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守英 王一鸽: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中国转型的乡村变迁视角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16 次 更新时间:2018-10-20 21:3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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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守英 (进入专栏)   王一鸽  
村庄的治理结构和治理规则必将发生重大变迁。目前进行的未来村庄能否走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党支部、集体经济组织与村民自治三级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置;自治、法治、德治的治理体系如何构建等,都是未来村庄治理面临的重要问题。

  

   (四)城乡互动与融合:新型城乡关系的到来

  

   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已经过半,长期困扰转型的城乡关系也出现改变,一些新的特征已经显现,且在城乡中国阶段越来越明显。

   一是城镇化模式从单向城镇化转向城乡互动。在城乡之间要素配置效率驱动和城乡二元体制的作用下,中国的城镇化的基本特征是劳动力、资本和土地从乡村向城市的配置,带来城市的快速发展。近年来,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双向配置与互动在增强。具体表现为,资本下乡的速度和规模在增加,劳动力从完全向沿海的流动转向一定比例向内地的回流,乡村经济活动变化带来建设用地需求增加。近期实证研究也指出,在2010年以前,更多是城市带动乡村,乡村地区发展处于被动状态;但2010年以后,若干宏观数据显示随着农业现代化和乡村经济发展,乡村居民的消费和收入水平有较快发展,城乡收入差距缩减,城乡关系进入到城乡加速互动的新阶段(Gao,Yan and Du,2018)。要素流动和互动活跃,人口在城乡之间对流,资本在城市寻求获利的同时资本下乡加快,土地在城乡之间的配置和资本化加快,将成为城乡中国的基本特征。城乡互动阶段的到来,为矫正中国传统发展战略导致的城乡二元结构与体制创造了机会。从城乡分割、牺牲乡村发展换取城市繁荣到城乡融合与城乡共同发展,在城乡中国阶段可望达成——协调发展的关键是城乡融合,而要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关键是消除城乡之间的体制性障碍,实现城乡要素平等交换与合理配置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二是城乡分工的进一步明确与合理化。随着城乡互动的增强,大城市、城镇与乡村的分工更加明确,发展各自比较优势的时期到来。在城乡中国阶段,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将从快速的外延扩展转向内涵增长与质量提升,大城市因为其集聚、效率、创新、知识、产业、就业的优势,成为城乡人口就业和创造收入机会的场所,并形成一定规模的城市圈或城市带;乡村的分化将进一步加剧,部分乡村将在城乡互动中复活与振兴;在城乡之间,将有部分县或镇承担城市产业转移等功能,并发展成为城乡之间的驿站或过渡地带。因此,整个产业布局方面,乡村与城市有不同的业态分布,而乡村产业的发展,又是与农业功能由窄而宽、向多功能农业转变,以及农业通过与第二、三产业的融合,在消费革命的背景下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方向密切相连。

   三是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共融共生。中国在上一轮的快速城镇化推进中,也出现对城乡两个文明的误解,暗含着城市文明就是先进的,乡村文明就是落后的,两个文明的此长彼消就能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在城镇化过半以后,我们才发现,不平等的城乡关系不仅没有消灭乡村文明,城市文明也出现大量病兆。在城市病困扰城里人的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后,他们开始主动到乡下去寻找另一种文明的的慰藉,农家乐、民宿、乡村旅游、对土特产需求上升等等,实质上是城市文明对乡村文明的呼唤。直到现在人们才越来越意识到,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只是两种不同的文明形态,不存在谁优谁劣,而是相互需要、互为补充的关系。在城乡中国阶段,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共存与呼应是基本特征,实现两种文明的共通发展不仅是为了乡村,也是为了城市。

   对于分化和加速变革的乡村,一方面要看到,当前乡村如此大面积的、急速的衰败,根源于中国长期以来城乡二元化、城乡不平等的发展理念,使得乡村没有足够的发展权利,毕竟纵观整个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演变,绝不是以乡村的衰败作为代价的。因此,面对大部分乡村衰而未亡的状态,应该通过基本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降低乡村“衰”的程度。另一方面,村庄需要适度的集聚。由于农业发展方式变化带来的耕作半径变化,使原来以自然村落为主的村庄面临公共服务成本的提高,公共服务可以通过适度拉大半径,从原来以自然村落为半径的村落,转向未来适度拉大半径的村庄的集聚。对于村落居民而言,这意味着仅仅是离开自然村落,但未离开原有村庄,也不会因此感到陌生。最后,对于在城乡互动与融合的过程中,借助于历史文化资源、地方特色产品与工艺,以及实现未来农业现代化的村庄,是可以复兴的。当然,乡村与城市的互动与融合也必然意味着乡村要对城里人适度开放。

  

四、基本结论与公共政策含义

  

   经过近百年的转型与变迁,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的结构变革,中国已经从乡土中国转型为城乡中国。一方面,中国的农民高度分化,不同类型的农民与乡村的经济和社会关系发生分野。伴随农民的离土出村,他们与土地和村庄的粘度松解,尤其是当农二代成为迁移的主力后,他们不仅离土出村,而且不返农、不回村,在大城市、县城和乡镇就业成为其归宿,乡土成故土、乡村变故乡,农业在告别过密化的同时也在多功能化。因此,我们认为中国的结构形态已经告别费孝通意义的乡土中国。另一方面,城镇化从单向转向城乡互动,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配置活跃,城乡之间的分工与互联互通增强,乡村在分化的同时业态、产业、功能多样化,城乡两个文明彼此需要与共生共荣,这种新型的城乡关系构成城乡中国的基本特征,与作为成熟形态的城市中国相比,呈现出了独特的阶段性特征,因此,城乡中国将成为中国今后相当长时期的一个阶段。

   在城乡中国阶段,首先要矫正单纯城镇化导向的公共政策。相当长时期的一个误区是,将城镇化作为实现现代化的唯一目标,以为城镇化能带来乡村问题顺其自然的解决。事实上,单向城镇化的结果不仅导致大量的城市病,而且导致乡村问题加剧。城乡中国阶段的公共政策必须以城乡平等发展为基础,而不是以消灭乡村为结果,只有城乡的平等发展才能实现城乡两个文明的共生、共融、共荣。将城乡中国而非城市中国作为一个阶段,将允许城市与乡村良性互动,生产要素在城乡有效配置,这样更有利于抵达城市中国。

   将城乡中国作为一种范式和结构形态,不是固守和固化城乡二元分割形态。中国目前的城乡繁荣与乡村破败本身是城乡二元体制的结果。由于将作为结果的城市中国作为进程中的政策安排,导致城乡规划、土地、融资、产业、公共品提供等的二元分割,造成乡村产业窄化、农民发展机会缺失,乡村成为没有希望和生机的地方,更加剧了乡村人口和劳动力的外流与生产要素的单向配置。二元体制的存在使中国在转向城市中国的过程中扭曲更大。把“城市中国”当成公共政策的唯一目标,是导致二元体制形成和长期维持的根源。越是单纯用城镇化来发展城市,就越是带来歧视乡村和城乡不平等发展。“城乡中国”这个阶段存在的意义和重要性,最关键的是以消除城乡二元体制来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城乡中国的提出,也是为了避免以乡土中国的公共政策惯性来处理城乡中国阶段的问题。由于中国长期处于乡土中国形态,加上在相当时长时期内的结构转变更加固化了乡土中国,因此,乡土中国的治理思维和公共政策产生巨大的路径依赖,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乡土中国时期的认识和措施来应对城乡中国阶段的问题,导致决策思维与政策应对滞后于结构变革的需求,影响城乡中国的演化与向城市中国的转变。

   中国已经向乡土中国告别,中国已经处于城乡中国阶段,中国还需要经过相当长时期的努力,历经结构进一步深化和二元体制的障碍解除,实现中国的结构现代化和伟大转型。

   注:原文图表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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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管理世界》杂志2018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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