宝教授在谈到何谓敏感隐私信息时强调:“敏感隐私信息的概念是极具本土化色彩的概念,在我国进行敏感隐私信息的类型化列举时,应注意要以我国文化传统、社会普遍价值观、法律传统、风俗习惯等作为考量因素。”[40]心理学研究也表明,公民在生活中习惯于把某些特定的领域视为隐私领域,这种认知就是最初的社会规则。并且,人们关于“隐私领域”的认知也会随着社会的变化而有所不同,比如身体隐私、情感生活等。

当前,公共场所中的隐私期待呈现出“消退”与“强化”的两极态势,这看似矛盾,其实又不然。一方面,国人对公共场所中的个人隐私期待呈现出普遍的消退,主要是三个方面合力的结果:首先,科技的发展使得公民隐私的披露变得简单,成本越来越低廉;其次,政府监控以及商业化信息的收集在不断增强,每个人都无法逃避被收录进分门别类的数据库之中;再次,“真人秀”节目盛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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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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