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玮:从“优势论”到“优先论”:冷战后美国对外政策思想的演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3 次 更新时间:2018-12-07 21:4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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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玮  
至少部分地验证了他们在冷战初期对国际形势的预判。尽管欧洲没有回到无序竞争的状态,亚洲也还没有出现“大国政治的悲剧”,但是,军事冲突的风险却是现实的存在。特别是经历过20世纪90年代的朝核危机、南海危机和台海危机之后,即使相对温和的战略理论家也认为,大国对抗的现实可能性依然存在。

   在2000年美国大选中,小布什以微弱的选举人票优势击败对手,在充满争议的政治妥协中当选为美国总统。小布什政府的对外政策团队几乎照搬老布什政府的班底,沃尔福威茨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的思想深受德裔知识分子特别是列奥·斯特劳斯(Leo Strauss)的影响。作为流亡犹太人的后代,沃尔福威茨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标签,以“基辛格的对立面”(Kissinger’s opposite)自居。他的思想糅合了单边主义者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和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的不同方面,自认为是“讲原则的现实主义者”(principled realist),也是“实用的理想主义者”(pragmatic idealist)。

   小布什入主白宫后,沃尔福威茨成为白宫第一谋士。他的官方职务是国防部副部长,但他的影响不止于此。长期以来,他一直主张在伊拉克实现政权更替,从而纠正老布什政府在海湾战争中犯下的错误。九一一事件的爆发强化了沃尔福威茨等保守主义者的认识。在他们看来,只有挫败对自由的威胁,自由才能得以生存。因此,“先发制人”就成了一个信条。随后,美国将反恐战争扩大化,以莫须有的罪名发起了对伊拉克的入侵。

   保守主义者重视强制外交,是因为他们认为,这可以充分地反映和有效地反哺“美国优势”。主动发起合作当然也可以反映美国的优势,但需要承受提供公共产品的巨额成本。直观地来看,强制手段简单有力,而协调手段费而不惠。如果美国可以自主采取行动,尤其是实施强制行动,则美国的优势地位依然存在。反之,一旦美国被迫在个别领域承认现状的改变,则“美国优势”将面临局部的威胁。如果美国不得不在多个领域接受现实,则意味着美国的优势地位会受到整体性威胁。

   局部威胁可以通过重申博弈规则的方式加以消除。在这里,所谓博弈是指主导者和挑战者之间就地位展开的博弈。所谓博弈规则,是指现行国际体系中规范竞争的行为依据。由于现行国际体系是由美国主导建立的,它总体上反映了美国的战略利益。在冷战结束后初期,只要美国把一个国家定义为秩序挑战者,就会对这个国家形成安全压力。海湾战争中,美国对伊拉克进行了“惩罚性威慑”。台海危机中,美国对中国进行了“拒止性威慑”(deterrence by denial)。在经贸领域,无论欧洲一体化进程,还是亚太经济合作,都没能排除美国的利益。

   整体威胁则需要通过重塑博弈结构的方式加以应对。进入21世纪,构成“美国优势”的要素开始发生变化。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对伊拉克的入侵将美国与欧洲盟友的矛盾公开化。之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加剧了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的焦虑。非西方世界的群体性崛起,特别是中国的迅猛发展,刺痛了美国敏感的神经。公共讨论的话题从美国优势能否延续,逐渐过渡到新一轮“美国是否在衰落”的争论。近来,美国在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后并无实际作为,对中国在南海的行动也没有强力回应,对中俄在安理会联手否决涉及叙利亚的决议束手无策。在经贸领域,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倡议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也被认为是替代性的而非补充性的秩序和机制。

   至此,美国认为自身的地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如果美国不维持高效的机动力量,难保俄罗斯兼并克什米尔的事件不会重演,难保美国的领导威望不会再一次受到挑战。上一次台海危机的爆发,已经让美国有了卷入一场“非意愿战争”的担心。如果未来面临同样的环境,美国当如何加以应对?经济上,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和中国的“走出去”战略也引起了美国的警觉。处在国际形势大调整的洪流中,美国将做出怎样的应对?

  

六、保守主义者对美国地位的重新定位


   历史上,美国的主导地位也曾受到严重挑战。按照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家、普林斯顿大学荣休教授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的说法,“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受到各国经济恢复、日益加强的欧洲联合力量以及日本经济快速发展的挑战。”基欧汉关心的是在没有霸权的情况下如何组织国际合作。基欧汉相信,国际机制可以取代霸权,提供国际秩序,促进国际合作。他以20世纪70年代持续存在的国际合作,来说明霸权的衰落并不必然导致秩序的混乱。简单地说,基欧汉积极寻求的是“国际协调”的解决方案。

   这种方案一度很有说服力,特别是伊拉克战争让美国各界认识到,维持霸权领导方式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因而最终是不可持续的。战争给美国造成巨大的财务负担,这也让“不干傻事”“巧实力”等提法深得人心,于是也就有了奥巴马政府加强国际合作的政治实践。在气候治理领域,中美两国实现了高水平的合作。在国际经济体系的转型方面,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也做出了一些让步,从而实现了国际金融机构中投票权向新兴经济体的转移。这一时期甚至还出现过“中美共治”的概念。与之相对应,中国也发展出“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中美关系似乎进入了良性互动、协同演化的健康轨道。

   然而,“自由主义的敌人”在不遗余力地贬低国际合作。尽管他们承认合作能够带来“绝对所得”(absolute gain),但认为各国更重视“相对所得”(relative gain),这就使得合作难以形成。确实,在批评者看来,奥巴马政府太过寻求合作,从而形成了对外妥协的姿态。国际对手会利用美国的“慷慨”心理,提出让美国难堪的条件,进而损害美国的形象,危及美国的领导地位。这样一来,美国看似取得了绝对收益,却会在合作中得益较少。由于无法从“不公平贸易安排”和“不合理气候协议”中获得相对收益,“美国优势”被一点点蚕食,最终,“美国的优势将告终结,美国必须适应新常态”。

   因此,自由主义者的合作方案显然是批评者无法接受的,后者也确实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在2016年的美国大选中,共和党找到特朗普来推进其保守主义计划。经历过小布什政府时期的“新保守主义”,外界不应该对美国现政府的保守主义倾向感到陌生。特朗普上台后退出《巴黎协定》(Paris Agreement)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与小布什政府上任不久退出《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和《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Treaty on the Limitation of Anti-Ballistic Missile Systems,ABM),并无二致。可以说,美国有着深厚的保守主义土壤,这才是特朗普入主白宫的根本原因。

   考察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政策调整可以发现,美国正在重塑博弈的结构。美国政府纷繁复杂的政策调整背后,隐藏着基于“相对所得”考虑的边缘政策逻辑(brinkmanship)。其基本假设是,外部世界对美国的需要高于美国对外部世界的需要。由此,美国留给外部世界两个选项,而且没有多少折中的余地。第一个选项是负和博弈:失去美国的合作,从而遭受比美国大的多的损失。第二个选项是单向的零和博弈:维持美国的合作,并为此付出代价。留给外部世界的是一个两难的困境,要么接受损失,要么提供旁支付(side payment)。这就是“美国优先”论的现实主义本质。

   其实,所谓“美国优先”,就是要求在拥堵的全球化道路上,开辟出一条输送美国利益的专线。这是对“胆小鬼博弈”的一种全新扩展。以往,“胆小鬼博弈”有一条规则,即车手驾车对向行驶,首先躲避者被称为胆小鬼。“美国优先”的主张者则是驾驶重型卡车,朝着小客车对向奔去。此时,博弈问题不再是意志的较量,而是强者对弱者的“敲竹杠”(holdout)。在这种情况下,从旁避让大概是小客车司机的理性选择。

   在保守主义者看来,美国当前的选择是其处理同世界关系的均衡策略。无论外部世界如何选择,美国的策略都是最佳应对。如果外部世界选择不妥协,会同美国开启负和博弈,由于美国的损失更小,最终反而会维持甚至扩大美国的优势。如果外部世界选择妥协,会同美国进入单向度的零和博弈,外部世界之所失即美国之所得,这样也会维持或扩大美国的优势。因此,无论如何,美国总会是获得相对收益的一方。

   美国在多个领域对众多国家提出了类似要求,甚至对伙伴国家也是如此。在安全领域,美国要求盟友承担更大的开支份额;在经贸领域,美国要求重新谈判已达成甚至已实施多年的协议。针对现实和潜在的对手,美国更是保持强硬态度。在安全领域,美国奉行极限施压政策(如在朝鲜问题上);强化使用武力的氛围(如空袭叙利亚)。在经贸领域,美国肆意挑起了同各国的对抗,力图打破“不公平”的经济结构,再造符合美国利益的经济秩序。

   在国际关系日益民主化的今天,美国的做法其实是在复兴“丛林法则”。这种国际关系领域的“返祖现象”,让21世纪的国际政治逐渐滑向“黑猩猩的政治”:“首领在族群中来回奔走,敲击地面,带领一队猩猩大吼大叫,或者粗暴地拍打一两个下属,以此来显示自己的霸主地位。”但是,通过这样的宣示行动,美国真的可以维持特殊历史背景下形成的优势地位吗?短期内美国或许可以迫使其他国家让步,但从长远来看,这种行为模式只会让其他国家反对美国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

   综上所述,针对霸权之后的治理模式,自由主义者提出了“国际协调”的解决方案,保守主义则提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方案,那就是拒绝进入“霸权之后”的轨道。基于相对收益考虑,保守主义者试图重塑博弈结构,把外部世界对美国的“不对称依赖”当作美国权力的来源,以此推进美国利益的优先实现。当主导国家需要运用权力来实现其狭隘的利益时,秩序的正当性基础会受到冲击,维持秩序的成本会因此而上升,而所谓“霸权治下的和平”也将遭受自我伤害乃至自我毁灭。

  

七、结   语


   美苏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形成了两极对抗的均衡结构。冷战结束打破了原来的平衡,使美国获得了暂时的优势。这种优势本来是特殊历史背景下出现的非常状况,然而,在美国内部却催生出了将其常态化的政策和思想。这就使得维持优势地位成为冷战后美国制定对外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在此目标的指引下,美国的战略思想家、决策参与者乃至社会公众,都深受“优势论”“地位论”的影响。对于维持优势地位的目标,美国各界并没有多少异议。但是,关于维持美国独特地位的方法则众说纷纭。换言之,保持“美国优势”的目标是确定的,变化的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

   考察冷战结束后30年中美国对外政策的变迁可以发现,美国主要通过强制外交和主动合作来维持其优势。当然,美国的优势地位不是绝对的,也会面临各种挑战。当美国不得不进行国际合作时,它会将这视为自身优势开始松动的信号,继而寻求维持其优势的手段。安全领域和经贸领域,是美国维持其优势地位的重点领域。如果挑战出现在单一领域,美国会通过重申博弈规则的方式予以因应;如果挑战同时出现在多个领域,美国则会通过重塑博弈结构的方式加以应对。至于具体防范对象,则以中国、俄罗斯尤为明确。

   总之,美国不会轻易接受“霸权之后”的安排,因而会用各种手段延缓这一天的到来。冷战结束后,几任美国政府无一不是为了维持优势地位而纵横捭阖。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美国优先”其实是“优势论”的一个变体。美国政府的最新调整,既是对前任政府过于“宽容”的回调,也是对前几任政府过于“慷慨”的修正。在调整过程中,美国依旧手持大棒,只是温言已不再。从短期来看,美国或能迫使对手让步,但从长远来看,美国的行为会带来自我否定的后果。

   (本文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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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美国研究》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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