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琪轩:金融与世界霸权:美国如何利用美金转移危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68 次 更新时间:2018-10-13 21:5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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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琪轩  
日本在12个门类中处于领先地位,而美国仅在4个门类中领先,在其余8个门类中,美国和日本的技术水平旗鼓相当。

   我们看到,经济相对实力的变化使得美国的“权力贴现率”开始改变。越来越多的美国政府官员和民众相信日本终将取代美国的经济地位。“在二战结束的时候,美国还对欧洲和不发达国家实施一些国际贸易的特殊优惠条款。但是,到了此时,美国开始按照自身利益修改国际贸易规则。”尤其是“到了七八十年代,轮到美国开始担心海外势力,尤其是日本所获得的过多收益了”。马斯坦杜诺(Michael Mastanduno)的研究也发现:由于日本的崛起,美国开始关注美日技术合作中的收益不均等问题,美国对日本的技术政策开始调整,控制范围涉及飞机、卫星等领域。当时美国不少研究警告说,美国需要重新考虑对日本的高科技政策,因为不仅美国和苏联的冲突关系到国家安全,日本的技术领先同样威胁到了美国的国家安全,需要当心以后日本取代美国的霸权。

   当美国的“权力贴现率”再度提高时,当美国更加关注眼前收益而不是长远收益时,美元币值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调整。1985-1995年间,美元进行了第二轮贬值。在这期间,美元针对世界其他主要国家货币贬值了34%,而这轮贬值的起点就是广场协议。1985年,五国集团代表在纽约的广场饭店签署了广场协议。此后,美元贬值,日元升值。到了1987年,美元对日元贬值了42%,日本持有的美元储备和债券遭遇贬值。美国再次通过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享有的特殊地位,从其他国家获得铸币税,化解了债务负担,扭转了贸易颓势,同时转嫁了危机。到90年代初期,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再次恢复到接近零的水平。可见,美元的第二轮贬值与第一轮贬值重复的是同样的故事。遭遇霸权危机的美国,从上升时期的良性的、开放的霸权转变为更具掠夺性的、恶性的霸权。

   由于日本比欧洲更为脆弱——日本的国土面积狭小,严重依赖美国市场———因此,当谈到 “贸易国家”的成功故事时,也要看到其脆弱的一面。尽管日本在广场协议中遭受了重大损失,但是其调整余地却有限。日本受制于狭小的国内市场,在经济上仍难以摆脱对外部的高度依赖。因此,日本的外汇储备长期居世界首位,直至2006年才被中国超过。而这种高度依赖,使日本在遭遇新一轮的美元贬值时,还要再次承受20世纪80年代中期那样的危机转嫁负担。


新一轮的危机转嫁

  

   从2001年开始,美元针对其他主要国家货币又开始新一轮的贬值。与前两次美元贬值相比较,此次美元贬值的驱动力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美元贬值依旧是在美国霸权面临危机时,“权力贴现率”上升导致的短期行为与转嫁危机的举措。只不过与前两轮相比,在第三轮美元贬值中,改变美国“权力贴现率”的对象变化了:以往主要是欧洲与日本对美国的挑战,当前则是来自中国的挑战。

   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之快,持续时间之长,让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苏联解体后,美国受到的外部军事威胁大大降低。此时,中国的经济业绩与日益发展的综合国力成为世界各国尤其是美国关注的焦点。

   1993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定修改计算世界各国财富的方法,开始基于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来评估GDP。这种评估方法使中国的GDP从世界第十位上升为第三位,略微落后于日本。此时,中国的实力已经在世界政治经济中日益显现出来,我们从中国外汇储备的变化就可见一斑。外汇储备是一项重要的金融权力,戴高乐就曾挟巨额美元冲击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国的外汇储备原本长期不足,由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出口快速增长,中国的外汇储备实现了高速增长。在1996年底,中国外汇储备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2006年2月底,中国外汇储备达到8536亿美元,超过日本成为全球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而此时,美国的外汇储备仅为691.9亿美元,居世界第15位。到2011年,中国已经积累了近三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与日本外汇储备的上升有所不同——日本外汇储备上升的过程相对缓慢,中国外汇储备在几年间实现了大幅度的增长。在中国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中国的国防实力与世界影响力也在显著增强。这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冲击。

   因此,关于人民币升值的争论是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凸显出来的。据美方统计,中国从2001年开始成为美国最大贸易逆差来源地。因此,关于人民币升值的争论从2002年起开始升温,2003年以后则更为明显。美国政府官员——包括当时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美国财政部长斯诺以及总统布什——都曾公开表示希望人民币升值。2003年,美国国会还为人民币汇率问题举行了大量的听证会。2003年10月,美国参议院提出的一项法案建议,如果中国在六个月内不浮动汇率,就向从中国征收制裁关税。

   美国众议院的法案也要求政府进行贸易报复。因此,新近出现的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这只不过是第三轮美元贬值的继续。而这一问题的缘起,则是由于中国的迅速发展,进而导致美国“权力贴现率”的改变。如果中国的发展继续保持强劲势头,美国霸权的“权力贴现率”将会持续上升,美国将更加看重当前利益,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对人民币施加的压力不会有实质性的缓解。

   2011年,由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re)在22个国家进行的调查显示:22个国家中,有15个国家的大多数民众相信,中国会取代或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强国”。事实上,调查发现,美国的盟友对美国的态度更为悲观。在欧洲国家中,持这种看法的人所占比重普遍较高,例如法国为72%,西班牙为67%,英国为65%,德国为61%。即便是在美国国内,也有46%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将会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霸主,而不同意此观点的民众占45%,双方大体持平。同时,持这种看法的民众所占比重上升很快。如表4所示,2009-2011年间,欧洲国家的民众认为中国是世界经济的领导力量的比重在迅速上升。在短短两年间,西班牙上升了27个百分点,德国上升了20个百分点,而英国和法国各上升了13与12个百分点。而且,在这些国家中,已经有接近一半的民众认为中国是世界经济的领导力量。

   具体到国际货币领域,越来越多的人相信美元所承担的国际角色会有根本性的变化。未来的美元可能从没有任何争议的、占主导地位的国际货币变成几种国际关键货币之一。在霸权预期发生变化了的情况下——即霸权前景黯淡,美国的“权力贴现率”进一步上升了;但与此同时,美国操控国际货币体系的能力却没有实质性的改变。这加大了美国通过其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以美元贬值等方式来转嫁危机的可能性。

   因此,中国国际地位的迅速变迁,正在改变着美国的“权力贴现率”。此外,从短期来看,美国的债务危机、军事过度扩张、欧元区的挑战、东亚地区一体化的增强等因素都在撼动美国的霸权,这些因素也在改变着美国的“权力贴现率”。而长期来看,中国的崛起对美国的“权力贴现率”构成了更为根本的影响。如果这一趋势没有实质性的改变,美国通过其掌握的国际货币领导权来转嫁危机的动力就不会得到实质性的削弱。

   同时,美元的第三轮贬值可能比前两轮贬值的驱动力更强。毕竟,欧洲和日本与美国存在诸多的共同点与共同利益。在意识形态上,欧日与美国接近。在发展模式上,尽管日本的经济模式曾被称为“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在其发展过程中有着较多的政府主导痕迹,且日本倡议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的努力也被视为美日在发展理念与身份认同上存在差异而导致,但是,欧洲和日本在发展模式上与美国的区别仅仅在于资本主义模式的多样性。此外,欧洲与日本实行的都是美国所认可的西方民主制。在军事上,欧洲和日本都是美国的盟友,美国在欧洲与日本长期驻军。因此,中国对美国的挑战,会使美国霸权的“权力贴现率”变化更为显著,这使得第三轮美元贬值的驱动力更为明显。

  

美元霸权的未来


   从二战后美国利用其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操纵美元贬值,从其他国家获取铸币税,进而转嫁危机的历史来看,我们可以得到以下思考与认识。首先,美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扮演的角色受其“权力贴现率”的影响。当霸权国家处于上升时期时,霸权的“权力贴现率”较低,它对长期收益更为看重,因此愿意做出短期的牺牲来换取长远的回报。因此,这一时期的霸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所起的作用往往是积极的、良性的。而当霸权国家面临其他国家的挑战,霸权前景黯淡时,会导致霸权的“权力贴现率”提高,这一时期的霸权国家对短期收益更为看重,它会通过其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用货币贬值等手段,从体系内的其他国家获得铸币税,化解内外危机,同时将负担转嫁到其他国家身上。二战后,美元的几轮贬值都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权力贴现率”的变迁是霸权国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角色转变的长远驱动力。因此,单纯探讨美国霸权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具有误导性,因为这取决于霸权“权力贴现率”的变迁。

   其次,美元的货币霸权具有较为宽广的权力基础,如果这一权力基础没有受到整体性的削弱,那么局部的冲击难以实质性地撼动美元霸权。国际货币体系是一个不平等的结构,在货币体系金字塔顶端的国家会获得非对称的收益,而排序较低的国家则可能遭受损失。原则上,一个国家不能无限期地维持国际收支赤字;同时,一个国家的债务也不能过度积累。但是,美国的国际收支长期处于赤字状态,而其国际债务也一直在积累。长期的国际收支赤字与国际债务问题对世界上其他国家而言都是巨大的问题,它会影响一国的清偿能力与国际竞争力。因此,当非洲国家、东南亚国家和南美国家等遇到国际债务问题时,其经济就会出现巨大的危机乃至动荡。但是,美国却是例外。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结束之后,美国维持了近三十年的国际收支赤字。美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优势地位,离不开其权力基础,而且这个权力基础不仅仅是金融权力,而更像斯特兰奇所说的结构性权力,它由较多因素支撑。当欧洲、日本持有过多美元的时候,美国能利用美元作为国际关键货币的优势,将美元贬值,以转嫁危机。当石油输出国组织提价的时候,美国也能利用其自身实力同沙特阿拉伯进行一系列谈判,并最终达成协议——欧佩克承诺只用美元为石油定价,美国再利用美元作为国际关键货币的优势,让美元回流,同时通过美元贬值,向石油输出国转嫁负担。当伊拉克准备以欧元替代美元作为偿付石油的货币时,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消除了这一威胁。因此,美国享有的货币霸权具有深厚的权力基础,美国庞大的市场、强大的军事实力和科技实力等都为美国的货币霸权提供着支撑。在这种权力基础没有被整体性撼动的情况下,美国的货币霸权也难以很快终结。

   最后,一国在经济与安全上的自主性会影响到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收益。“如果想要政治上的自主性,就不要依赖于他国的货币。”而是否依赖于他国货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国家在经济上与安全上的自主性。在国际货币领域,利益在很大程度为大国所攫取:大国可以通过国际货币体系提高相对自主性,通过国际货币体系实现其他政治目标,通过国际货币体系推动本国金融部门在全世界的利益。霸权国家之所以能从国际货币体系中获得较多收益,离不开霸权国家在安全上、经济上较强的自主性。在20世纪60年代,法国由于有较强的自主性,坚持发展独立的核武器,建立法国独立的防务,因此,戴高乐总统可以不顾美国的劝阻,将手中的美元兑换成黄金。相比而言,联邦德国则因为军事上严重依赖于美国,故不得不持有大量的美元,直至在美元贬值中遭受损失。阿拉伯世界通过石油提价,获得了大量的美元,但是我们也看到,产油国家出现了所谓的“资源诅咒”问题。这些国家国内产业落后,经济上缺少自主性,因此大量美元回流到发达国家。当美元贬值时,这些石油输出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日本在遭遇几轮美元贬值后,仍严重依赖出口来维系国内的经济,这也是日本这样的“贸易国家”缺少足够的国内市场,进而在国际经济中缺少自主性的表现。日本因一度积累了大量美元,深受美元贬值的危害。可见,如果一国缺少安全与经济上的自主性,当霸权国利用国际货币体系转嫁危机时,该国就会缺少回旋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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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亚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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