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奇:互联网金融风险的社会特性与监管创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13 次 更新时间:2018-11-09 01:0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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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奇  
其着眼于整个金融体系而非具体的金融机构,目标是维持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健性而非具体金融机构的稳健性。[45]2010年11月,G20首尔峰会形成了“宏观审慎政策”的基础性框架。该框架体现逆周期性的政策体系,主要包括对银行的资本要求、流动性要求、杠杆率要求和拨备规则、对系统重要性机构的特别要求、会计标准、衍生产品交易的集中清算等。但是,这些旨在保持金融机构清偿能力的政策对于互联网金融并不完全适用,因为它们是对资本不足风险的防范,而互联网金融的基础风险不是资本不足的风险。

   互联网金融是一种基于“脱媒”后的新金融业态。金融脱媒的结果是风险绕开资本,或者不表现为资本不足风险。这时的金融产品表现的是一种信用集合,交易者或投资者的行为基于对信息的判断而进行,信息是否充分而透明,决定了风险的存在及其大小。这就是与资本不足风险并存而生的另一种基础风险——透明度风险。互联网金融中的网上贷款和网上投资所表现的信用风险,其生成源就是透明度风险。[46]与这种基础风险相匹配并能有效管控或对冲风险的监管原则就是透明度原则。第二金融业态(资本市场)的“基石”监管原则也是透明度,但它所要求的透明度主要是强调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与此不同,互联网金融所要求的透明度原则更多地指向借款人的信息透明度,目的主要是保证互联网金融体系内资金的安全、信息的真实和运行的有序。这正是所有互联网平台的核心职责所在,也是互联网金融有序运行最重要的基础。

   4.科技化的监管方式

   互联网金融在提供跨市场、跨机构、跨地域的金融服务时,不同业务之间相互关联、渗透,风险的传染性更强,波及面更广。插上互联网及现代科技翅膀的金融具有更强、更广和更快的破坏性,其对金融体系的冲击后果更难以预测。互联网金融这一金融创新对于传统金融的监管理念、法律制度和监管模式提出了巨大挑战,审慎监管、机构监管、行为监管等传统监管方式对于互联网金融风险的识别、追踪、防范与化解均乏力。

   审慎监管是对资本不足风险的防范,着眼于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流动性水平和盈利水平等指标(微观审慎监管),关注逆周期管理、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宏观审慎监管),但这些指标对于主要基础风险属于透明度风险的互联网金融很难适用。机构监管是按照金融机构的类型设立监管机构,不同的监管机构分别对自己所管理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持续的稳健经营、风险管控和风险处置、市场退出进行监管。但互联网金融的平台和组织,无论是第三方支付机构,还是P2P平台、众筹平台、助贷机构等,都很难获得金融机构的身份而被纳入机构监管。即使勉强纳入,建立在分业经营基础上的机构监管,对于提供跨市场、跨机构、跨地域金融服务的互联网金融的风险防范也是力不从心。行为监管是监管部门对金融机构经营行为提出的规范性要求和监督管理,旨在降低金融市场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推动金融消费者保护及市场有序竞争目标的实现。然而,在互联网金融的市场活动中,无论是金融机构的经营活动还是其交易行为都异常复杂:一方面,互联网金融平台和组织作为信息中介并不直接参与金融服务,因而规制平台或组织的行为未必能阻止欺诈等违法行为,因为此类行为往往由服务提供方而非平台或组织所为;另一方面,互联网金融平台和组织给予消费者提供和接受金融服务双重身份的机会,不同的主体之间互相提供金融服务,很容易在服务的提供者和接受者两方之间切换,对于如此复杂的消费行为,传统的行为监管措施也无法较好地发挥作用。

   综上,要能对以“太多连接而不能倒”及“太快而不能倒”为表现形式的互联网金融风险实施有效监管,必须突破传统监管维度,加入科技的力量,实现监管科技化。金融监管部门除继续运用互联网技术外,还要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现代科技,以更好地感知金融风险态势,提升监管数据收集、整合、共享的实时性,及时发现违规操作、高风险交易等潜在问题,提升风险识别的准确性和风险防范的有效性。

  

三、我国金融监管改革与互联网金融监管机制优化


   (一)我国金融监管改革与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变化

   2017年11月,国务院金融稳定与发展委员会(以下简称“金稳会”)正式成立并召开第一次会议。2018年3月13日,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将银监会和保监会的职责整合,组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银保会”),作为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原银监会和保监会具有的制定金融监管重要法律法规草案和审慎监管基本制度的职责划归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肩负起实施货币政策和履行宏观审慎管理职责的双支柱调控使命。我国金融监管组织体系和监管方式开始按照“十三五”规划提出的“符合现代金融特点,统筹协调监管,有力有效”的要求进行方向性调整。这给互联网金融监管带来了诸多变化。

   其一,随着国务院金稳会的成立和银监会与保监会的合并,在我国运行15年之久(2003-2017年)“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体制就此落下帷幕。

   其二,金融监管组织建设有了实质性的突破。改革后我国金融监管组织体系具有双峰模式的特征:中国人民银行负责宏观审慎监管,是一峰;银保会和证监会进行微观审慎监管、行为监管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构成另一峰。但这一双峰模式具有中国特色,具体表现在:一是“淡中心化”。“淡中心”并不是“去中心”,而是在中央政府部门主导下,更多地发挥金融市场其他监管主体的能动作用,加强监管框架内各主体之间的交流互动。国务院金稳会第一次会议公告将自身定位为“国务院统筹协调金融稳定和改革发展重大问题的议事协调机构”。就其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责来说,它不是对其他监管主体发号施令的机关。这就是“淡中心”。金稳会的设立,不仅有助于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的相互协调,而且促进了中央和地方监管部门之间的相互配合。再加上政府监管与行业自律并行,共同形成一个“淡中心”、具有网状结构的金融监管主体架构,与对“去中心化”、具有社会网络结构的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是相适应的。二是监管组织之间的协调由“部际水平协调”升级为“上下级垂直协调”。自2013年10月以来,由央行牵头的金融监管部际联席会议在推进金融监管政策、措施、行动的统筹协调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在“平级部门水平协调”的框架下,该制度对各成员机构并无实质性约束力,导致实践中对金融监管协调作用有限。金稳会的成立以及其肩负的“统筹协调金融监管重大事项”的职责,宣告监管协调转变为“垂直协调”,加之严格的问责机制,协调效力将会有实质性提升,互联网金融监管主体之间信息共享、合作联动的应然要求也有了实现的制度保证。

   其三,中国人民银行在《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2017)》中提出,将规模较大、具有系统重要性特征的互联网金融业务纳入宏观审慎监管框架。这一举措对于隔离互联网金融各业态跨市场风险的传递、衰减和缓解其系统性风险的扩张和恶化,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爆发,有着重要意义。但问题是,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无论是G20首尔峰会形成的“宏观审慎政策”基础性框架,还是中国人民银行2016年提出的宏观审慎评估体系,都是针对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资本监管而言的,对以透明度风险为主要风险源的互联网金融业务很难直接适用。因此,中国人民银行应进一步制定具有系统重要性特征的互联网金融业务的透明度要求。

   其四,2017年5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成立金融科技委员会,以加强金融科技工作的研究规划和统筹协调。央行通过金融科技委员会强化监管科技应用的实践表明,管理层已充分认识到,发展强大的金融科技平台的同时,技术驱动的监管科技同样重要。

   对照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应然诉求,我国金融监管改革带来互联网金融监管的上述变化,是朝着应然方向前进了一大步。但总的来看,这种变化还是属于量变范围。要实现互联网金融监管的质变,实现其应然诉求向现实的转化,还必须借助现代科技的力量。

   (二)监管科技是实现互联网金融监管机制优化的必由之路

   与互联网金融具有亲缘关系的“金融科技”概念,在2011年被首次正式提出。[47]顾名思义,金融科技即金融与技术的融合发展。对于什么是“金融科技”,目前世界上尚无统一的定义。2016年3月,全球金融治理的核心机构——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发布了《金融科技:全景描述与分析框架》的研究报告,第一次在国际组织层面对金融科技作出了初步定义:“金融科技,指技术带来的金融创新,它能创造新的业务模式、应用、流程或产品,从而对金融市场、金融机构或金融服务的提供方式造成重大影响。”[48] “监管科技”于2015年3月首次出现在英国政府科学办公室对“‘金融科技’优势”的研究报告中,在随后发布的英国年度预算报告中也有显现。[49]此后,各国监管机关和标准制定者发布的各类文件中均采纳了这一表达方式,其在全球监管讨论中逐渐被普遍接受。英国市场行为监管局(FCA)认为:“监管科技”是指“将新技术应用到现有监管过程中,以促进达成更有效的风险识别、风险衡量、监管要求以及数据分析等活动”。整体而言,监管科技代表着未来金融监管的演进趋势,是支撑整个金融业发展的坚实基础。当今,监管科技虽依然处于初创阶段,但已开始呈现风靡全球之势。[50]

   监管科技的产生是对互联网金融和金融科技内含的复杂金融风险和监管挑战的回应。它对于我国互联网金融监管应然诉求的实现发挥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其一,监管科技为互联网金融的透明度风险监管提供技术条件和技术能力。传统金融学理论认为,信息不对称是金融系统脆弱性的原因。[51]费尔南•布罗代尔深刻剖析了以金融信贷为中心的现代经济生活的特点:货币和信贷成为一种能够自我繁殖的语言,[52]日益复杂,具有高度的技术性,而且由于进入壁垒,导致垄断和操纵信息出现。金融信贷经济的复杂性和信息操纵的特点正是当代信息社会和符号经济的显著特点。而互联网金融与金融科技过度复杂性和高度杠杆性更是树立起层层的信息壁垒,导致信息受阻和传递失灵成为常态。金融产品与金融服务的提供者与消费者之间信息不对称,使得金融消费者利益受损;而金融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信息不对称,则导致监管者陷入缺乏充足信息的盲目监管或者无为而治的消极监管的困局。[53]监管者在数据、信息不足的前提下,无法对互联网金融的透明度风险进行有效的预警、防范与化解,以保证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

监管科技负载的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为互联网金融的透明度风险监管提供了技术条件和技术能力。由于当今以指数速率增长的信息以数据形式出现,因此,监管科技的核心是数据监管,即围绕数据的聚合、解释、分析与预测而展开。监管部门应充分运用现代科技实施数据监管,防范互联网金融的透明度风险:一是利用大数据和社交媒体构建一个数字化的社会,通过物联网、公共记录和卫星定位等途径,使全方位地获取数据由可能变为现实,并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建立起覆盖所有金融机构、金融控股公司、金融基础设施、各类投融资行为、互联网金融、跨境金融交易甚至民间金融等的数据收集体系。二是运用云计算和搜索引擎的发展成果,集合、传递、分析和利用相关信息,对融资者声誉形成评价机制,帮助信息使用者发现欺诈行为。三是充分认识区块链具有多中心化、增加信任、数据不可更改等特点,逐步应用这一技术使得每一笔系统内交易都被记录且难以被篡改,从而改变传统监管机制中依托各方自身进行信息披露并借助监管机构进行信息审核的模式,以及改变金融机构在用户自身信用信息和资金流向进行汇报的基础上进行审核的模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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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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