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长征 李宏佳:从“政治发展”到“民主化”

——比较政治学视域下的区域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24 次 更新时间:2018-12-02 01:2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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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长征   李宏佳  
他用财富、工业化、城市化和教育四个标准衡量经济发展水平,认为经济发展促进民主化、经济现代化是支撑民主的必要条件。其中,他着重强调教育对民主的重要性,认为教育可以拓宽民众的视野、培养宽容的公域文化、增强民主意识、提高鉴别能力。在政治合法性方面,他认为稳定的政治体系需要具备调节群体冲突的能力,即调节宗教多元化、收入分配差距和低层公民阶级兴起等问题。在政府体制方面,他认为分裂的政治阵营有利于保持民主的活力,两党制优于多党制、多数选举制优于比例代表制、联邦制优于单一制,但是稳定的民主政体也可以与多党制、比例代表制、单一制相融合。最后,他通过考察28个欧洲和英语国家与20个拉美国家的政治实践,比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政治合法性和政府体制三方面的差异,证实“民主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高于非民主国家”的结论。[9]李普塞特在1960年出版的《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一书中,对上述观点进行了更加系统的阐述,也更加深刻地意识到“政治发展”的地区性问题。他采用“稳定-不稳定”、“民主-专制”两个测量维度,将论文中研究的国家分为“稳定的民主国家、不稳定的民主国家、稳定的专制国家、不稳定的专制国家”四类。研究发现,欧洲和英语的稳定民主国家与拉美稳定民主国家测量得分高于非民主国家,即一个国家越富有,建立和维持民主的可能性越大。[10]

   由此可知,李普塞特从经济发展的视角,将研究对象二分为发达和发展中国家,比较分析二者之间的差距,由此构建非民主国家民主转型和现代化的路径,即通过经济发展推动民主转型。但是,他过分强调了经济发展对民主的重要性,并将其视为普适性的现代化发展路径,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即没有考虑到民主化的地区性。李普塞特在第三波民主化发生之后也意识了该问题,并在1993年发表的论文“Th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Revisited:1993 Presidential Address”中对其理论进行修改。他引入文化、宗教、选举制度、公民社会和政党结构等因素,结合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民主转型实例,认为低合法性的新民主政体首先需要考虑的是稳定性问题。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政治制度稳定度越高,政府应率先提高经济领域的行政效率。

   (三)社会革命视角

   相比于阿尔蒙德的政治体系视角和李普塞特的经济发展视角,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在1966年发表的《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一书中引入政治社会学视角。相比于前者使用大量数据资料和模型来支撑理论框架,后者延续法理社会学研究方法,相比于前者只关注第二波民主化,后者选取传统和新兴民主国家作为比较研究的对象。摩尔围绕“对于自由来说,暴力是不可避免的吗”这一问题,探讨农民革命、暴力运动与民主化的相关关系,解释土地贵族和农民在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化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各自发挥的政治作用。通过回溯民主与专制国家的发展历程,找寻一系列民主化的历史条件。摩尔致力于研究农村两大群体中一方或双方如何演变成极其重要的政治力量,从而推动不同形式西方议会民主制的出现,以及右翼专制(法西斯政权)和左翼专制(共产主义政权)的崛起。他选取英国、法国和美国代表西方发达民主国家,以中国、日本、印度为案例分析亚洲现代化的发展路径,主要研究西欧、北美、亚洲三地的民主化进程,总结出从前工业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三条历史道路,即资产阶级道路、法西斯主义道路、共产主义道路。他认为,西方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力量强大,有能力通过大革命和内战的形式将资本主义和西方民主相结合;德国和日本资产阶级力量弱小,在半议会式政府中通过自上而下的革命走上了反动的资本主义道路;俄国和中国强大的农业官僚抑制商业和农业的发展,城市中的工商阶级力量薄弱,无法推动资本主义革命,从而走向了共产主义道路。摩尔的结论是,经济现代化的不同模式导致不同政治后果,资产阶级的力量和取向是决定现代化后果的关键,资产阶级力量强大到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时,民主制就可能作为现代化的后果而出现。[11]

   由此可知,巴林顿·摩尔的研究一定程度上可称为史学论著,是利用历史社会学的比较分析方法,深度描述现代化发展路径。同时,他的研究结果对比较政治学视域下正统的政治发展理论提出了挑战:反对将西方民主制度作为现代化的唯一道路,认为不同地域、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发展路径。但是,也有批评者认为摩尔预先假定了商业化农业是民主道路获得成功的先决条件,同时选取的案例并不能涵盖全部的政体,也不能代表可以进行比较的单元。[12]同样,他也没针对“政治发展”区域性研究思路提出质疑。

   综上所述,“政治发展”范式下,研究的问题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研究者将政治行为体二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主要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路径。无论是以阿尔蒙德为代表的政治结构视角,还是以李普赛特为代表的经济发展视角,或者以摩尔为代表的政治社会学视角,研究者们都受到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致力于得到一般性的研究命题,并未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发展差异。但是,在这些研究中,民主化区域性的研究思路已经初步显现。其中,Dankwart A.Rustow在1970年发表的“Transitions to Democracy:Toward a Dynamic model”(《民主的变迁:趋向一种动态模式》)一文是该领域的集大成之作,也是“政治发展主义”和“民主化”理论范式分界点的代表性著作。作者将民主化路径高度抽象为动态过程,包括背景条件、准备阶段、决定阶段、适应阶段。他强调民主转型是一个动态过程,不同国家在不同阶段会遇到特有问题:在背景条件阶段(Background Condition),民主转型的逻辑起点是国家统一,并非领土统一,而特指公民在国家认同方面达成一致,尤其在民族包容性方面,同质性国家更容易出现统一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在转变阶段,新精英出现并领导相应社会团体统一行动,各国根据历史和现实情境会诞生不同类型的新精英阶层,如军人、地主、资产阶级等;在决定阶段,基于公民赋权和宪法规定,某些政治程序开启制度化转型;在适应阶段,公民的行为态度与制度保持一致,不会出现认知失调的问题,即在观念和行动上维护民主制度。[13]虽然Rustow只选择了瑞典和土耳其的民主转型作为案例支撑,但是他提出“不同国家和地区有不同民主化道路”的观点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既总结了“政治发展”区域研究二分法的经验,又影响了“民主化”对发展中国家地区性的研究。

  

三、民主化范式下的区域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地区性


   20世纪80年代,“民主化”理论范式取代“政治发展”成为比较政治学重要研究路径,所探讨的“民主化”则由“民主转型”和“民主巩固”两个阶段构成。其中,民主“转型学”(Transitology)由施密特最早提出,集中研究发展中国家民主启动的条件、策略选择路径和转型时机。在转型条件方面,亨廷顿从经济因素入手,认为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人均GDP处于1000-3000美元区间的国家发生民主转型的可能性较高,但是否会发生转型主要由其他因素影响决定(政权合法性、社会结构因素、宗教因素、外部环境和国际影响);在转型策略方面,施密特认为选择策略性妥协的旧政权会进行温和性转型,选择抗争性路径的旧政权会进行决裂式转型。因此,在Rustow的民主化动态模型的理论支撑下,在第三波民主化实践指引下,研究者深入研究旧政权的特征,分析发展中国家民主转型的地区性和特殊性,开展民主转型的区域研究。

   亨廷顿是最早进行民主转型区域研究的学者,《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是开启该领域研究先河的著作。作者在探讨民主转型条件差异性的基础上,分析非民主政权转型方式和手段的独特性,认为旧政权的性质影响民主转型的条件和过程,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区域性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作者探讨民主转型发生的地区和时间:在回答民主转型为何仅发生在南美、南欧、东欧30多个国家这一问题时,引入政权变迁史因素。以南美为代表的“轮回型”多次在民主和威权之间变动;以德、奥为代表的“二次尝试型”在原有经验的基础上第二次引导民主制;以印度、菲律宾为代表的“间隔民主型”在民主制短暂中断后重启民主化发展;以保加利亚为代表的“变迁模式”从稳定威权政体渐进地过渡到稳定民主政体;以巴布亚、新几内亚为代表的非殖民化型直接由殖民国家赋予民主政体。在回答民主转型为何仅发生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一问题时,亨廷顿则引入威权体制的合法性问题、经济发展和经济危机因素、宗教变革的影响力、外部势力和新政策、示范效应和滚雪球作用等因素进行考察。由此揭示,不同国家和地区民主转型的条件和原因存在差异,应该将其分开研究。另一方面,亨廷顿以旧政权差异为起点,研究转型国家在民主化过程和方式方面的独特性。他将旧政权分为以苏联东欧为代表的一党体制、以南美为代表的军人政权、以南欧为代表的个人独裁政权,认为转型方式可以分为变革、置换、转移三种。其中,当执政精英主动进行民主转型时,采用变革手段,主要有16个国家实践该方式(5个一党制,3个个人独裁,8个军人政权);当反对派团体领头推动民主转型时,采用置换手段,主要有6个国家实践该方式(1个一党制,3个个人独裁,2个军人政权);当政府和反对派团体联合推动民主转型时,采用转移手段,主要有11个国家实践该方式。[14]亨廷顿率先开展的对民主转型的区域差异研究,按照旧政权性质将第三波民主化国家分为南欧、南美、东欧三地,对后期民主转型地区性研究具有开创性影响。

   (一)南欧地区:成功的民主转型

   林茨和斯塔潘所著的《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是研究第三波民主化的经典著作,也是一本试图涵盖所有民主转型和民主巩固发展路径的雄心之作。作者以完整的民主转型和巩固性民主政体为因变量,以民主场域(公民社会、政治社会、法治、官僚组织和经济社会)为自变量,构建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因果机制。林茨等指出,由于国家掌握构建政治制度的控制权,非民主化国家不能产生一个有效运行的民主政体,从而认为主权国家构建是民主化的前提条件。同时,在总结前人划分经验的基础上,他们将非民主政体进行类型学划分,创造性地提出五种政体类型,即民主政体、全能主义、后全能主义、苏丹制、威权政体,并认为不同政体存在不同的场域属性,采用不同的民主转型和巩固发展路径。在此基础上,林茨等延续亨廷顿对第三波民主化国家的分类方法,将民主转型国家分为南欧、南美和东欧三个地区,认为南欧是成功的民主转型、南美是受限制的民主转型、东欧是最为复杂的民主转型。其中,在南欧篇中,他们选取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作为典型案例,结合五大民主场域和旧政权性质进行具体分析,认为:西班牙是一种改良式转型,反对派利用弗朗哥基本法和法团主义式国会的合法地位,通过合法途径进行政体变革,其中蒙科洛协议为民主转型起到稳定作用;葡萄牙的变革则是民主转型和巩固同时进行,主要是由中下级军官发动的,但在经历过短暂的过渡政府和选举后,高级军官重新掌握政权,并于1982年接受“宪法修订”,使得转型和巩固获得成功;希腊民主转型是中下级军官发动的,最终军方从政府中退出,国家机构向责任政府的权力转移避免了葡萄牙式“过渡政府”,构建起新型文官政府。[15]

由此可知,南欧的民主转型发生在一个初始环境差异相对较小的地区,民主化国家都没有苏丹式、全能主义、后全能主义背景,并非开启于高级军官的威权政体和单一政党威权政府。同时,南欧地区民主转型都遵循着政治领域、社会福利、结构性经济改革,走的是一条税收增加、社会福利支出和国家雇佣强化政府力量的民主巩固路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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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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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研究》2018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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