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德铭:全球化下的经贸秩序和治理规则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79 次 更新时间:2018-11-16 22:5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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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德铭  
但这一体系也并非完美无缺,而是存在内在的设计缺陷。1960年,耶鲁大学教授特里芬(Robert Triffin)在其著作《黄金与美元危机:自由兑换的未来》中指出:布雷顿森林体系以美国一国货币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需要以其国际收支保持顺差、黄金储备充足等作为前提条件,无疑存在难以解决的内在矛盾,总有一天它会崩溃。[5]事实证明了这一预言,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随之而来的牙买加体系仍将美元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但不再与黄金挂钩,不受制度性安排的约束,这种新的内在缺陷和不稳定性为后来经济危机的数度爆发埋下了伏笔。此外,WBG在促进发展领域做出了努力,也取得了积极成效。

   关贸总协定诞生后,先后主持了八轮多边贸易谈判,每一轮谈判都将全球贸易的开放程度向前推进了一步。1995年1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在此基础上正式成立,标志着二战以来国际贸易体制重大改革的完成,从此承担起制定和完善多边贸易规则、处理贸易争端、监督成员贸易政策的主要职能。世贸组织与前两个经济支柱不同的是具有法律审判的最终效力,即武装到牙齿。所以,单边主义的经贸措施会在那里遭到失败。美国的301条款是1974年由其国会通过的,1994年世贸组织成立前夕,美国总统颁布《行政行动声明》,表明301条款要遵循多边贸易体制。1999年美国向欧盟发起301调查,结果在世贸组织败诉,从此鲜有使用。

   总的来看,战后形成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在相当长时期内主导并推动形成了一系列有利于经济恢复和增长的国际规则,这些机制和规则大大降低了各国因为经贸利益纷争引发恶性摩擦甚至政治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客观上营造了稳定、可预见的发展环境,为全球化的深化和世界经济持续发展打造了有益的制度基础。

  

   (二)经贸摩擦和经济危机的成因

  

   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以下根据行文需要简称“危机”),堪称百年一遇,对危机原因的探讨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视角。

   一是金融监管视角。危机前,监管者们相信“最少的监管就是最好的监管”[6],同时,金融新产品层出不穷,CDS(credit defaultswap)、CDO(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不一而足。“缺位的金融监管”与“过度的金融创新”状态长期并存,最终引发危机。

   二是经济周期视角。人类自18世纪以来历经多次大的危机。据不完全统计,从1788年到2000年的212年间,全球共发生22次较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平均每10年左右一个周期。还有康德拉季耶夫(Nikolai D.Kondratieff)、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等学者的长周期说,大致是40—50年时间一个周期。按照这一理论,此轮危机是全球化制度红利和信息技术革命两个周期叠加的结果。

   三是全球治理视角。在全球化条件下,每个企业都跨着很大的半径为全球生产,这就很容易出现生产过剩,但是企业不会主动限制生产,在没有全球治理机制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危机就要周期性爆发。早在150多年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认为,由于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经济危机将不可避免地周期性出现。从这个视角来看,这次金融危机实际上也暴露出全球治理中的许多深层次结构性问题——包括私有制的体制缺陷、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脱离、金融监管的缺位、治理结构的缺陷等,这也成为分析危机成因的不同理论视角。

  

   (三)经济危机后规则重构问题的提出

  

   与历史上历次大危机相比,此次危机的爆发具有两个突出的时代背景,即经济全球化的迅猛扩张,以及以新兴经济体集体性崛起为代表的全球力量格局的调整。在此背景下,二战后长期积累形成的全球经贸规则,不断面临着新的挑战,需要修改、?充、完善。

   一是如何更加积极地反映各国力量格局的变化。世界经济“南升北降”“东升西降”的特征明显,2002年至2017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占世界GDP份额从20.3%大幅提高到39.7%。[7]新兴国家纷纷通过加强合作,以寻求在国际事务尤其是全球治理体系中的更大舞台。以金砖国家为代表,2012年金砖国家新德里峰会提出建立“新开发银行”(New DevelopmentBank),2013年德班峰会讨论建立“金砖外汇储备库”(类似于金砖基金)等,都说明新兴市场国家已经开始在原有体制之外寻求合作,以实现与其实力相匹配的规则制定权和影响力。与此同时,传统治理平台也出现了一些重要的改革迹象。例如G20在危机中迅速升级为领导人峰会,走上危机协调的前台;IMF也开始增加新兴国家份额的改革等。但总的来看,现有的全球治理和规则体系还是传统发达经济体主导制定的,基本反映的是守成大国的利益。未来一个时期,全球治理和规则重构需要首先面对西方主导性与权力结构变迁之间的内在矛盾,使得广大发展中国家逐步取得与其经济实力相匹配的份额,增强在国际制度决策中的话语权。

   二是如何更好地平衡各种新的经贸利益诉求。在这一波全球化浪潮中,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贸易和投资中所占份额上升加快。其中,货物出口份额从2002年的26.5%提高到2017年的40.1%,[8] 2012年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超过了发达国家,改变了危机前以发达国家相互投资为主的直接投资格局。这些变化引发了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的利益分化——前者认为后者从这一轮全球化中受益最大,希望后者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并谋求修改或制定新的规则,来维护其在技术和产业领域的优势;后者则认为只能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国际责任,并且不希望在新的规则制定中处于不利地位。由此导致在相关规则的讨论中,越来越多地蕴含着不同利益群体的诉求,以及主要经济体围绕规则主导权、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复杂博弈。

   三是如何顺应全球化带来的一些新的议题变化。此次危机不仅凸显出全球金融规则的不足,还衍生出一系列新的治理及规则难题。例如危机后为刺激本国经济复苏,相关国家实行了多轮“量化宽松”政策,而由于其货币的强势地位,导致这些政策无论是出台抑或是退出,无不成为诱发世界经济巨幅波动的“风向标”。由此带来的一系列金融市场动荡、通货膨胀、国际“货币战”以及与其关联的风险转嫁等后遗症,都对世界经济带来复杂和深刻影响。而全球金融治理对此处于“失语”状态,这不能不说是治理秩序和规则体系的重大缺陷,需要引起更多的关注和讨论。此外,全球价值链的深化正在改变全球贸易的性质和形态,使得各经济体对基于传统生产分工与经济边界确定的国际贸易统计体系产生了调整呼声,引发了对全球价值链研究的热潮和新的统计体系建议。而由于各国纷纷将鼓励创新、绿色发展等作为提升竞争力的重要方向,在知识产权、贸易救济、环境保护等领域,也出现了一系列新的讨论和动向。至于数字经济领域开放网络与保护隐私之间的博弈,恐怕还将长期持续。综上所述,二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制定的国际经贸规则、跨国公司逐利完成的全球产业布局、信息等前沿技术推动的工业革命,是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三大要素。但是,当今的全球化毕竟是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的产物,因此资本红利更多流向了跨国企业和金融寡头,中小企业主更毋庸说产业工人得益甚少,甚至处于相对贫困状态。社会在被逐渐撕裂,民粹主义四处泛滥,地缘政治动荡分化,迄今的国际秩序尚无有效规则加以治理,再全球化呼之欲出,规则重构被提上议事日程。

  

三、全球经济规则的重构展望


   危机以来,全球经济治理平台出现了多边贸易体制停滞、区域合作进程加快的趋势。在各种多双边和区域平台上,讨论的议题也超越了传统的贸易和投资范畴,触及日益多样化的知识产权、竞争政策、环境、劳工、国有企业、数字经济等各个经贸及“泛经贸”领域,这些都是目前国际经济规则谈判和研究的热点问题。

  

   (一)多边贸易体制的困境

  

   危机以来,由于多哈回合谈判陷入旷日持久的“冬眠期”,使得多边贸易体制走向受到广泛关注。“多哈发展议程”(Doha DevelopmentAgenda, DDA)于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后启动,已历经17年,涵盖农业、非农产品市场准入、服务、知识产权等重要国际贸易领域,以及争端解决、环境、发展等重大课题,目前多方在继续努力,争取有所突破。但是实际上美国已经宣布放弃DDA,多哈“冬眠”若久睡不醒,很可能胎死腹中。

   总的来看,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在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的主渠道地位虽有所削弱但仍未根本改变。作为一个拥有161个成员的全球性、永久性国际组织,WTO具有自身的法律框架,专门的争端解决机制,并且在监督执行中行使权威,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武装到牙齿”。同时WTO允许成员国在特定条件下,对国际贸易加以限制,实施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等贸易救济措施,以保障进口国国内产业免遭损失。在经济危机以来的十年时间里,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民粹思想泛滥,仅反倾销反补贴案例就高达1 000多起,其中有近三分之一针对中国,但通过WTO上诉机构和其他双边磋商,中国成功挽回了一半以上的损失。国际贸易互惠、透明、非歧视等原则虽然受伤但仍未被颠覆。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总统近来多次扬言世贸组织糟糕,对美不公平,如不改变就退出。他批评世贸组织接纳中国是最大的错误,因为对中国的问题毫无办法。试想一下,一个牵头制定世贸组织规则,善于用规则维护自身利益的美国,近十年在世贸组织上诉机构诉他国几乎赢了九成的案例,为什么要自我否定呢?

  

   (二)区域经济合作的兴起与展望

  

   与DDA“冬眠”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危机以来区域经济合作发展方兴未艾。根据WTO统计,至2017年底,向其申报并生效的自贸协定共有284个。此前洽谈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以及“后续的”所谓“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以及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都是近年来区域合作的“巨无霸”。以此前的TPP为例,其曾发展成为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智利、秘鲁、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越南、加拿大、墨西哥、日本及美国共12个国家的高度开放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解决了多边尚无定论的许多难议题和新议题。尽管由于美国退出TPP后市场份额大大缩水,但是2017年美国之外的11国仍达成冻结知识产权等20项内容,并改名为CPTPP,可见开放的自由贸易毕竟是大势所趋、众望所归。而日本仍想拉美国重回这一合作架构的努力近期恐怕也难以实现。

这一轮区域合作高潮,具有开放式、跨区域等特征。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个特点是发达国家特别是奥巴马总统时期的美国,从规则层面着手,在区域经济合作中推行新的国际经贸规则和标准,开放范围从边境措施走向边境后措施,越来越多地涉及知识产权、竞争政策、投资、环境、劳工等新的领域,成为新规则的“试验区”,并希望从区域、诸边走向多边。然而,特朗普总统彻底放弃和改变了规则,企图用唯我独尊的单边主义行事,在退出TPP的同时又修订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他反对诸边合作,力推双边会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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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展望杂志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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