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祖华:梁漱溟民族复兴思想析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42 次 更新时间:2018-11-29 00:3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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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祖华  
1933年8月,中国社会教育社在济南召开第二届年会,以“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案”为中心,梁漱溟致信庄泽宣等人,对于编制“由乡村建设复兴民族之具体实施方案”提出了具体意见,强调“须确实认识吾民族前途命运之必归于乡村建设”(20)。“从乡村入手”进行乡村建设,是立足乡村而放眼于中国社会、放眼于民族复兴大业,正如梁漱溟所言,“我所主张之乡村建设,乃是解决中国的整个问题,非是仅止于乡村问题而已”,是立足于乡村基层社会探索“中国社会之新的组织构造”(21)。他指出,中国社会原有的组织构造已完全崩溃解体,只能重建中国社会组织结构,“入手处就是乡村”。这是因为,一则从大小范围来说乡为最合适,中国集乡而成;二则社会成员、新组织成员的主体大多数在乡村,培育新社会组织须从乡村下工夫;三则社会改造包括经济与政治领域,无论经济还是政治都需要从乡村入手,“中国的经济建设必从复兴农村入手,从那一段道理上就确定了现在我们的新机构是要从农村开端倪,从乡村去生长苗芽;中国新社会组织的苗芽一定要生长于乡村”(22)。他强调,中国社会原本一乡村社会,中国文化本一乡村文化,“是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乡村为主体的”,“从乡村入手”符合中国历史特点;复兴农村意味着保存、传承一些“老中国元素”,而农村保存的“老中国元素”要比城市多得多;“真的力量恐怕只有在内地乡村社会中慢慢地酝酿,才能发生大的力量,而后再影响于都市”(23)。总之,“挽回民族生命的危机”,实现民族复兴的目标,需要从乡村建设入手。

   首先,中国的经济建设“必从复兴农村入手”。“所谓中国建设(或云中国经济建设)必走乡村建设之路者,即谓必走振兴农业以引发工业之路;换言之,即必从复兴农村入手”。梁漱溟指出,近代以来农村日趋于衰败和崩溃,中国近百年史可以说是一部乡村破坏史,如果不从乡村建设入手,从增进农业生产入手,安从有工业复兴之?所以,要走“以农业引导工业的民族复兴”的道路,“从农业生产力之恢复与增进,因而恢复并增进一般购买力,而后民族工业以需要刺激而兴起,——这是大致的路线”。在现代化向全球扩展的时代背景下,实现民族复兴必须走工业化道路,但工业化又必须走“从农业引发工业”的“翻身之路”,“尽力于农业,其结果正是引发工业”,“中国工业的兴起只有这一条道”(24)。

   其次,中国政治改造也须“从乡村入手”。在梁漱溟看来,近代中华民族衰败是“文化上之失败”或者说“文化失调”,要实现民族复兴有待于文化之重新建造,文化建造即社会组织结构之建造,而培育新社会组织、培养新政治习惯,“除了从乡村着手以外,其他没有合适的地方”(25)。“只有乡村自治当真树立,中国政治才算有基础”(26),从乡村培育出新社会组织的苗芽后,“慢慢开展成一个大的社会”,从而在社会建设方面为民族复兴奠定基础。

   最后,中国社会教育也须“从乡村入手”。梁漱溟指出:“民族复兴端赖社会教育,而社会教育端在以乡村建设为内容,夫然后可以完成其复兴民族之功。”(27)乡村建设离开教育,就难以改变中国社会基层“文化上之失败”,更难以实现民族复兴。他建议“让社会教育与乡村建设合流”,“让教育往乡村里跑”,知识分子与农民打成一片;乡村建设“一定要归到教育”(28)。故其乡村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设立“乡农学校”,推行“村学”“乡学”。通过社会教育,提升乡村文化水平,使乡村人的“愚蔽”得以消除,进而推动中国社会进步。

  

三、“老根新芽”:尊重传统文化,顺应世界潮流


   在梁漱溟看来,中国问题的解决,无论是救国、建国,还是民族自救、民族复兴,都需要从文化入手,“这种解决(或出路,或办法),必含有文化上新成分,固无可疑;但同时还为过去的民族文化史所决定,亦无疑问”(29)。也就是说,既要顺应世界潮流、时代趋向,又要尊重传统文化、民族精神;既要学习“西洋人胜过我们之处”,又要认同东方的人生态度。简言之,民族复兴是创新与继承的统一,是创造新文化与传承旧传统的统一。为了说明中华民族复兴、中国文化复兴中继承与创新、坚守本来与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关系,梁漱溟提出了“老根新芽”说,以说明“此一新的生命,自一面说非传统的,系再生的、复活的;自一面说,生命是旧的生命,不过家伙换了一套,机构为之一新而已”(30)。冯友兰的“阐旧邦以辅新命”说、贺麟的“儒家思想新开展”说、牟宗三的“内圣开出新外王”说等,可以说是延续了梁漱溟“老根新芽”说的基本思路。

   “老根新芽”说是梁漱溟1934年7月在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发表演讲时提出的。他认为:“一个民族的复兴,都要从老根上发新芽;所谓老根,即指老的文化,老的社会而言……中国亦要从一个老根上(老文化、老社会)发新芽。自一面说,老的中国文化、中国社会已不能要了,一定要有‘新芽’才能活;可是自另一面说,新芽之发还是要从老根上发,否则无从发起;所以老根子已不能要,老根子又不能不要。中国文化老根子所蕴藏的力量很深厚,从此一定可以发出新芽来。”他指出,一个民族社会是群体,不是个体,个体生命有其死生存亡,群体生命则可以不断接续,“民族文化衰老之后可有第二度的创新,有第二度的生命,非如个体生命之由衰落即至于死亡”,中华民族“能够开第二度的文化灿烂之花”。他强调:“所谓发新芽者是说另外的一个创造,而这个创造是从老根来的。中国民族复兴,一定得创造新文化,那一套旧家伙已绝不可用,非换不行。然其所换过的生命里头,尚复有不是新的地方在……这个不容否认又不易捉摸的东西,即所谓民族精神。只有民族精神是当初的原样,除此之外,那一套家伙都换过了,所以谓之为‘民族复活’……从我们老根上发新芽的比喻上,我竭力表示只能是一个新的东西,没有法子是一个传统的因袭的东西;传统的东西多半是机械的、习惯的,都不能用。我们现在所需要的,必须是一个新生的、复活的、创造的、慢慢找回来的。”(31)他进而谈到,“中国的老道理是站得住的,从粗处看自然是有许多要改变的地方,但根本深处细处是变不得的”,经过西方文化的冲击,中国的老道理不但能够站得住,而且可以把“老道理的真精神”锻炼出来,“然后才有转机,才能从真精神里发出新芽,转出一个新局面来”,最近的破坏已经破坏到中国文化的根,“非从老根上再转变出一个新局面不可”。他比喻说,中国好比一棵大树,近几十年来不断受到外来力量的摧毁,因而这棵大树渐渐焦枯了,“现在趁这老根还没有完全朽烂的时候,必须赶快想法子从根上救活他;树根活了,然后再从根上发出新芽来,慢慢地再加以培养扶植,才能再长成一棵大树”,这是棵新树,但仍和老树同根,不是另外一棵树,“将来中国新文化的创造,也正和这颗新树的发芽生长的情形是一样”(32)。

   民族精神是“民族复活”赖以支撑的“老根”。中华民族复兴,需要“慢慢找回”民族精神;中华文化“开第二度的文化灿烂之花”,需要从民族精神这一“老根”上生发。梁漱溟谈到,自己认识、发见民族精神有一个过程,在20年代初期讲述《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时还没有提到过“民族精神”一词,“‘民族精神’这句话,在我脑筋里本没有;‘东方文化’这大而无当的名词,本是我厌听的”。因为要探究如何解决中国问题,“乃从此毫无成见中发现了中国民族精神”(33)。到30年代他写成《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时,已深刻认识到任何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都不应偏离中国国情,都不应“离开中国社会的事实及民族精神”,“中国之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天然的不能外于其固有文化所演成之社会事实,所陶养之民族精神,而得解决”(34)。他也强调,人生态度的指点,人生实际问题的讨论,乃至历史文化的分析,都要以“中国民族精神”为核心。至于说到“中国民族精神”的内涵,“照我的认识,就在‘人类的理性’”,“中国民族精神彻头彻尾都是理性的发挥”(35),这种理性精神表现为伦理本位与人生向上两方面,即中国民族精神既包括非宗教禁欲而又非偏向欲望的合理的人生态度,也包括靠自力而不是靠他力、靠社会礼俗而不靠宗教社会与国家法律维持的社会秩序。正因如此,“在历史上中国民族有时被异族武力征服,政治虽一时失掉主权,但以文化的优越力,却终能复兴过来”。要实现民族复兴,仍须发挥理性精神,“建造其文化”,“建造自己的新社会”,同时“以理性领导人类,使人类得救”(36)。中华民族复兴所赖以支持的“民族精神”,具体来说是理性精神,在乡村得到了更多的保存,“有形的事实是乡村,无形的道理是理性,这两个地方,原来就是中国社会的根”,“我们现在就是从这根上来生长新芽”;无论是“人生向上”还是“伦理本位”,都可以在乡村文化、乡村社会中找到。如乡约就包含了“人生向上”,“乡约这个东西,它充满了中国人精神——人生向上之意,所以开头就说‘德业相劝’,‘过失相规’”,“乡约中有可注意的一点,即人生向上,志气的提振,这是乡约的一个根本”(37)。正因为梁漱溟认为中国民族精神的“老根”可以从乡村找回,故而他格外重视乡村建设,把乡村建设作为实现民族复兴的基点,强调“民族精神之恢复”要从“振起村风”入手。

   同时,民族复兴“一定要有‘新芽’才能活”,“一定得创造新文化”。中华民族复兴,需要认识并弥补中国文化的短处缺点,吸取西洋文化的长处优点,不断创造新文化。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的缺陷主要是“团体组织之缺乏”与“科学技术之不足”。至于西洋文化的长处优点,他的看法前后有所变化。“早先我作文化比较研究(如1921年出版之《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曾把近代西洋文化所长归纳为三点:一科学,二民主,三征服自然利用自然之卓越成就(物质文明)。但后来我变了,喜欢说两点。两点就是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38)。在梁漱溟看来,现代国家建设需要着重培育的“新芽”,主要就是科学、民主与物质文明,或者说是团体组织、科学技术。“中国文化里所缺漏的这两件东西——团体组织、科学技术,而恰是西洋人近代对人类文化所创造所贡献的东西。我们现在就是要吸收西洋文化之长处优点,补充中国文化之短处缺点;我们要发挥中国文化的固有精神,将团体组织与科学技术建立在人类理性上,形成人类正常形态的文明”(39)。关于团体组织,要从伦理本位入手,从乡村入手,“从这根上来生长新芽”,“这个新的芽——新的组织”是“中国古人所谓‘乡约’的补充改造”(40)。关于科学技术,除了自然科学、工艺技术,还有人文科学,中国传统学术在这方面有自己的优势,但需要“与现代学术接头”,故梁漱溟称自己“有一个最大的责任,即为替中国儒家作一个说明,开出一个与现代学术接头的机会”(41)。他还强调,在人生态度上也要吸收西方生命观念,通过借鉴西方人生哲学以培育中国人生精神、人生取向上的“新芽”,这主要是指个性解放。他认为,虽然趋势是从第一态度转向第二态度,“人生第二态度固于此时有必要,而第一态度于此时也同时有其必要”(42)。西方一味向外逐求的人生态度虽受其批评,但他不认为已完全过时。梁漱溟对西方思想家的人生哲学多有借鉴、吸收,如对柏格森生命派哲学就颇感兴趣。他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以柏格森生命派哲学诠释、阐发儒家人生态度,认为儒学就是生命哲学(43)。

   总之,中华民族复兴,既要植根于本土,守护民族精神尤其是理性精神这一“老根”,又要取材于异域,培育民主精神或者说团体组织、科学技术这两种“新芽”。如果说中华文化传统是实现民族复兴的“文化基点”,开放创新则是中华民族再创辉煌、中华文化“开第二度的文化灿烂之花”的必由之路。这样,通过“老根”与“新芽”的结合,既使“老中国的优点”得以保留,“老道理”得以传承,传统社会风习得到尊重,又使西方文化中的民主精神与科学技术得到借鉴、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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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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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津社会科学》2017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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