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乐:关系的负面效应与身份间消极互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2 次 更新时间:2019-01-21 23:4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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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乐  
二是实力较弱的国家对于获得安全保护的可信度与自身承受成本的权衡。(29)对于联盟主导国来说,其能否进行有效的盟国约束是不对称联盟管理的重要方面。(30)此外,强盟主对弱盟友的谈判能力则是解释不对称联盟转型成败的必要条件。(31)因此,在不对称联盟的不对称互动中,其不稳定关系的诱致因素就来自两个基本方面:盟主失效的联盟管理与盟友战略自主性的提升。由此,就产生了联盟政治中的承诺难题与克服这一问题的双重再保证战略。(32)

  

   二、身份间消极互动的逻辑

  

   由于关系具有正负两面性,因而关系的作用效能就兼具获得收益和保险的正面效应以及承担代价和风险的负面效应。同时,关系的双重效应又全面渗入并深刻影响着行为体之间的身份认知与社会互动。关注关系的负面效应有助于我们理解行为体之间相互弱化彼此身份认知的消极互动。

   (一)身份错位

   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从社会性的分析维度入手,将国家身份区分为团体身份(corporate identity)与社会身份(social identity)。(33)其中,前者是指构成行为体的内在特质和核心特征,因而是非社会性的,它的存在并不依赖于他者;后者则是指行为体从他者视角出发赋予自身的一组意义,因而是社会性的(34),它的存在就基于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交互关系(35),即特定身份与其反向身份(counter-identity)之间持续稳定的互动。(36)据此,作为在自我与他者对各自与彼此的定位及确认过程中产生差异和分歧的错位(mismatch)就有可能成为行为体之间社会身份互动关系中的一个关键词。(37)特别是考虑到关系具有负面效应,因而被关系所联结的行为体之间也就更容易形成彼此失配的错位身份。

   由于客观认知环境的变动性以及主观认知能力的有限性,行为体的身份认知过程并不总是一致、平衡和协调的,因而经常会出现主我(I)与宾我(me)之间的自我身份认知失调以及自我与他者、自我与社会结构之间的社会身份认知失调。例如,当结构变动与群体价值变动出现快慢不一的交错搭配时,就会出现错位互构所导致的结构紧张。(38)与此同时,身份(存在×地位)作为一个静态概念,其能动性就表现在角色扮演上。角色既是一种规范,框定了行为体的权利与义务;它同时也暗含一种行动,且这种行动的参照是他人的期望。(39)因此,可以将身份错位(identity mismatch)理解为一种基于关系双方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共同面临的角色冲突(role conflict)(40),即一对行为体虽然处在共同的身份框架之中,但却对其内涵要素自相采择,对于自身与对方所应扮演的角色各持己见,导致无法同时相互满足彼此的角色要求。具体来说,身份错位表现为特定身份与其反向身份彼此之间的角色规范不协调与行为预期不匹配。

   无论是在身份认知上的结构错位还是在角色扮演上的区别规范与差异预期,它们都只是行为体之间在观念层面所产生的龃龉和失调。由于观念因素必须通过社会实践才能发挥作用和产生影响,因而身份认知是否吻合也就只有通过关系互动才能够得以确证或否证。

   (二)互动失衡

   区别于非人类生物体互动中近乎固定、机械而本能的“刺激—反应”模式,人类的互动是有意义的,因而对同一认知对象呈现出的是“刺激—机体—反应”模式的行为过程与主体差异。(41)在此基础上,任何关系的社会互动都有其相应的方向和强度。根据互动方向的一致与否以及互动强度的高低程度,二者经过交互作用后可以在这种比较维度上形成社会互动的四种基本模式,如表1所示。

   第一,浪漫互动。它是指互动方向一致的低强度互动。在这种互动模式下,行为体之间由于互动方向保持一致且处于较低程度的互动强度,因而会对这种“生疏却默契”的关系互动进行彼此赋魅,从而营造一种浪漫的互动氛围和关系想象。

   第二,扫兴互动。它是指互动方向不一致的低强度互动。在这种互动模式下,行为体之间由于互动方向并不一致且处于较低程度的互动强度,因而会对这种在短暂的互动过程中所出现的难以配合与不甚协调的状态产生一种低于预期和大失所望的情绪体验,从而形成一种扫兴的互动结果。

   第三,均衡互动。它是指互动方向一致的高强度互动。在这种互动模式下,行为体之间一方面维持着较高程度的互动强度,另一方面也通过分歧治理和关系复魅的双重实践使得彼此的关系互动在高强度交往催生的关系祛魅之后,仍然得以维护和保持彼此一致的互动方向,进而确立和进行一种均衡稳健的社会互动。

   第四,失衡互动。它是指互动方向不一致的高强度互动。在这种互动模式下,行为体之间虽然相互保持着较高的互动强度,但是由于彼此错位的身份认知,它们在互动方向上并不完全一致。因此,这种高强度但不一致的互动关系是失去平衡的,处于一种波动、失衡的互动过程和状态。

   以上社会互动的基本模式分别反映了关系互动中四种不同的过程和状态,它们也分别指向了各自阶段性的互动结果与下一步的关系发展。对于失衡互动来说,由于它复合的是不一致的互动方向与高强度的互动程度,因而它指向的是一种既不想颠覆当前的互动强度,又不愿为彼此不一致的互动方向所累的关系困境。

   (三)关系困境

   如前所述,失衡互动将会导致互动双方围绕关系的疏密程度而陷入两难困境。首先,不一致高强度互动的直接影响就是互动双方都认为自己被过从甚密的关系所限。其次,由于两者都不希望彼此之间的互动强度就此衰微,因而也力图避免双方之间的关系由此疏远。

   具体到不对称互动中,由于强权方与弱权方对于彼此关系维持与结束成本的掌控和承受能力有别,因而两者在不一致高强度互动的关系困境中所面临的处境亦各不相同。其中,“被束缚”与“被抛弃”是弱权方所面临的关系困境,而“被牵连”与“被离心”则是强权方所面临的关系困境。

   第一,被束缚。寻求自主性是自我意识觉醒后的必然产物。因此,无论是互动对象在主动意义上的约束还是在被动意义上的制缚都会被自我彰显的主体所拒绝和规避。同时,由于不对称性在关系互动过程中的作用,弱权方显然欠缺逆转被强权方束缚的能力与可能。因此,在弱权方看来,如果与强权方在失衡互动后继续维持过高的关系度,那么势必导致自己承受被束缚的风险和代价。

   第二,被牵连。关系是相互的,作用也是彼此的。在强权方对弱势方构成束缚的同时,也有可能被牵涉和卷入后者所制造的冲突与麻烦之中,如第三方陷阱。(42)因此,在强权方看来,如果与弱权方在失衡互动后继续维持过高的关系度,将会导致自己承受被牵连的风险和代价。

   第三,被离心。离心本质上是一种淡漠疏远的关系过程和状态。在关系管理中(特别是以联盟管理为代表),如何保持关系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是其中的重要方面。由于不对称性在关系互动过程中的作用,弱权方对于关系的走向显然不具有决定权,但这并不是说弱势方就是无可作为的。事实上,弱者也具有进行非对抗性抵抗的韧武器。(43)因此,在强权方看来,如果弱权方与自己在失衡互动后寻求回落关系度,那么将会导致自己承受被离心的风险和代价。

   第四,被抛弃。抛弃是指关系的硬性退出与强制终结。由于不对称性在关系互动过程中的作用,强权方比起弱权方对于关系结束代价的承受能力往往更高,也相应地掌握着更多的主动权。因此,在弱权方看来,如果强权方与自己在失衡互动后开始降低关系度,那么势必导致自己承受被抛弃的风险和代价。然而,这并不是说关系困境将是身份错位的终点和宿命。如果互动双方能够对此加以身份复位的关系管理,即协调修正和重新锚定彼此之间的身份认知和角色期待,就有可能实现在正位身份(即吻合一致的身份内涵与相互匹配的角色扮演)基础上的均衡互动,保持相对优态的关系状况从而避免关系负面效应的持续发酵、防止身份间消极互动的进一步加剧,最终促进身份间积极互动的实现。当然,优态关系的达致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一旦互动双方的关系经营不善,关系身份就会由于身份失位的存在和影响,而重新处于错位状态。

   (四)解释机制

   通过以上梳理,我们得出关系的负面效应作用于身份间消极互动的逻辑关系。这一逻辑链条的解释机制是:关系的负面效应引发特定身份与其反向身份之间产生角色规范不协调与行为预期不匹配的身份错位,导致关系双方在不一致方向上高强度往来的互动失衡,最终使得互动双方围绕不对称关系的疏密程度而陷入强权方担心“被牵连—被离心”、弱权方忧虑“被束缚—被抛弃”的关系困境。这一逻辑链条可以更加简练地表述为:身份错位→互动失衡→关系困境。与此相对,它的反向路径是:身份复位后的身份正位→互动均衡→关系优态。由此,就形成了一个理解身份间积极—消极互动的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身份间积极—消极互动的分析框架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实线表示既定身份的互动逻辑,虚线表示偏离身份的纠正逻辑。

   为了对这一分析框架的有效性进行检验,笔者将以美国与巴基斯坦的不对称反恐联盟为研究对象,分析反恐议题主导下两国安全关系的不对称互动,完成对于上述解释机制的案例佐证。

  

   三、美巴反恐联盟中的身份错位、互动失衡与关系困境

  

   基于冷战时期的国际格局变化与相互的安全利益需求,美国与巴基斯坦(以下简称美巴)在1954年至1965年和1979年至1989年曾有过两段密切的安全合作期。(44)冷战结束后,“九一一”事件对美国造成了“物理—心理”层面难以磨灭的双重冲击。进而,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相继发动了两场地区战争。作为中南亚(45)地区的重要国家,同时也是受到恐怖主义严重威胁的地区国家,巴基斯坦自然是美国推进国际反恐所要争取的关键对象之一。可以说,21世纪以来美巴安全关系的一个核心议题就是反恐怖主义。为此,两国建立了加强军事合作和安全关系的反恐联盟。2004年3月,时任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Colin L.Powell)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访问时曾表示,“美国视巴基斯坦为美国的非北约主要盟国”。(46)

   但是,由于美巴不对称性反恐联盟的基本特征(47)、双方迥异的安全环境以及不甚一致的安全利益,两国安全关系的负面效应显著,引发双方在两国反恐联盟中的身份错位,导致双边安全互动失衡,两国安全关系陷入发展困境。

   (一)美巴反恐联盟中的身份错位:议题伙伴还是安全盟友

   基于反恐的共同利益,美巴结成了由反恐议题主导的安全联盟。但是,美巴却对这一议题联盟的身份有着相互错位的身份认知,具体表现在双方就彼此身份是议题伙伴还是安全盟友的观念分歧与认知失调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角色规范不协调与行为预期不匹配。

对于美国来说,其在美巴反恐联盟中的身份认知主要锁定在议题政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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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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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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