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守英 王一鸽: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中国转型的乡村变迁视角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16 次 更新时间:2018-10-20 21:3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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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守英 (进入专栏)   王一鸽  
雇佣劳动力从14元/日上涨近8倍,达到112元/日。加上2004年以后中央政府出台的农机补贴政策等因素,农业机械化进程加快,农户家庭基本采取了减少劳动力投入、增加机械和资本投入的策略。各类农业机械的使用量从2000年以后都开始迅速增长,基本保持了年均6%左右的稳定快速增长(Liu,Wang and Shi,2018)。

   其次是土地流转与土地租赁市场发展。土地细碎化长期被认为是影响中国农业效率和农业现代化的阻碍因素。随着更活跃的城乡迁移,土地流转成为农业经营者扩展经营规模的重要方式。20世纪90年代以前,土地流转的比例非常低,1984~1992年的农业部固定观察点数据显示,仅有1.99%的农户流转了部分土地。2003年以后,土地流转规模迅速加快。2003年时东、中、西部地区的流转率分别为9%、11.6%和3.86%,到2013年时,三大地区农地流转率分别达到26%、31%和20%。到2015年时,农户承包地流转率为33.29%,流转承包地规模已达到4.47亿亩,是2010年的2.39倍(Liu,Wang and Shi,2018)。

   从农地流转的形式看,以转包和出租为主,其他形式——股份合作、互换和转让也存在。2015年,五种流转模式所占比例分别为47.03%、2.79%、5.39%、34.3%、6.08%。分地区看,2013年时,转包和出租两种形式流转农地分别占到东、中、西部当年流转总量的75.69%、79.46%和79.93%(Liu,Wang and Shi,2018)。至于其他几种流转形式也在同时增长:2011年以后,东部地区的股份合作形式发展很快,2013年时已超过10%,中、西部地区在2013年时股份合作分别占比达到6.11%和3.81%(Liu,Wang and Shi,2018)。

   第三是农户的分化。去集体化的包产到户和乡村工业化、沿海工业化的兴起,使传统乡土中国那种“以土为生”的均质化小农已发生改变,不同农户在卷入非农经济活动中出现高度分化。近期研究比较了4类农户(纯农业户、农业兼业户、非农业兼业户和非农业户)在2003~2012年间的变化趋势,发现:纯农业户和农业兼业户的比例在这一时期都有所下降(分别下降了2.5%和12.39%),非农业兼业户和非农业户比例则有所上升(分别上升了4.25%和10.36%)。到2012年时,纯农业户占比为18.28%,非农业户占15.93%,而两种兼业型农户总共占比达65.79%(其中农业兼业户占比为30.07%,非农业兼业户为35.72%)。不同地区的农户分化也存在差异:在东部地区,不仅非农业户的占比(2012年为30.4%)远超过中、西部地区(分别为7.12%和6.08%),而且非农业户的增长幅度也是最大的,达到了17.4%,超过中、西部地区的5.39%和4.86%(Liu,Wang and Shi,2018)。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投入方式发生变化,农户的资本形成也开始加快。东、中、西部不同地区农户拥有的生产性固定资产均迅速增加。

   土地流转和农户分化也带来农户经营规模的差异。不同类型农户实际经营的土地规模差距在拉大。2012年,纯农业户的经营规模平均每户17.59亩,农业兼业户为10.68亩,非农业兼业户为4.93亩,非农业户为0.81亩。农户经营规模的分化对农业生产绩效也产生一定影响。研究者通过农户调查数据发现,无论在劳动生产率还是土地生产率方面,纯农业户都高于其他3类农户,特别是在劳动生产率方面,纯农户是纯非农户的3.5倍多;而在土地生产率方面,纯农户是纯非农户的1.74倍(Liu,Wang and Shi,2018)。这可能说明存在因专业化带来的效率提升,也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农业开始转向提升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模式。

   第四是农业经营主体的多样化。近年来,农业经营主体除了作为主体的家庭经营外,也出现了专业合作社、企业以及其他类型的经营主体。从耕地流转数据来看,2014年,在耕地流入一方中,农户占流入主体的比例为58%,而流入专业合作社和企业的比例分别达到21.8%和9.68%,其他主体则占到将近10.17%(Liu,Wang and Shi,2018)。这说明,尽管农户仍是主要的经营主体,中国的农业经营开始向多元化经营主体的方向发展。

   最后,农业本身的功能与形态也发生变化。在很长时间里,中国的农业始终是“粮食农业”,强调农业的功能在于解决主粮和饥饿问题,加之特定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战略,导致农业的功能长期单一化和发展受限。进入城乡中国阶段以后,农业已经开始从过去功能定位单一的粮食农业拓展到健康农业、特色农业、生态农业、休闲农业等强调农业多功能性、复合型发展的模式。其一,粮食和粮食安全的观念,作为国际性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从提供“能量”转向提供“营养”的涵义,中国农业也开始从数量转向质量、从吃饱转向健康。其二,随着消费革命和国内市场发展,对特色农产品、功能性农产品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这类产品附加值越来越高,在特定地区和区域内开发和生产特色与功能性农产品具有很大潜力。其三,当前中国正处于农业与农村现代化的重大进程中,也面临一些与20世纪西方发达国家相仿的形势和问题,如农业产能过剩、粮食与食品安全以及生态伦理和环境污染等问题。随着对农业多功能性的强调,加上生物技术和机械自动化等方面的发展,农业面临改变过去依靠缺乏环境生态可持续性的高成本工业化生产投入方式,转向绿色生态可持续农业的发展方向。其四,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业的蓬勃兴起。这不仅体现于作为都市农业的一部分,比如城市周边区域所出现的蔬果种植以及观光农业、旅游农业和农家乐等,而且随着基础设施的改善、资本注入以及新技术和商业模式的引入,在很多远离城市的乡村甚至偏远地区,也出现了旅游业和新的服务产业的发展。最近有研究指出,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业在2010年以后增长极其迅速,统计游客数量从2008年3亿人次增加到2010年的4亿,2011年跃升至6亿,并在2014年、2015年保持持续快速增长,分别达到了12亿和22亿人次。乡村旅游和休闲农业在国内旅游业中的比例也迅速提高,从2010年不到20%增加到2015年的55%(Gao,Yan and Du,2018)。这对于带动整个乡村地区的相关服务产业的发展,以及推动特色农产品、手工业产品的生产等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农业的功能变化本质上是城乡互动加深的结果。一方面,很多乡村产业的复活和壮大是对于城市需求拉动反应增强的结果;另一方面,新技术革命和商业模式发展降低了交易费用,帮助很多乡村的特色农产品包括一些手工艺制品等完成市场突破,从而为偏远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开辟出一些非常有生机的产业。这些变化要求我们重新理解农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联结关系,比如不经过制造业化而使农业与服务业、与旅游业等结合,发现、拓宽和提升乡村价值;或者在未经工业化的一些后发地区,通过农业要素与技术、市场等生产要素新型组合来实现区域农业产业化和规模化等。

  

   (三)乡村成故乡:村庄分化与治理挑战

  

   进入城乡中国阶段,不仅农民与土地的粘度发生变化,而且农民与村庄的粘度也发生变化。一方面,在城镇化进程的不同影响下,村庄数量大幅减少,分布发生变化,村庄分化加剧,一部分村庄出现活化机遇,但多数村庄呈现人走村衰面貌。另一方面,村庄的治理方式与村庄作为文化规范等非正式制度的规范发生改变,村庄作为一种制度装置的内涵处于变革之中。

   村庄的变革首先表现为数量和空间上。1985年时全国行政村数量为94.1万个,到2016年时减少到52.6万个,减少了44%;全国自然村数量从1990年的377万个降到2016年的261万个,减少了30%;村民小组数量也大为缩减,1997年时全国村庄村民小组共535.8万个,到2016年时减少到447.8万个,不到20年的时间里,村民小组减少了88万个。村庄数量的减少,一方面与农作方式变化带来的村落耕作半径变化有关:原来以高劳动投入为主农业形成的村落与土地之间的半径很近,随着农业投入转变为机械投入为主,劳动力投入下降,村庄与耕作土地之间的半径发生变化,村落半径有扩大需求。另一方面,村庄数量的减少与村庄劳动力外流直接相关。乡土中国阶段的核心特征是“不离土、不出村”,但这种状况在城乡中国阶段发生改变。绝大多数村庄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都出现不同程度的人口外流现象。根据近期一项调查数据显示,目前仅有6.5%的村庄没有劳动力向外流动,外流劳动力占1%~25%人口的村庄在所有村庄中占比29.3%,外流劳动力占26%~50%人口的村庄占比为40.2%,外流劳动力占51%~75%人口的村庄占比为17.4%,外流劳动力超过75%的村庄约有6.5%。人的流动也带本的流动。如前所述,由于出村农民的代际差异,20世纪50、60乃至70年代出生的农一代,主要是寄钱回村、建房成家,村庄未见破败,但80、90后的农二代,人出村后不回村,资本也留在城市,他们进城买房,家庭未来的落脚地也不会再回村。这种人走资本不回的趋势对于多数村庄所带来的可能将会是进一步的衰落。

   城镇化对于不同类型村庄未来的影响方式和程度会出现很大分野。在近期的一篇综述中,社会学学者将转型中的村庄归纳为4类典型形态:(1)土地城镇化的“城中村”;(2)就地城镇化的“超级村”;(3)人口外流的“空心村”;(4)治理社区化的“转型村”(任强、陈佳俊,2016)。在我们看来,类似“城中村”或“超级村”这类村庄,未来基本会在城市扩张过程中“融入城市”,成为城市的一部分;还有一批村庄可能发展成为城乡之间的过渡地带,或者说“驿站”,这些地区也会成为整个城乡中国的人口、资本和土地等要素最活跃的区域。多数村庄属于传统农区,这些村庄中的一些已经呈现出复兴的可能性,它们具有一些特征,例如具有很好的历史和文化记忆;能够提供独特、优质、健康的产品;拥有好的带头人;能够实现现代农业发展的乡村,等等。但是不可回避的是,很多传统农区的村落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将处于“衰而未亡”状态,面临破败和消亡的结局。

   中国村庄的未来更值得关注的是其作为制度装置的功能。不少研究注意到村庄空心化带来的乡村社会原子化问题,即随着村民之间基于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互动和联系日益减少,村民之间以及村民与村庄组织间的基本社会联结削弱,基于血缘、地缘以及人情关系的所谓“社会资本”衰减,加上劳动力大量外流而留守村庄的老弱妇孺普遍面临意识、能力、资源、禀赋等方面的欠缺,使得村民的集体意识和协作能力,以及整个村庄共同体的向心力与凝聚力等都呈现显著的衰退之势,被研究者称之为乡村社会的“社会关系衰退”与“组织衰败”现象(韩鹏云、刘祖云,2012;田毅鹏,2012;田毅鹏,2014)。也有学者提出,目前生活在乡村的多数村民还无法主动进城定居,这些村民可能会在较长时期维系目前乡村社会的再生产(陆益龙,2014)。村庄在人村关系变化后,集体合作变得更加困难,但也有研究提出,通过鼓励村庄精英成为集体合作的领导者,遵循公平原则制定可行的激励、惩罚和监督措施,村庄仍有可能通过合作完成村庄的公共品提供(黄茜等,2015)。当然,从基本态势看,尽管许多乡村的“衰”无法阻挡,但这一凝聚农民关系的基本制度装置也不会迅速“亡”,可能会延续很长时间。

最后,在城乡中国格局下,乡村的公私秩序会面临重构。笔者田野调查发现,在不少村庄,不仅是人走带来的空心化,实际上“公”的部分本身也被抽空,结果带来的是大量村庄以私侵公或以公肥私等现象。另外,人口流动是否会将城市社会基于陌生人规则的人际关系模式带回乡村,或者是否会生成新的规则和公私秩序,尚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这都可能意味着传统乡土中国那种以人情维系的“熟人社会”、“差序格局”和“礼治秩序”等为统合规则的乡村社会将面临不可逆的重大变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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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管理世界》杂志2018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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