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缪尔·毕尔:观念、行为与制度

——政治科学的现代性根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76 次 更新时间:2018-12-13 01:0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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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缪尔·毕尔  

   政治文化概念恢复了政治哲学与政治行为之间日渐消失的纽带。政治文化中的观念不仅可由政治哲学引申而来,而且体现为人的动机从而规定政治行动者何事可为。这类对行为施加激励和约束作用的因素的实体形式便是政治制度,但政治文化本身并非制度。政治文化是有关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的一套体系并由各种制度呈现出来,而后者才是有意行为的实际模式。

   3.自由主义的宪法

   应该如何理解国家制度的运行方式?国家制度能否如自由主义所承诺的那样,在调动自由心智力量的同时防范其固有的风险?担负这一综合任务的制度通常称为宪法。所有政府在实施权力的方式和目的上均呈现出一定规律性,因此可以说任何政府皆有宪法。作为术语的宪法有时仅指政府架构、政府模式或政治体系,而宪制的含义更为丰富。宪法还意味着权力的实施方式应遵循某种意图,也就是让政治体系中各类从属性制度的规则符合一套总的规则体系,并由其调节和授权。总而言之,宪法是一系列制度中的根本制度。

   自由主义的宪法的首要任务是培育怀特海所言的创化进程,鼓励与之伴生的多元主义,不断催生多种多样的观念和利益。然而,自由主义的这些想法却蕴藏着与生俱来的双重危险。首先,多元主义往往自讨苦吃。这样的结果不但出乎意料,而且被等级体制中的优胜者指责为这是民主政治引发的不可避免的祸害,现代博弈论则视之为“多人囚徒困境”。多元主义的缺陷不只表现为那些可憎的个体或集体行动者,更在于强调让众多成员做出决策,从而导致结构性力量迫使决策参与者违背他们的共同长远利益。过度的民主回应产生支离破碎而墨守成规的政策,这对创化进程造成极大阻挠。自由主义的宪法通过规定一系列协调性措施来规避这类危险。对宪法此项功能的思索占据了我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的英美制度研究,并使我集中关注作为制度的政党与政党体系如何对多元且众多的自由心智进行聚合。

   自由主义的宪法还可能开启一条不归之路,同多元主义造成的停滞不前、支离破碎和墨守成规相比,这一点为祸尤烈。我们这一代人亲历了这种可能性,亦即大萧条时期混乱无序所引致的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对体现现代自由的政治文化大张挞伐,但前者本身其实正是现代自由的产物。现代自由这种自取毁灭的企图,有些是胎动腹中的想法,有些则在现实中达成所愿,它们实际上是基于种族或阶级的强制性联结,并非符合自由主义国家创化进程特点的社会联盟。对后者成效的思考,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一直贯穿我的研究。

   4.审议民主与有限共识

   自由主义的宪法如何应对多元主义自取毁灭的倾向?英国与美国的比较政治研究向我们揭示了什么?战后英国集体主义政治体制由多数至上转变为趋同一致。围绕平等与不平等、公共选择与市场选择等价值的分歧依然存在,但两党以声势浩大而公之于众的选举及议会斗争处理这些分歧。在此期间,工党与保守党的偏好很大程度上发生了转变,政策主张亦趋于一致,两党长期相安无事。虽然政党轮替让一时在野的少数党有望等待时机再执权柄并根据本党利益推行政策,但人们往往更期待那些顾及全局和安宁稳定的结果。战后英国两党各自经历了改弦更张的阶段,最后共同接受了福利国家与管制型经济。

   这样的结果是出台了一套更连贯有效的政府行动方案。对权力的竞逐驱使各政党为了上台执政和赢得议席而适应实际状况。然而,从两党自身的集团形成与文化脉络来看,实现趋于一致的结果并非不可能。此时一种集体思维正在进行,再次展示了现代自由主义通过不受拘束的论辩获致真理的基本特性。我追踪了这场由英国政党修正主义议题引出的旷日持久的“反思”论辩,发现人们只能在审议民主的程序上达成有限共识,政策偏好会在修正主义获得胜利时发生转换。

   5.英国与美国的政党政府

   在美国观察者的钦羡眼光中,英国战后取得政治成就的关键原因是其“政党政府”。我注意到英国政党的内聚力正在显著增加,于是在1957年将威斯敏斯特模式概括为:势均力敌的两党竞争,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中团结一致的党派成员,基于各具特色公共哲学的政府纲领,两党制大体对应选民偏好的二元性。这些都发生在集体主义政治体制的全盛时期,选民的确倾向于从工人阶级或中产阶级的立场思考问题并采取行动,他们对政党的偏好自然同阶级立场密切相关。对于具有二元性特点的选民来说,两党制有利于他们做出更有效的选择,也能让政府综合多数意见推行连贯政策。

   美国学界对政党政府的兴趣可追溯到威尔逊写于1885年的《国会政体》。1950年,美国政治学会发表名为《迈向更加负责任的两党制》的报告,其中蕴含的上述逻辑再次激发人们对政党政府的诉求。在美国,众多观察家、政治人物与大学教授相信这些措施可使政党体系更具凝聚力并打破利益集团多元主义引发的困局。

   罗斯福新政模式或多或少带来光明前景。罗斯福晓谕人们应指望他和华盛顿特区处理经济和社会问题,于是传统型、乡村型及群体型选区的重要性让位于更多侧重城市和阶级利益的选民阵营。然而,新政修辞并未受到阶级语汇框定,美国在这一点上不同于英国及其他工业化国家,后者经历了经济崩溃,也见证了社会主义政党对工人阶级的明确认同。新政有一套清晰连贯的公共哲学,但这并非自由主义信条,而更接近社会自由主义,这也是当时美国改革者心目中的典范。罗斯福新政方案被杜鲁门与艾森豪威尔秉承,并被当成美国两党制趋同的一个例证。但美国历届政府都无法像英国那样,能够统率占据立法机关多数席位的本党可靠议员。无论过去还是目前,美国政治的协调机制是总统的领导权而非政党政府。

   6.宪制的重要作用

   导致上述不同结果的关键因素是两国宪制的差别。政党组织与阶级结构虽然发挥影响,根源却在于美国权力分立同英国权力融合有着显著不同。英国内阁不仅行使领导政府各部门的行政权力,还掌握决定法律通过和征税的立法权。相比之下,美国总统尽管在国情咨文中阐述即将推行的政策措施,但其真正落实的可能性其实很小。

   英国议会的立法权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然而权力经过融合并汇集于内阁手中以后,内阁能够决定立法意向并行使法律意义上的最高统治权。内阁政治遵循的规范不同于美国宪法对政府权力所作规定,它不是法院强制实施的法律,而是有效发挥约束和激励作用且不可或缺的一套惯例,历经数代之久延续至今。选民反映出新的多元主义特点,议会内的个人主义趋向日渐高涨,因而议会下院为其信任的旧式内阁授予某种融合性权力,民主化渗入旧的集权体系的制度规范当中。内阁政治和首相权威展示其柔韧灵活时,其中刻板僵化的方面也存留下来,所以英国宪制因其协调性功能,为相异立场的各方所接受。实际上,历史传统下的政府与反对党二元权力格局,让英国宪制足以包容各类认知与偏好从而支撑本国两党制。即使变动不居的政治文化重塑了政党体制与集团行为,作为根本制度的宪制仍使它们适合自己历久弥新的轮廓。

   美国宪法更富于民主色彩,规定人民拥有最高统治权。美国宪法各项规范表现出极大刚性与耐力,这些规范不只取决于文本修订与司法解释,还像英国宪制那样取决于各式新旧惯例。美国宪法发展的最大变化无疑是总统权力大幅扩展。按照宪法文本,总统不过是和平与战争期间国会及最高法院决定的执行者。罗斯福总统在国内及外交事务中的作为不啻于重大经济革命和宪法革命,但这并未伴随宪法正式修订以及来自司法部门的阻力。罗斯福及其继任者逐步确立了“帝王般的总统制”,总统权力每次增强都为下次埋下伏笔,而整部剧情更像一项惯例而不是司法解释或宪法修订。美国宪法体系中行政、立法、司法权力虽曾发生转移,但宪法文本未具体申明的权力分立原则却生生不息,由此可以看出美国宪法体系的根本惯例同英国宪制的权力融合截然不同。改革者尽管付出巨大努力,但美国政策是由总统而非政党政府制定的。

  

三、政治观念与国家模式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政府失效,让英美战后集体主义的成功故事走向破灭。英国政党政府与美国总统政治的协调性权力被自讨苦吃甚至自取毁灭的多元主义压垮,所以当1982年《英国反对英国》出版时,我把“集体主义的政治矛盾”作为该书的副标题。

   财政与经济领域的政策失控导致大量预算赤字和严重通货膨胀。借助理性选择理论,我首先认定这些问题源自国内集体主义体制,因为如此众多的决策者实际上无法做出集体决定。除此之外,集体主义的失败更有其深层原因。两国战后政治文化从集体主义态度向个人主义态度的转变,同政策运动从公共选择向市场选择的转变相得益彰。因此当中间偏左的反对党再次夺取权力时,克林顿与布莱尔都接受这一新的愿景,用近乎相同的修辞称赞“大政府的终结”。尽管如此,他俩仍试图对个人主义和市场选择予以改造并称之为第三条道路。

   在英国,撒切尔清除了保守党纲领中托利主义式的父爱温情,这同布莱尔清除新工党纲领中社会主义成分有异曲同工之妙,都反映出新的政治文化指向。其结果就是产生了有着显著美国化标记的英国政治制度与公共政策。与之相反,美国政治在战后初期呈现出强烈的英国化特点。

   1.国家的宪法

   对理解政治制度来说,上述事件给我的基本启示是,自由主义宪法除了发挥协调性功能还具有整合性功能。审议民主的集体思维可以调和利益集团多元主义的多样化偏好,但问题是由哪些人以及如何实现这一点。当谈及“人民”统治时,并没有讲清楚哪些人才是人民。启蒙运动激进思想家假设人类全体都可纳入人民范畴,但政府的形式与政府的构成无疑并不相同。那些一致赞同自身政府形式的人们,也会时常发生激烈冲突,对哪些人可被纳入管理主体看法不同——前者是民主问题,后者是国籍问题。根据美国宪法,人民统治的政府有望是实现人民利益的政府。正由于拥有自己的国家,我们才得以发现自己的认同感与目标,这种认同感与目标告诉我们是谁以及该如何对待自己,就像美国宪法宣称的“我们美利坚人民”寻求“建立一个更完善的联盟”。

   2.三种国家模式

   有多种方式可以把个体充分联结起来,形成自我管理的联合体。一种是基于不得相互伤害的自由主义契约,它主张建立并支持能保护所有人权利的政府。另一种是更贴近现实的社群主义模式,它认为建立在同情心和归属感之上的相似行为与相通情感,能够把国家成员凝聚起来。由于社群主义民主难以包容多样性,它在个人及集团层面上威胁创化进程的实现。第三种是被我称为社会自由主义的模式,它结合了共同文化和多样性承诺等诸多优点,认为国家的建立也是人群多样性整合为人群互补性的过程,成员彼此适应并组成更具包容性的整体。这个过程可用活体(a living body)概念作为类比物,“有机社会”概念则有助于理解蕴含于社会联结中的自由、平等、民主和激情。需要强调,公民之间的互动不仅是外在的和工具性的,还是内在的和构成性的,对公民相互转化并聚合为统一整体而言起到创化进程的作用。

   要成为第三种国家的成员,必须在观念上以及柏克所说的“公共情感”上融为一体,公共情感涵盖恐惧、欢乐、自豪、羞耻、愤怒、奉献与厌恶。所有国家成员并非每时每刻都像面对肯尼迪总统遇刺时表达悲痛或经历“九一一”事件时感到极度震惊那样,以相同方式对事件做出回应。大部分时间,某些美国人会对其他美国人自豪不已的事情感到羞耻,例如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引发的国内纷争。但不管是羞耻还是自豪,它们都来自共同的国家观念。如果你不爱自己的国家,自然也不会为它感到羞耻。

   3.布莱尔的新国家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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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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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 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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