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树军:国家与市场:公共治理的两种取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3 次 更新时间:2018-10-16 22: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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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树军  
这说明,我们不能盲目接受机械的、线性演进的、乐观主义的现代化理论,不能单纯强调单一发展目标的优先或至高无上,而应认识到并充分重视发展目标的多样性,充分重视不同目标的实现条件、实现程度及其结构、文化、行动者以及国际因素的影响,尤其是不同目标及其实现程度之间的相互制约[23]。

   同时,现代化并不等于西方化,每个文明都应该坚持发展模式的自主性。英国、西欧、北欧尤其是美国的现代化道路都是非常独特的。一个现代的中国社会、非洲社会、印度社会、伊斯兰社会不一定能走向丹麦、走向瑞典、走向德国、走向美国,而应该致力于独立自主探寻适合自己的美好社会,找到一种适合自身的能够发挥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因素积极影响的发展模式[24]。

   只有更好地实现包括经济增长、公平平等、民主自由、稳定安全、国家自主、环境保护在内的全面发展目标,才有可能建立一个适合全体中国人的、更加美好的社会,也才有可能为人类社会做出更大贡献。但是,所有美好的事情不会一起发生,所有美好的理想不会自动实现,经济增长带来的不一定是公平平等、稳定安全、民主自由、国家自主,要想同时实现两个或更多的发展目标,追求全面的发展,需要克服观念与行动层面的种种挑战。

  

结  语

  

   对于意欲在国内外纷繁复杂、瞬息万变的形势下竞逐国富民强的当代中国而言,究竟是从“因市场而治理”转向“为市场而治理”,还是从“为市场而治理”转向“因市场而治理”;是从“国家监督市场”转向“市场监督国家”,还是从“市场监督国家”转向“国家监督市场”;是“市场配置市场资源、市场机制配置政治资源、社会资源乃至一切资源”,还是各安其位:“市场配置市场资源、政府配置政府政治资源”;以及,究竟如何合理安放政治-经济、国家-市场、国家-社会、国家-人民、内外贸易、内外秩序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内外有别还是内外一致,都仍然需要在自身与他国的政治经济发展实际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做出问题导向、脚踏实地、深思熟虑的选择,而不是不假思索地奉行某种无法自持的“自生自发的市场自由”思维。

  

   参考文献

   [①] [法]米歇尔·福柯著,钱翰、陈晓径译:《安全、领土与人口》,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法]米歇尔·福柯著,莫伟民、赵伟译:《生命政治的诞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②] [法]米歇尔·福柯著,莫伟民、赵伟译:《生命政治的诞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44页。

   [③] [英]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亚当·斯密全集第二、三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

   [④] [英]卡尔·波兰尼著,冯刚、刘阳译:《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经济起源》,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⑤] [法]米歇尔·福柯著,钱翰、陈晓径译:《安全、领土与人口》,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7-18页。

   [⑥] [法]米歇尔·福柯著,钱翰、陈晓径译:《安全、领土与人口》,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4-38页。

   [⑦] 同上。

   [⑧] [法]米歇尔·福柯著,莫伟民、赵伟译:《生命政治的诞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63-79页。

   [⑨] [英]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亚当·斯密全集第二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7-359页。

   [⑩] [英]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亚当·斯密全集第三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263-384页。

   [11] [英]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亚当·斯密全集第二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363-402页。

   [12] 王绍光:“国家在市场经济转型中的作用”,《当代中国研究》,1994年第2期(总第41期)。

   [13] [法]米歇尔·福柯著,莫伟民、赵伟译:《生命政治的诞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63-79页。

   [14] [英]卡尔·波兰尼著,冯钢、刘阳译:《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经济起源》,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页。

   [15] [英]卡尔·波兰尼著,冯钢、刘阳译:《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21页。

   [16] [英]卡尔·波兰尼著,冯钢、刘阳译:《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10-111页。

   [17] 参见张夏准著,肖炼等译:《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修订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18] 王绍光:“国家在市场经济转型中的作用”,《当代中国研究》,1994年第2期(总第41期)。

   [19] 王绍光:“国家在市场经济转型中的作用”,《当代中国研究》,1994年第2期(总第41期)。

   [20] [美]塞缪尔·亨廷顿等著,罗荣渠主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第331-357页。

   [21] 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22] 同上。具体包括宏观调控、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风险,扩大企业自主决策权(关系国家安全和生态安全、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等项目的除外),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发展成果的政绩偏向,建立国家统一的经济核算制度、资产负债表、房产和信用基础数据平台,最大限度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把直接面向基层、量大面广、由地方管理更方便有效的经济社会事项下放地方和基层管理,加强发展战略、规划、政策、标准等制定和实施,以及推广政府购买服务等等。

   [23] 欧树军:“民主的质量比民主的形式更重要”,《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6月13日第8版。

   [24] [美]塞缪尔·亨廷顿等著,罗荣渠主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第331-3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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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政治学》20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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