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强:斯金纳的“语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59 次 更新时间:2018-10-04 12:2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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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强  
必须有力量去行动,以追求特定的选项(或至少其替代方案),而且在行使力量时不受外力的干涉。但是,这种消极自由概念显然无法涵盖所有阻碍自由的因素。斯金纳举出穆勒的《论自由》为例。在《论自由》中,穆勒不仅注意到对自由的外在干涉,而且注意到对自由的内在阻碍,譬如激情、非本真性(inauthenticity)以及虚假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所谓非本真性,穆勒指的是那种“心灵本身被束缚于枷锁之下”的状态。譬如,“英国人以为自己是自由的,但他们宁愿选择合乎习俗的东西而不选择自己的偏好,直到他们除合乎习俗的东西之外压根不再有任何偏好”。顺着穆勒的思路,后来以格林为代表的一批新自由主义者受到黑格尔主义的影响,倡导所谓积极自由。斯金纳赞成的既不是消极自由,也不是积极自由,而是第三种自由,即共和主义自由。这种自由导源于罗马法,在文艺复兴时期经马基雅维里复活,并在英国内战时期的共和主义思想家那里进一步丰富。这种新罗马的自由观念强调,自由并非“没有干涉”,而是“没有依赖关系”,不受他人“支配”。按照这个观点,唯有在共和国里,才可能免于专断意志的支配,享有公民自由;只有不受帝国或其他外部强权的控制,摆脱殖民地处境,才可能享有自由。也正是基于这种新罗马的自由观念,才可能论证妇女的平等权利以及弱势群体在社会中的公平地位。

   斯金纳在演讲以及与教师、学生座谈时,不时会涉及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另一个派别,即施特劳斯学派。应该说,施特劳斯学派在英国及欧洲学术界的影响颇为有限,但在中国学术界的影响却非同凡响。斯金纳在几次演讲、回答提问以及在几次座谈中,都直接或隐含地对施特劳斯学派做出评论。

   斯金纳承认施特劳斯学派在文本解读方面的杰出贡献:“任何研习思想史的人都无疑在一点上受益于施特劳斯,即他认为西方哲学家们存在一系列经典文本,我们都应该熟读,并且他始终坚持认为这些文本应该得到非常仔细的研究,这当然是正确的。”不过,斯金纳强调,施特劳斯学派文本主义方法的最大问题是将文本作为作者信念的表达,而忽略了文本的历史语境。而较好的文本解读方法应该是:“如果我们寻求对这些文本的历史理解,那么任务之一便是努力将文本置于一个语境(context)中,让我们能够理解它们为什么写成于那个时间,它们为何有那样的主题,它们何故会出现。这些是需要解决的各种问题。施特劳斯学派对这些问题不感兴趣,他认为文本就在那里,文本需要解读。”

   由于施特劳斯学派不注重文本的语境主义解读,斯金纳对施特劳斯著作的学术价值颇有质疑。譬如,斯金纳对施特劳斯关于马基雅维里的著作评价不高。他甚至认为施特劳斯写一本关于马基雅维里的书是不明智的,因为他完全不懂意大利语。一切都是翻译过来的,而翻译在当时很糟糕。所以,这部马基雅维里专著不是一本适当的学术作品。

   唯一进入斯金纳法眼的施特劳斯著作是《霍布斯的政治哲学》。斯金纳称之为一部十分精彩的著作,精彩之处在于,它“是一本剑桥学派式的著作”。施特劳斯是最早研究霍布斯手稿的学者之一。施特劳斯从中发现霍布斯在贵族家庭中担任家庭教师时的教学内容,从而发现霍布斯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文化有深厚的关系。这种关系影响了霍布斯分析美德的方式、思考自然法的方式,并影响了他的公民哲学(Civil Philosophy)。斯金纳认为,施特劳斯的霍布斯著作以及稍早一些时期滕尼斯的霍布斯著作树立了霍布斯研究的典范。他诙谐地说道,如果施特劳斯的学术贡献到此为止,我会非常钦佩施特劳斯。

   除了方法论上的不同外,斯金纳也对施特劳斯学派强烈的反现代主义立场持批评态度。在他看来,施特劳斯沿袭了从尼采、海德格尔以来的德国反现代性哲学传统,拒斥个人主义、权利理论、现代国家等现代主义观念。“他那本最著名的书《自然权利与历史》,是对西方的巨大攻击。”

   此外,斯金纳也强烈批评施特劳斯学派所谓“隐秘写作”的说法。他注意到,“施特劳斯专注于这样一个观念,伟大的经典是写给精英的,而且含有一个隐微的信息,这个信息只提供给精英而不是别人。如果没有领悟到这个隐微的信息,我们就不能理解这个文本”。斯金纳并不认为这是一个接近西方思想经典的有益方式。原因在于:“大多数的站在经典之列的作家,尽管施特劳斯并不同意,都明显是无畏地表达自己想法的人。霍布斯、斯宾诺莎、卢梭、马克思等与社会高度对立的作家,完全不是间接写作的人,对自己的写作和事业有着难以置信的热情。”“所以我向来不能同意秘密写作,从来没有发现它作为一个一般的说法是令人信服的,我从来没有觉得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经典。”

   诚然,斯金纳作为一个英国式的具有绅士风度的学者,在言及施特劳斯学派时尽量用一种绅士式的语言。但是,就剑桥学派而言,他们对施特劳斯学派应该说充满恶感。记得笔者二〇一二年在日本参加“剑桥学派时刻”学术会议时,参加会议的不少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直接或间接表达过对施特劳斯学派的批评。为了和施特劳斯学派相对比,一些剑桥学派的成员,如约翰·邓恩(John Dunn)、伊思凡·洪特(Istvan Hont)等甚至否认存在一个“剑桥学派”。他们声称,所谓“剑桥学派”并不是一个排他的、类似宗教教派式的派别,而只是一些志同道合的“优秀历史学者”形成的学术共同体。在他们看来,施特劳斯学派可以真正被称作是一个学派。该学派有祖师爷,有虔诚的徒子徒孙,有隐秘的语言与隐秘的政治目标。他们以一种傲慢的方式显示自己对隐秘语言的熟练掌握,对任何未能掌握并运用隐秘语言的同行嗤之以鼻。在这些剑桥学派的学者看来,施特劳斯学派这种类似帮派的行为方式和傲慢、封闭的心态是与剑桥学派的旨趣格格不入的。

   期待斯金纳对语境主义细致入微的解释能够对我国学术界研究西方思想史、比较思想史乃至中国思想史有所启迪,期待更多的思想史研究能够通过深入细致的历史语境分析解读思想史文本的真实意涵,尽管这并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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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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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2018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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