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颖:法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所获赔款的分配方案

——以法国外交部档案为基础史料的考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90 次 更新时间:2018-12-14 00:2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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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颖  

资料来源:Archives du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Mémoires et documents,Chine,volume 11,pp.71—76.

  

  

四 分配方案所展现的一些深层次问题


   法国外交部档案馆所保存的有关法国对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所获赔款进行分配的档案,记录的并非是全部赔款的具体去向,而是在除军费外的100万两的框架内,法国政府是如何进行划分的。但从这部分赔款的分配方案由酝酿到最后成行的过程中,已经可以发现其背后所隐藏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

   (一)所谓的战争赔款其实是对清政府的敲诈勒索

   《北京条约》中,法国提出了800万两白银的赔偿要求,并明确说明700万两用来补偿战争中军队所遭受的损失,100万两(即750万法郎)用来赔偿受到损失的法国商人、受法国保护者及传教士。而从法国政府对该笔资金的分配方案中可以看到,支出的赔偿金额总计3810206法郎,只是所获赔款数额的一半。其中有相当大的比重并不具赔偿的性质,而是法国政府对在华的遣使会、外方传教会和耶稣会等天主教修会的资助。

   《北京条约》中所规定的赔款数额远远高于法国在战争中的损失,赔偿事务委员会在会议中也曾多次提到这一点。如1862年6月25日和7月4日的会议记录中都曾这样记载:“外交部可以支配的金额,即中国应赔偿法国的六千万法郎的八分之一,数额巨大,远超过相关人员应得的赔偿。为了符合谈判者本身的意图,也为了援助我们的传教团、改善法国驻华政治机构和领事馆的条件,以赔款或援助名义所发放的资金的剩余部分,将由外交部支配用来资助我们在中国的官方机构。”(17)在1862年7月24日葛罗给外交部长的报告中也曾提到:“我负责和平条约的谈判,也负责确定中国政府要赔付给法国政府的,由法国政府专门用于赔付法国公民及其保护者、传教士和被保护机构的金额。同时,我也了解我们非常希望在中国修建更多的宗教和政治机构,所以我根据所收到的命令的精神,要求中国政府支付的赔款总额远超过法国公民及其保护者所遭受的物质损失。”(18)由此可见,法国在《北京条约》中所要求的800万两白银的赔偿数额,其实是对清政府所进行的一场大规模的敲诈勒索。法国政府利用这笔赔款不但安抚了本国的商人和教士,更是从中赚取了大笔钱财,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对中国人民的无情掠夺的基础之上的。

   (二)法国对天主教尤为保护和支持

   法国外交部经过一系列磋商,向相关人员及机构总共分配了4879654法郎。其中拨付给法国天主教会的数额相当惊人。遣使会获得了1208000法郎、外方传教会获得了600000法郎、耶稣会获得了300000法郎,光这三个修会所获得的经费就高达2108000法郎,几乎占了全部支出的一半。

   法国政府对在华天主教修会如此慷慨并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在19世纪的中国,法国对宗教的热情是其他西方国家所不能比拟的。1844年的《黄埔条约》便规定了允许法国人在五口建堂礼拜。1858年的《天津条约》又规定了凡备有盖印执照安然入内地传教之人,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1860年的《北京条约》又迫使清政府同意天主教自由传播并赔还教产。法国甚至还获得了一项奇怪的特权,可以为各国籍的天主教教士发放护照,无论是比利时人、意大利人、爱尔兰人、奥地利人还是西班牙人,都要持有法国护照,并依赖于法国外交官和领事。而当这些传教士跟中国人发生冲突时,也要向法国公使或领事提出抗议,由法国人负责处理与总理衙门或其他相关机构的所有问题。(19)

   法国政府如此厚待在华天主教势力,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这是源于法国国内的政治需求,也就是拿破仑三世统治的需要。路易·波拿巴与国内保守的天主教派在1848年的总统选举中结成政治联盟。为了满足天主教派首领的要求,也为了赢得宗教界的选票,他发表声明,主张宗教、家庭和财产是社会的基础,宣誓保证支持信仰自由、教育自由和恢复教皇在罗马的权威。在选举取得胜利后,他又采取了一系列支持传教事业的举措,如任命天主教党人为公共教育部长;1849年出兵罗马,恢复教皇对罗马的统治权力等。(20)所以,法国极力支持在华传教势力是这一系列举措的延续,是由法国国内当时的政治气氛所决定的。另一方面,这是和法国的对华政策紧密相关的,即法国希望通过扶持在华天主教势力以扩大其影响力。博埃尔(Paul Boell)对此作了透彻的分析,他认为法国既然在商业领域无法与英国相抗衡,便寄希望于传教士保护方面的影响力,以期抗衡英国靠商贸获得的政治影响力,同时也是为了压制中国。换句话说,法国外交界将传教士们看作宝贵的影响力中继站,他们是分布在外省的唯一同胞。(21)

   法国政府大力资助在华天主教修会的同时,也对他们赋予了很高的期望,这在这些外交部档案中也有所体现。如1862年6月25日,葛罗在赔偿事务委员会会议上就曾抱怨传教士们的工作:“这些经费将会以援助的名义分发给在中国传播天主教教义的传教团,但明文的条件就是,在每一个宗教机构,教堂、学校、修道院或医院,神父们都要向他们觉得最聪慧的中国年轻人教授法语。到目前为止,如果我没弄错的话,耶稣会和遣使会并没有传播我们的语言。我在上海的学校时曾不经意间问起这个问题:‘你们为什么不向大多数学生教授法语呢?’但得到的回复闪烁其词,模棱两可。”(22)在1862年7月5日的会议上,葛罗又重申该问题,并建议外交部有所行动。“主席先生还提到,他在现场发现,法国传教士并不教授中国孩子法语,只教授讲授教理者拉丁语,他想建议外交部在通知各修会领取资助时,强烈要求各修会将法语教学引入他们的学校,该举措的政治影响力不言自明。”(23)可见,法国政府希望传教士们在扩大法国影响力方面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

   (三)该笔赔款为法国进一步侵略中国提供了帮助

   在《北京条约》的赔款当中,法国外交部总共资助给驻华机构1069488法郎。其中拨付给北京公使馆276284法郎(另外拨付修缮公使馆人员的返程费用10628法郎)、上海领事馆325000法郎、广州领事馆50000法郎以及广州商行407 536法郎。

   对于外国公使驻京这个问题,清廷原来一直非常排斥,主要是“恐惧外国使节驻在清王朝的政治中心进行要挟和勒索”,(24)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才不得不吞下这颗苦果,被迫接受英法的城下之盟。《中法天津条约》第二款规定:“凡有大法国特派钦差大臣公使等予以诏敕前来中国者,或有本国重务办理,皆准进京侨居,按照泰西各国无异。”(25)1861年3月25日,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到达北京,清政府为之提供了官邸,而《北京条约》的赔款又为之提供了修缮的费用。除了公使馆,多地的领事馆也在这笔赔款当中分得了一杯羹。在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的过程中,法国公使及各地领事作为法国政府在华的代表,正是法国侵华政策的直接执行者。法国政府利用清政府的赔款来进一步资助壮大其在华外交机构,对法国而言是放长线的无本买卖,对清政府来说则是恐吓威逼之下的自掘坟墓。这些通过吸食中国人民血汗膨胀起来的外交机构,反过来却变本加厉地侵害中国人的权益,为法国后来在政治和军事上进一步侵略中国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此外,法国政府还为在华洋行拨付了经费。为法国资产阶级寻找海外市场和原料产地,这是法国发动侵华战争的一个重要目的。因为19世纪60年代的法国基本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随着经济发展的需要,第二帝国迫切需要寻找海外市场,和远东建立贸易上的联系。而要实现这一目的,洋行是一种必要方式和工具。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在华洋行在不平等条约的袒护下,在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扩张和掠夺。可以说,法国政府对在华洋行的资助进一步便利和加速了他们对中国的经济侵略。

   总之,法国外交部档案馆所保存的有关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所获赔款分配的档案,见证了法国侵华的历史。法国通过武力威胁和外交敲诈,向清政府勒索了远远超出其实际损失的巨额赔款,并将其中的一部分作为运作经费拨付给其驻华传教团、外交机构和洋行。这些史实从客观上反映出了法国在政治、文化、宗教以及经济等领域全面侵入中国的路线和以华侵华、以战养战的思路,充分暴露了法国侵略者入侵中国的真实意图和目的。

   ①Jean Baptiste Louis Gros,Négociation entre la France et la Chine en 1860,Paris:Dumaine,1864,pp.171—172.

   ②中国学界研究第二次鸦片战争赔款的代表性成果,主要有康大寿、陈国勇:《近代中国的对外赔款》,四川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王年咏:《近代中国的战争赔款总值》,《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陈国勇:《试论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对外赔款的几个问题》,《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任智勇:《中英、中法〈北京条约〉赔款的偿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7年卷)等。

   ③该部分档案主要为Archives du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Mémoires et documents,Chine,volume 11(法国外交部档案,回忆录与文件,中国,卷11)。

   ④Archives du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Mémoires et documents,Chine,volume 11,pp.29—31.

   ⑤1两白银相当于7.5法郎。

   ⑥Archives du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Mémoires et documents,Chine,volume 11,pp.32—35.

   ⑦Archives du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Mémoires et documents,Chine,volume 11,pp.36—38.

   ⑧Archives du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Mémoires et documents,Chine,volume 11,pp.6—28.

   ⑨Archives du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Mémoires et documents,Chine,volume 11,pp.44—46.

   ⑩Archives du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Mémoires et documents,Chine,volume 11,pp.38—43.

(11)Archives du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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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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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林》2017年 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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