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德铭:全球化下的经贸秩序和治理规则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77 次 更新时间:2018-11-16 22:5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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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德铭  
例如NAFTA先和墨西哥谈成协议再压加拿大就范。区域合作遇到了新的挑战。当然,欧盟与日本达成99%产品零关税的高水平自贸协议,也给区域合作吹来一阵清风。TTIP能否在休眠两年多后重启,也为世人关注。

   对于区域和多边的关系,各界一直存在争议。总的来看,多边贸易体制和区域经贸合作如同经济全球化的两个轮子,前一个轮子要通过改革,改进一致同意的议事规则,加速推进多边协议;后一个轮子则要在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的合纵连横中找到利益交汇点。鉴于守成大国在规则重构中具有总体优势,这样对于新兴大国而言,如何以主动开放的姿态参与诸边协定谈判,参加区域经贸合作,是迎接未来规则重构的一个重要考验。

  

(三)关于热点领域的几个规则重构问题


   全球经济规则重构涉及诸多方面,本文围绕几个重点领域,就危机以来的变化进行简要归纳和分析。

   一是金融规则。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欧盟等国家(地区)开始反思传统金融监管理念和策略的局限性,并对金融监管体系进行了重塑。2010年7月,美国总统奥巴马正式签署了《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简称多德弗兰克法案)(Dodd Frank Reform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被认为是“大萧条”以来最严厉的金融改革法案。2010年9月,欧盟成员国也与欧洲议会达成妥协,保证了欧盟金融监管改革法案的顺利通过。在国际金融监管层面,2008年11月,G20华盛顿峰会通过了加强金融监管的行动方案和原则。2010年9月,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通过了加强银行体系资本要求的改革方案,即《巴塞尔协议Ⅲ》,这是近几十年来针对银行监管领域的最大规模改革,一旦实施将对促使银行减少高风险业务,防范国际信贷危机的重演发挥积极作用。同时,在IMF投票权、国际货币体系领域都有改革动议。总的来看,在全球金融领域,加强或改进规则的方案常常久议不决、决而不行,这是否会为下一次危机埋下新的祸根,尚不得而知,也需要人们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出台新的有效规则和制度。2018年5月,美国会通过改革多德弗兰克法案的议案,并获特朗普总统批准。该议案放宽了对持有2 500亿美元以上资产的大银行的监管,巩固了美国银行业的霸主地位。历史又转回到了原点。这或可谓逐利资本固有的“好了伤疤忘了疼”的轮回。

   二是全球价值链引发的贸易统计规则讨论。目前这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显著特点,是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网络和供应链的扩张以及在此基础上全球价值链(GVC)的构成。随着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分工体系,传统的贸易统计方法受到严峻挑战。以2017年为例,全球出口总值已经超过22万亿美元,其中中间产品和中间服务占比近70%,很大一部分存在“重复计算”。2010年世贸组织正式发起“世界制造倡议”,提出了运用贸易增加值统计弥补传统贸易统计体系的缺陷。全球价值链问题不仅是一个贸易统计问题,也是一个贸易政策问题,它使各国对参与经济全球化更新了观念认知。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积极参加GVC体系有助于扩大就业、增加收入、获取技术乃至实现经济赶超。同时,该方法也将使中国对美、欧贸易顺差下降,按中国科学院的有关测算结果,2015年分别下降45%、39%,2016年分别下降44%、39%,这有利于缓解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9]

   三是服务贸易规则。现有的多边《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是23年前达成的,由于是第一部多边服务贸易协定、生效历史短,司法解释和法理实践少,尚有一些授权条款需要明确。因此,在DDA的服务贸易谈判中,对成员国的国内规则、紧急保障措施等进行了充分讨论。发达成员普遍认为讨论草案的雄心水平太低,要求将大部分“软纪律”变成强制约束的“硬条款”。危机之后,以美国和欧盟为首的发达经济体为了扩大服务出口、巩固其竞争优势,与一些发达经济体组成“服务贸易挚友”(Really GoodFriends, RGF),在DDA服务贸易谈判未果的情况下于2013年3月启动了诸边的《服务贸易协定》(Trade in Services Agreement, TISA)谈判,目前已有23个成员参加(包括中国香港和台澎金马单独关税区)。美欧与RGF成员的服务贸易总额,即使扣除了欧盟内部贸易额,也占到了全球的三分之二左右。中国目前正拟加入TISA谈判,这将对中国的服务业发展带来重大影响。我国的服务贸易一直是巨额逆差,2017年达2 554亿美元(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以开放姿态促进国内服务业参与全球竞争与合作,将带来巨大的开放红利。

   四是政府采购规则。《政府采购协定》(Agreement onGovernment Procurement, GPA)是WTO一揽子协议中的一项诸边协定。政府采购又称公共采购,规模可以达到一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0%—15%。为了促进这一领域的相互开放,美国和欧共体、日本、加拿大等达成GPA,相互开放政府采购市场,于1981年起生效,目前已发展到43个成员。GPA几经修改,目前形成了2012年修改版,将于成员核准后生效。2001年中国入世时曾承诺,加入WTO后尽快启动加入GPA谈判。2007年底,中国政府正式提交了加入GPA申请并初步出价,此后三次提交修改出价,但终因与GPA各参加方要价相距甚远而至今仍在门外。中国加入GPA对我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其中机遇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可以获取更多进入全球政府采购市场的机会。据统计,近年全球公共采购整体规模已经超过6万亿美元,加入GPA后中国将获得进入包括欧美在内的政府采购市场的权利。二是有助于完善我国政府采购体制。加入后我绝大多数政府采购将遵循透明度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有利于实现“阳光财政”,避免“暗箱操作”。当然,任何市场开放都会对加入成员带来一定程度的挑战和压力,但总的来看是利大于弊。

   五是投资规则。相对于统一的国际贸易规则来说,全球投资规则是“碎片化”的。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统计,截至2017年底,全球国际投资协定总数达到3 322个,其中中国共签署了147项。2017年全球新签国际投资协定的数量(18个)是1983年以来最少的。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区域合作的不断加强,投资协定的区域化进程在逐步加快,截至2017年底,全球有376个“国次”参与了涉及投资条款的区域性谈判。当前,美、欧等发达经济体拟从区域入手推动多边投资协定。中国正在成为资本输入和输出的双重大国,大批企业走向海外,迫切需要多边投资协定的保护。有鉴于此,中国政府在2013年7月举行的第五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会(S&ED)上,正式提出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方式,与美国商谈双边投资协定。目前,双方已完成了10次以上的谈判,文本初步达成,负面清单出价还存在博弈空间。中欧间的投资协定也紧随其后。美欧企业都期盼投资协定能够早日生效,这不仅可以进一步拓展中国市场,也可为其争取国际多边投资协定创造条件。然而,特朗普总统施行的单边主义的301调查,诬陷中国强制技术转让,窃取了美国的知识产权,抢了美国工人的就业岗位,对中国输美产品强征25%“惩罚性”关税,也因此断送了其企业家的美梦。

   六是竞争中立与国有企业问题。金融危机后,“竞争中立”(Competitive Neutrality)的讨论升温与新兴经济体的国有企业在全球贸易投资活动中的比重上升有关。按照经合组织(OECD)的定义,“竞争中立”这一概念原指商业经营者在市场上的公平竞争,特别是国有企业可能既从事商业经营,又承担公共服务职能,所以“竞争中立”意味着政府应尽量区分这两种情况,对公共服务部分给予透明、充分的补偿,避免通过在商业竞争领域给予国有企业优惠待遇来交叉补贴公共服务。目前,发达经济体在对外签订的自贸协定中更多出现有关国有企业的条款,如美国在与韩国签订的自贸协定中,延续了有关指定垄断企业和国有企业的“纪律”。从这一规则本身来看,体现出西方主张开放市场和公平竞争的一贯理念。它的提出原先并不是针对中国的,且这一要求与我国国企的改革方向基本一致,但也涉及基本政治制度等敏感问题。我们应该全面评估“竞争中立”对我国的影响,主动参与讨论,为我国各种所有制企业发展创造更好的国际环境。

   七是知识产权规则。知识产权规则作为一种制度文明,从1883年发达国家缔结《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算起,已经成为一国国民智力创造在他国得到保护的重要国际条约,它反映了知识与经济发展的必然联系。大约经过了整整102年,中国才成为该公约成员国。1980年,中国加入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两年后颁布了《商标法》,即第一部知识产权立法。从围绕知识产权的规则来看,它在资本主义的土壤上诞生,对于激励创新有正面积极意义,但对创新成果普惠大众又有一定的负面性,因此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范围和期限,一直是国际规则争论的重点。WTO下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是在美国坚持下,把NAFTA的有关内容多边化之后缔结的,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的同时也自然成为TRIPS成员。经济危机发生后,传统发达经济体为了进一步发挥自身在教育、科技乃至企业研发等方面的强大优势,更加强化了对于知识产权规则的推动。2010年,西方国家主推的诸边《反假冒贸易协定》(Anti-CounterfeitingTrade Agreement, ACTA)在日本结束谈判。ACTA对民事执法、边境措施、刑事执法以及数字环境下的知识产权保护做出了明确规定,并且正有从诸边推向多边,成为TRIPS第二的可能。但是美国国会否定了ACTA,这个在发达经济体充满争议的知识产权保护协定也就流产了。与此同时,美国在TPP谈判中强行延长了知识产权保护时间,规定了处理知识产权保护的争端解决程序,为实施高水平的保护装上“牙齿”。然而随着美国的退出,这些新规则也都在CPTPP中被暂时中止了。当然,无论从哪个角度出发,依法保护知识产权,对于中国实施国家创新驱动战略、打击假冒伪劣,转向高质量发展,都是完全必要和十分及时的。

   此外,还有发展援助规则、可持续发展规则等,在本文中不再一一讨论。

  

四、关于当前中美经贸摩擦的解读与研判


   2018年9月2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的白皮书,内容丰富翔实,是学习研究的准绳。中美经贸关系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最大的发达国家总体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而且对全球经济稳定和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中美建交以来,双边贸易增长了233倍,企业基于各自优势和市场不同需求,形成了结构高度互补,利益交融共享的紧密关系。根据中国海关统计,2017年,货物贸易上,中方对美出口4 297亿美元,自美进口1 537亿美元。[10]同期据商务部测算,双方服务贸易总额约1 200亿美元,中方逆差540亿美元。因此,双方的贸易顺逆差粗略估计约在2 200亿美元左右,这个数字总体趋稳,且近10年美国贸易对全球的逆差,尤其对亚洲的逆差也基本保持稳定不变。2018年以来,特朗普政府大搞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以“美国优先”为口号打关税牌,对全球多个国家发起贸易战,并把主要矛头指向中国。

中美贸易摩擦主要有以下四种表现形式。一是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救济措施居高不下。截至2018年7月13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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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展望杂志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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