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光:《论十大关系》文本的形成与演变及其经典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709 次 更新时间:2019-01-26 20:06:22

王海光 (进入专栏)  
“积极稳妥”是主流话语,毛泽东还曾检讨了自己的“好大喜功”思想。

  

   1957年4 月 30 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他以自我批评的口吻说,我们搞建设没有经验,有些朝令夕改,“我的脑子开始也有点好大喜功,去年三、四月间才开始变化,找了三十几个部门的同志谈话,以后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了十大关系,其中有五条是属于经济方面的”。毛泽东的讲话,当时还有一个给民主党派的传达稿,对提出“十大关系”的经济思路转变过程说得更清楚。在这篇传达稿中,毛泽东说:“有人批评共产党办事‘朝令夕改’,有一部分是这样……因为我们做工作时没有经验,常常有不合适的地方,发现了就要改,特别是工作计划,订了要改,五年计划搞出后,去年我找了几十个部长谈话,才知道搞大了些。就提出十大关系,中央与地方、轻工业与重工业、沿海与内地、国防工业等方面的比重都有所改变。今年已将国防工业减少了一些,开了一个月会,才把思想打通。”

  

   在具体工作安排上,1957年7月,由国家经委编制的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仍然在检讨1956年经济“冒进”的问题,执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瞻前顾后、综合平衡的方针。毛泽东重新提起“反冒进”问题,是在反右派斗争后的事情。

  

   从《论十大关系》的经济方针到《正处》的政治方针,都是毛泽东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而提出来的。毛泽东还讲,所谓是非关系,就是人民内部的关系。《正处》的修改稿也补充了相关内容,有关中国工业化道路的论述部分明确提出了“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但随着整风运动到反右派斗争的大逆转,毛泽东改变了《论十大关系》的统筹兼顾的政策基调,重新强调了破除迷信、多快好省的主题。这个变化与整风运动中党内外一些批评中共建设路线“冒进”的所谓“右派言论”不无关系。

  

   从根本上说,《论十大关系》的两重性涵义,中心问题就是要“多快好省”的高速度还是“综合平衡”的统筹兼顾,这实际上是国家经济指导方针的主导思想问题。周恩来等人在“反冒进”中提出来的“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 的建设方针为中共八大所接受,在以后一年多时间没有再提“多快好省”的口号。毛泽东借反右派斗争之势在党内开展的批“反冒进”,实际上批的就是强调以综合平衡、统筹兼顾为方针的“右倾保守”思想,以此确立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多快好省”的“大跃进”方向。

  

   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回溯了这个“左”右“左”的变化:“1955年12月,我写了文章反了右倾,心血来潮,找了34个部长谈后,谈了十大关系,就头脑发胀了,‘冒进’了,我就不敢接近部长了。三中全会后,我讲去年砍掉了三条(多快好省、四十条纲要、促进委员会),没有人反对,我又复辟了……反‘冒进’,六亿人民泄了气。”这与他在1957年4月30日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基调已相当不同。从毛泽东这些带有情绪性的话语中不难看出,他认为“十大关系”给“反冒进”提供了一个正当性的理由。毛泽东还严厉批评了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犯了原则性错误,要求检查那段时间宣传“反冒进”的情况,并作出规定:作为方针来讲,不能讲“反冒进”,只能讲“调整”;作为倾向来反,就把多快好省反掉了。此后,凡属政策路线上的纠“左”活动,统统都是“调整”了。

  

   计划经济的综合平衡理论来自苏联。毛泽东在批“反冒进”的同时,直截了当地批评了移植苏联工业化模式中的照搬问题。在1958年3月9日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学习苏联经验时说,建国之初,没有办法,搬苏联的东西,但不能认为非搬不可,一些部门“规章制度从苏联搬了一大批,害人不浅。那些规章制度束缚生产力,制造浪费,制造官僚主义”,“对苏联的经验,只能是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在3月10日的会议上,毛泽东又列举了各部门照搬苏联规章制度的一些问题,批评重工业、计划部门的教条主义最多,强调学习要有独创精神,“择其合乎中国情况者应用”。由此,他把《论十大关系》的提出作为中国走自己建设道路的开端标志:“1956年4月的《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十大关系中,工业和农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这五条是主要的。”

  

   在关于“十大关系”各对关系的政策方针上,毛泽东在批“反冒进”之前,强调的是关系双方的主次有别的结构平衡;之后,强调的是关系双方的“同时并举”的“两条腿走路”。如在农轻重的关系上,周恩来在1956年5月3日传达时讲的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相应发展农业、轻工业。而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重新提起了“多快好省”的口号,确定了“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同时并举”由此成为“十大关系”的主题词。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是在“十大关系”中提出的,在以前,我们也没有认识这个问题。1958年11月9日,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讲话说:“我们现在的提法是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农业并举,两条腿走路。”“两条腿走路”“同时并举”口号的提出,实际上是对“综合平衡”“统筹兼顾”方针的否定,即反对所谓“消极平衡”,实现“积极平衡”。

  

   1958年5月5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召开,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刘少奇在工作报告中代表中央批评了“反冒进”,高度赞扬毛泽东提出的“十大关系”“为实现多快好省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总方针规定了一系列的重大政策”,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就是根据“十大关系”的方针提出来的*。毛泽东在会上号召解放思想,不要妄自菲薄,不要迷信,大家“要敢想、敢说、敢做、敢为”。5月18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代表团长会上讲,他之所以提出“十大关系”,就是同苏联比较,找出一个可以搞得更快更好的方法来。从中可以看出,“超英赶美”的实际目标是赶超苏联。所谓“破除迷信”,首先就是要破除对苏联经验的迷信,而《论十大关系》正是毛泽东给全党树立起来的一个破除迷信的样本。

  

   刘少奇在八大二次会议报告中列举了“十个关系”的题目:(1)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关系;(2)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3)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4)国家、合作社和个人的关系;(5)中央和地方的关系;(6)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7)党和非党的关系;(8)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9)党内党外的是非关系;(10)国际关系。他还根据毛泽东的观点解释了这十个关系:“其中的第一项和第五项,提出了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的原则,以及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互相结合的原则。第二项和第三项,指出了必须充分利用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地集中资金在经济建设方面。第四项指出了必须正确地处理个人和集体、局部和整体、消费和积累的关系。其他的几项,主要地是围绕着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样一个在后来继续发展了的观点。”毛泽东高度肯定刘少奇的八大二次会议报告,在1960年6月18日上海会议的讲话中称这个报告“就比较一九五六年的十大关系以及后头什么多快好省那一些较为完整了”。

  

  

   为给党内高级干部提供一个完整的学习文本,1958年5月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以“绝密”件的形式,小范围印发了毛泽东讲“十大关系”报告的一份记录稿,题目是《毛主席在4月2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报告(笔记)》(以下简称“1958年中办稿本”)*。中办在印发该文件时专门注明:“毛主席在1956年4月25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没有正式记录,现将一个同志的笔记抄给你们作参考。这一笔记未经校阅,可能有错误,请勿翻印和引用原文。”这是《论十大关系》经典化过程中非常重要的稿本。从文献价值上说,该稿本是中共党内最早整理印发、最贴近毛泽东原始讲话的文本。从整理语境上说,它是在“大跃进”运动高潮时整理下发给高级干部的,比较符合毛泽东“鼓足干劲”赶超发展的思想。从文本流变上说,它是以后整理修改的一个基础稿本。以此稿本来对照此后几个稿本的异同,可以反映毛泽东经济政策思想在不同阶段的发展变化。

  

   1958年中办稿本相对完整地保留了毛泽东讲述“十大关系”时的原始内容信息。毛泽东在报告中直接评议了高岗、饶漱石、胡风、潘汉年、龙云、梁漱溟、彭一湖等十几个党内外人物,在讲述各项关系时还列举了许多具体事例。文字语言生动,议论风生,比后来的正式版本更能反映毛泽东讲话时的神情心态。《邓力群自述》用了五页的篇幅,将这一稿本与公开发表的经典文本进行了对比,对大部分删减内容作了说明,基本反映了原稿本的内容,本文不再详述。从经典化的角度看,1958年中办稿本的主要价值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具有比较宏观的国际视野。该稿本在阐述“十大关系”时,有比较明确的国际参照系,参照对象主要是苏联、东欧诸国。如在农轻重关系上,“我们没有犯原则的错误,我们比过去的苏联和东欧各国都要做得好些”;在沿海与内地关系上,“我们也没有犯大的错误,只是有些缺点”;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上,“现在全世界都在谈减少军事经费、发展和平经济的问题”,英、法、美等国也都在谈和平,“现在是和平时期,军政费用的比重太大不好”;在国家、合作社和个人的关系上,必须兼顾集体和个人,“军民兼顾”“公私兼顾”,“鉴于苏联和我们自己的经验,今后务必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在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基础上来搞积累”;等等。

  

   二是对斯大林及其政策有直接的批评。如在讲剥夺农民的问题时说,“苏联的办法主要不是经过税收、而是经过价格,他们的税收不重,但是在价格政策上把农民挖得很苦”;“由于肃反扩大化削弱了干部,由于战略指导思想是要御敌于国门之外,国内不修工事,有攻无守。结果希特勒打进来,抵抗不住,只好按孙子兵法,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一直退下来。在这方面我们都比他们那个时候强”;就斯大林本人的问题说,“斯大林对中国做了一些错事……1949、1950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那个时候,除了党内同志以外,全世界只有蒋介石一个人天天替我们辩护,不用工资,替我们做义务宣传,说我们不是铁托。说起斯大林,我们有三肚子火……我们还认为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这是维护大局的策略方针。

  

三是对“十大关系”之各项关系提出的政策背景交代得比较具体。如在讲“国家、合作社和个人的关系”时说,“1954年和1955年工业方面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很多,但工人工资没有增加,而且由于副食品涨价,有些工人的实际工资反而降低了”,所以今年准备用13亿元来增加工资。在讲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时说,“有人说我们的四级财政,实际上只是一级半(中央一级、省半级)财政,这是对我们的讽刺”,但还是承认“我们的经验还不多”。在讲党和非党的关系时说:“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不打倒民主党派,不打倒梁漱溟、彭一湖,团结所有的人在我们的周围,让他们骂我们,反对我们,只要骂得有理,不管谁说的,我们都接受。”毛泽东还评论说:“现在民主人士对中央满意,但对地方有意见,认为地方太简单,这种情况应当改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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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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