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守英 王一鸽: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中国转型的乡村变迁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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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守英 (进入专栏)   王一鸽  
2007)。这一视角的村庄研究认为,文化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深层脉络和意义结构”决定了表层的规则和运作方式。我们将村庄作为一种制度装置来理解,视其为维系村庄秩序的各种制度、规则与关系的总和。

   村庄何以作为一种聚落存在?费孝通曾指出其中两个重要的原因,即亲属的联系与互相保护的需要。“……农业社区很容易遭到侵略,农民获得安全的最佳方式是将他们的家庭集中起来,在一个地方从事生产工作,这样更容易保护,周围可以围上墙。这种农户的聚居点我们称作‘村’”(费孝通,2011)。除此之外,村落还与“过密化”的小农经济模式相关,农业投入以人力和耕畜为主,这就造成较小的耕作—住宅半径,村庄也有利于农家之间经济活动的合作和各种关系与交往的长期平衡。

   村庄在乡土中国承担着重要的功能。萧公权曾将之归纳为以下几方面:(1)宗教活动,如修建庙宇,举办各类仪式、庆典等,以解决村庄的部分宗教需求;(2)经济活动,如修建桥梁、道路、渡船、茶亭等基础设施,与水利、灌溉和防洪相关的各类事务,村民共同守望庄稼,以防盗窃或牲畜毁坏的活动,以及防止税吏敲诈勒索而在村内设置的自我保护类措施等;(3)与维护地方秩序与道德相关的活动,包括调解和仲裁地方争端,由士绅与平民共同制定并执行的“乡规”等;(4)地方防卫活动(萧公权,2014)。

   村庄制度事实上奠定了乡土社会的一整套规则、价值乃至公私秩序的基础。

   首先,村庄在地理空间与社会文化上的双重性,使其在清晰和稳定的地理或地域界限内形成经济活动和社会交往的封闭性和独立性,且作为独立的文化单元和社会单元而存在。富于“地域性”使村庄演化出一系列独特的个性,如“生于斯、长于斯”;基于血缘关系的家族制度和投射于地缘关系联结的身份社会成为其基底;陌生人难以进入等。同时,村庄内部又带有某种程度的“共同体”色彩,形成一套内部共享的交往规则、价值体系和文化传统等,嵌入于费孝通所谓的“熟人社会”。

   其次,差序格局下的合作困境。中国的乡土社会是一种“差序格局”,己/我/我们的边界极富弹性。关系的起点是几乎拥有无限边界弹性的“私”,“家本位”使其推演延伸。村庄制度则在某种意义上承担着超越差序格局、解决公私关系与合作的功能。

   费孝通、萧公权等关注了村庄合作的困境。他们注意到,村庄要达成各类活动,必须以建立“领导层”和“支配”为前提——不同类型的“村庄领袖”是形成合作规则的枢纽。对于村庄事务,他们享有实际的话事权。在“家本位”支配的乡土社会中,宗族、家族通常拥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力。萧公权认为,村庄与宗族并不相同:一般情况下,村庄超越宗族的利益与控制——由几个重要宗族的族长之间协作、谘商以实现对村庄规则与秩序的控制和维护。村庄由作为“非正式的村庄领袖”的乡绅阶层与经由官方程序任命的各类“正式的村庄领袖”共同领导(萧公权,2014)。

   再次,礼治秩序与乡村治理。乡村里的“尊尊”与“亲亲”对应于“双轨政治”中的皇权与绅权。当皇权下伸基层之时,双轨政治中的绅权会在村庄寻求直接的代理人以代表村庄社区的利益,与皇权下伸的代理人接洽。在微观层面的村庄治理中,村庄的两类领袖间存在精妙的关系,正式领袖“在自己村庄和地方政府之间扮演行政上的桥梁”,或充当“政府在基层行政组织的代理人”角色;非正式乡村领袖虽然处在幕后,但其地位非常重要:“一般说来,非正式领袖比起地位或多或少要依靠政府支持的正式领袖,得到乡邻更多的信任,也受到地方官更礼貌的对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是村庄自己的领袖,对公共事务的影响,比经过正式程序产生的头人要来得大”(萧公权,2014)。

  

   (四)根植于土:历史积淀的文化伦理

  

   在乡土中国,以农立国的理念所导致的结构松动受阻、人地关系紧张所形成和强化的家本位小农经济、以地为生的地权结构和以村而治的乡村治理,共同造就了一种“人不离土”的经济形态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特定文化与价值观念。“名誉、抱负、热忱、社会上的赞扬,全都和土地联系了起来,村民根据个人是否在土地上辛勤劳动来判断他的好坏。这种激励劳动的因素比害怕挨饿还要深”(费孝通,2011)。传统小农对于家族声望和个人声誉总是“极端珍视”,历代积累的家族声望也会有利于小农在乡土社会的交易和在其中更好地生存(王曙光,2017)。

   土地的功能在乡土社会非常复杂,土地的功能在乡土社会非常复杂,它不仅意味着安全感与特殊情感的寄托,不能够轻易断卖土地也是共识;“土地不仅在一般意义上对人们有特殊的价值,并且在一家所继承的财产中有其特殊价值”(费孝通,2009)。土地的各种非经济价值带来土地交易的复杂化,除了真正压力很大的情况,农民不轻易转让土地,惯例上的土地交易总是以本乡族、本宗族内的成员优先。由于土地利润往往低于借贷,传统农村土地买卖的市场不大。乡土社会强调“落脚于土”与“叶落归根”。个人生命之树枝叶繁茂与否,有赖于根。对个体来说,这根便是他从小获得生长和教养的社会。由对落脚于土的重视,又强化了“安土重迁”的观念,使乡村的人往往不轻易离开乡土或“故土”,即便离开了,也通常努力希求归来。这种因不流动而生发的精神气质,被费孝通形象地称之为“土气”。“人不离土”的观念进一步生发为“由土中来、归于土中去”、“落叶归根”的信仰与价值观念。正如费孝通所言,“人和土地在乡土社会中有着强烈的情感联系,即一种桑梓情谊”;“正是这种人地关系的力量支撑着这历久未衰的中国文化”(费孝通,2011)。如果将费孝通的观点再向外推一层,或许也正是这种强调循环往复、落土归根的观念,某种程度上形塑了传统地方社会的政治秩序与治理形态,因为后者正是以那些由“庙堂”而归隐“故乡”的士绅阶层为核心和枢纽的。在历史的长河中,乡土中国的人与土之间紧密相连又无法从土中挣脱的特征,不仅体现在经济上,也植根于政治、社会与文化之中。

  

二、结构变革下的乡村转型: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

  

   自近代以来,中国开始由传统的农业国向现代意义上的工业化国家转型(图2)。百余年间,中国先后历经了近代工业化、国家工业化、乡村工业化以及参与全球化的沿海为主的工业化阶段。由于工业化与城镇化在各个阶段的推进方式不同,长期被缚于土的乡土中国农民也历经了计划国家工业化时期的“绑缚”于土、乡村工业化时期的“黏连”于土、沿海工业化初期进城又返乡的“农一代”的“依恋”于土,进而到“农二代”时期的离土、进城、不回村、“乡土”成“故土”的新阶段。由“农一代”到“农二代”的这场代际革命,标志着中国开始由延续数千年的“乡土中国”形态向现代意义的“城乡中国”形态的历史性转变。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在不断扩展农民向城市自由流动空间的同时,也使得传统的村庄制度发生转型。随着不同代际的农民“离土”、“出村”,不仅村庄功能及其在国家工业化阶段所强化构建的“集体”等制度安排发生蜕变,而且传统村庄的非正式制度也在农民异质化中迈向其现代转型,进入“城乡中国”阶段的村庄开始出现大规模的分化加剧、衰而未亡与复活并存的格局。

  

   (一)近代工业化:无关乡土的结构萌芽期

  

   近代中国的工业化是在中西交冲、内忧外患的阵痛之中开启的。先后经历晚清政府主导的国家现代化阶段(1861~1890年)和国民政府治下的“南京十年”工业化阶段(1890~1933年)。以洋务运动为代表,晚清工业化的工业企业或资本均以国家主导、补充以买办官僚资本和部分外资,民营、民用与民间参与极为有限。由于整个国家政治、经济与社会各方面的准备不足加上晚清政府的国家能力缺乏,这场以国家资本开启现代化的尝试以失败告终(虞和平,2001)。到1890年时,中国的现代制造业与运输业仅占当年GDP的0.5%,19世纪末整个中国城市人口的比重与1820年相比亦变化不大,广大内陆地区的农民依然从事着几个世纪以来的糊口农业(安格斯·麦迪森,2008)。

   近代工业化真正开端于1890~1933年期间。最明显的是国民政府治下环境相对和平的 “南京十年”(1927~1937年)间,政府开始为经济发展建制度架构,根据资源清单规划国家发展计划,并尝试增加教育和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等方面的投入,为经济发展打基础(巴里·诺顿,2010)。这一时期的工业发展速度加快,1912~1936年间,现代工厂以每年8%~9%的速度增长,到1933年时,现代工厂生产占到GDP的2%左右,雇用工人近百万(John K. CHANG,1969)。经济结构也开始变化,以制造业、矿业、电力、运输和通讯业为主的现代产业部门从1890年占GDP的0.7%上升到1933年的5.3%。

   如何评估近代工业化对传统经济与乡村地区的影响,因缺乏系统性的经验证据而难以下定论。西方学者基于近代沿海等区域农作物商品化和部分传统手工业部门的相关研究,倾向于肯定近代商业化与现代工业发展对传统部门和乡村带来了积极影响(T. G. Rawski,1989;L. Brant,1989;R. H. Myers,1991)。与之相对的中国学者则不约而同地强调,在西方冲击与本国工业化发展严重不足的情形下,商业化与工业发展导致了近代中国的乡村陷入更严重的“内卷化”陷阱,乡土社会的分化与不平等加剧、进而影响到乡村治理并威胁政治社会秩序(费孝通,1993;费孝通,2002;梁漱溟,2016;毛泽东,1991;薛暮桥,1985;杜赞齐,2003;折晓叶、艾云,2014)。回溯来看,由于近代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程度都太过有限,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乡土中国不仅没有受到撼动,反而在内外交困中陷入无序。

  

   (二)国家工业化:农民绑缚于土的结构转变

  

   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国共产党开启了以实现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进程,并选择了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由于重工业的资本密集型特征,国家不得不施行“扭曲产品和生产要素价格的宏观政策环境,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和毫无独立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为特征的三位一体模式,人为压低重工业发展的各项成本,降低重工业资本形成的门槛(林毅夫等,1995)。农业充当了为工业化提供原始积累的角色,通过提供低价农产品以保障城市的低价食品供应、低工资和低成本。

这一时期的结构转变,主要依靠3项制度的支撑,即农产品的统购统销,集体化与人民公社制度,城乡户籍制度。首先,施行统购统销使国家垄断了粮食贸易和其他绝大多数农产品,农业领域政府计划全面取代了市场和价格体系的作用,国家实行对农产品生产、销售和流通的全面控制。在1962~1978年间,粮食价格几乎维持不变,17年间只调整过3次,总体提高幅度不足20%(高小蒙、向宁,1992;黄季焜,2010)。其次,农业集体化与人民公社制度的建立,实现农村土地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转变,通过集体化最大限度地动员农村劳动力投入一系列劳动密集型项目以及广泛利用各类传统技术与投入,提高农作物单产,但是也带来难以克服的生产中的监督成本、管理中的委托代理、分配上的激励不足等问题,导致农业系统的低效率或无效率(Kung,1993;Kung,1994;Lin1992;Lin,1994;Wen,1993)。1976年每个集体出工日的产值相比1965年实际下降了20%,这一时期农业生产效率不增反降(D.(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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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管理世界》杂志2018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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