昝涛:“一带一路”、“丝路学” 与区域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9 次 更新时间:2018-11-21 15:1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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昝涛  

   现在,中国的高校和科研机构迎来了一个机会,“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后,在学术资源日益丰富的条件下,需要考虑如何做好中国的区域研究这一问题,也有对此的全称,即“区域与国别研究”。因为区域内包含国别,下面笔者只说区域研究(不是说不要做国别研究)。这个区域研究,首先是与丝绸之路沿线各国和地区有关的学术研究。

   改革开放的意义,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法律、体制、教育、文化、思想等多个层面上,开始接触和尝试性地加入西方所主导的世界体系/秩序,从而开始产生新的自身意义和价值体系。改革开放即是这样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内含“合而不同”:在文明上,中国终将与世界合一;在文化上,中国当然还是自具特色。这是一个充满复杂性的趋势。

   在这个历史背景下,我们该如何审视自我?一方面,用中国领导人的话说,就是承认中国是全球化秩序的受益者;另一方面,就是自我和他者之间的关系问题。

   中国长期是西方的他者,这个他者是在后殖民批评的意义上来说的。这里,自我和他者之间不是一个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主体-客体的关系。实际上,中国在西方的知识生产体系中属于被研究的客体/对象,这是一个从属关系,不是一个平等意义上的关系。所谓“他者”,从来如此。

   中国承认自己是全球化秩序的受益者,就意味着不是这个秩序的革命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潜在的改革者。西方说中国正在成为引领者,中国有志于成为改革者,但终归不是一个革命者。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不大可能成为前述意义上的中国的他者,西方不大可能——像中国作为西方的他者一样——成为中国的他者,至少从短期来看不会如此。

   在这个意义上,笔者想说,中国的区域研究,重点应该在丝绸之路沿线地区。

   近代以来,创造性地引领这个世界的思想、制度、文化的,当然也包括科学与技术,主要不是中国,现在也不是,未来一段时期也看不到中国的全面引领性地位的做实。这需要清醒认识,此亦为不同学科的学者需要认真考虑的。当下,中国在技术、科学、思想、制度、法律、文化等方面的世界性影响,与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样一个地位还不相称。这是很现实的,无论是多么民粹主义的还是民族主义的煽动,也不应该使知识人丧失理智。

   当然,中国的崛起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有如此巨大的经济体量和人口数量,给中国在加入既有世界秩序/体系的过程中带来了很大不确定性。国人从自身的角度意识到了这个不确定性,西方也意识到了这个不确定性。对国人来说,这种不确定性是一种谨慎的忧虑,比如官方的提法不要西化,要有“中国特色”。为什么要提这一点,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一点?因为加入既有世界秩序/体系的过程,就是主动开放、融入全球化的过程,在制度、教育、法律、思想、文化包括科学与技术的创造上,很可能面临着被别人(主要是西方)“同化”的危险,这种危险带有很大的诱惑力,从而难免会产生某种忧虑意识。中国要加入而且也已经正在加入的这个世界秩序有着巨大的吸纳和同化能力,只不过,由于中国自身体量巨大、文化根基过深,这个吸纳的过程不会很快,它将引发秩序某种充满不确定性的变革,但它潜在地也可能是中国内部失序的催化剂,因而,中国希望加入这个世界秩序的过程是缓慢、可控的,同时也不能自绝于其外。

   基于以上思考,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更积极地对外开放、参与全球化的过程,就是西方所主导的那样一个世界秩序的他者被逐步接纳的过程,同时也是其渐渐自我成长的过程。短期内,它不会完全被吸收,也不可能马上就出现一个中国所引领的新的世界秩序。所以,中国讲的“一带一路”,作为中国版本的全球化,是对原有世界秩序的一个补充,是一个潜在的改革,而不是一个革命的思路。现在参与“一带一路”的国家越来越多,其包容性越来越强,这就是表现。

   在这个背景下,中国的区域研究,尤其是在高校,需要意识到,我们还很难让西方成为我们的他者,因为国人仍然在使用着几乎所有的由西方生产的知识框架、学科、理论和概念,这些都是现代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的体系。我们没有一个自主、不同于西方的知识和理论体系。从而,“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国区域研究,仍然是一个积极学习西方的过程,研究西方也会存在,但实事求是、谦虚地说,主要还是学习西方,力争使我们的研究达到西方的水平,还是要加入那个变化中的秩序,尚不可能出现大规模、他者意义上的对西方的研究。

   “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和国家,虽然不是西方,但与我们密切相关。这是当下中国区域研究的重点。由于我们提出了平等、多赢的价值,又由于我们主要仰赖基于西方供给的知识体系,中国的区域研究具有双重使命,既要学习西方、加入近代以来由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又渴望有所不同,比如尽量避免西方意义上(东方主义式的)对非西方的他者化。当然,这是中国的区域研究在方法上、概念上、理论上有可能进行创新的地方。这也是我们现在能够提出中国的区域研究在世界历史上的位置的某种可能性,因为我们还在探索,才刚刚起步。


余 论


   就研究对象看,中国传统的丝绸之路研究主要是中西交通史和唐中期(8世纪中期)之前的西域研究;就学科参与看,中国传统的丝绸之路研究主要是考古、历史、文献等学科唱主角。在新的时期,中国学者的丝绸之路研究或可在如下几个领域取得进展:

   第一,对伊斯兰化以来的丝绸之路进行深入研究(需要多语种资料和多学科及跨学科的方法);

   第二,在全球史的视域下同时研究海洋和陆地丝绸之路贸易;

   第三,从区域/国别、经济、金融、国际法、国际关系等角度研究“一带一路”涉及的重大现实问题,做智库工作;

   第四,在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的高度上,研究“一带一路”倡议,赋予其能够为世界所理解和接受的学理内涵,服务于中国的软实力建设;

   第五,近年来源于美国、在中国大陆颇有市场的“新清史”研究,也与传统的丝绸之路研究密切相关,但显然学者们关心的都是非常近代的主题,比如族群、中国的特性和构成等,这也是它能够引发那么多国内争议和批评的原因之所在,当代中国的丝绸之路研究也需要探讨和回应类似的问题;

   第六,在比较研究的意义上,通过探讨“一带一路”暗含的“欧亚主义”理路,最终回归到关于建构中国自身的认同/身份(identity)的问题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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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新丝路学刊》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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