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旭东:改革开放40年文艺文化思想领域回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94 次 更新时间:2018-09-30 08:05:08

进入专题: 改革开放  

张旭东 (进入专栏)  

   与“新左派”针锋相对的则是所谓“自由主义”立场。这个流派的主体构成包括所谓“党内改革派”及其周边“知识精英”、认同西方自由民主“普世价值”的制度接轨论者(即后来所谓的“带路党”“推墙党”)以及照搬市场原教旨主义经济学观点的中国版“震荡疗法”鼓吹者。应该说,虽然主观上讲中国“自由主义者”真诚地认为自己是西方主流自由主义价值和理论的信奉者和追随者,但在实际上,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思想光谱和理论视野比西方自由主义理论要窄得多,其主要兴趣在于通过简单的“好与坏”“善与恶”“民主与专制”“自由与禁锢”的对比,将一个理想化的西方现实作为一个抽象的范本, 急切地希望移植和照搬。所以在社会变革的政治学理论意义上,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不是温和渐进派而是急进革命派;不是宽容的平等的辩论方而是以绝对普世真理自居的传教士。作为政府和社会现实的批评者,自由主义言论自有其博得人们同情或起码是谅解的地方,但在知识上、学理上常年在拾人牙慧、人云亦云的低水准上徘徊,在政策和政治领域更是难以获得任何具体实际的效能,基本上只能作为一种情绪化的存在,标识出当代中国社会内部的认同的分裂。

   90年代文艺文化思想领域的成就总体上比较浅显粗糙,表现出剧烈转型期的茫然和匆忙。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亮点”是民族主义、大众消费趣味、日常生活在表象层面的浮现,通过形象、故事、评论和争议构成“第二个十年”的一道风景线。对此,80年代遗留下来的文化精英从“左边”和“右边”都表示出极度的不满和不屑,但知识精英的否定态度丝毫也没有能够压制或左右这个趋势的蓬勃发展。事实上,民族国家、消费大众、私人生活恰恰是作为有关以阶级和阶级斗争为主导的历史规律、以“升华”和“创造”为核心的精英主义高级文化和推崇集体性、公共性和服务奉献精神的社会主义生活哲学的替代品而出现在当代历史舞台上的。在文艺生产领域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比较成功的、赢得国际国内广泛赞誉的作品,大多能成功地调和矛盾、搭配这些不同的社会基本要素。比如余华的《活着》、陈凯歌的影片《霸王别姬》和王安忆的《长恨歌》。当然,80代他们就都已崭露头角了。

   90年代是一个艰难的转折期和爬坡期,能够应付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平稳走出来相当不容易。面对如此紧张的局面,仍能够在文艺思想、文化政策上保持相当程度的开放、宽容和灵活性,在今天看来更是了不起。“第二个十年”的文艺文化思想生活,虽然不如上一个十年那样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但历经时代的巨变劫后余生,仍能够缓过气来、大体上自然地回应和反映社会历史变化,并随着中国经济和日常生活领域的发展和发育,随着经验和知识的积累,逐步形成了自己内部的积累、脉络和走向。

  

   第三个十年(2001–2012)与“中国道路”

  

   第三个十年可以说是前两个十年在更高层次上的综合。所谓“更高”,首先是指中国经济的爆炸式增长,从2001年“入关”起,中国经济接连追上意大利、法国、德国、日本,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而且在几年后(2014年左右),制造业产值超过美国,之后经济体量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也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在这十年期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从2001年起将要精力转向打击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2008年又经历了金融危机的巨大震荡,客观上给中国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成长提供了一个相对平静的外部环境。内政意义上的“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不折腾”等政策在客观上也与这一轮爆发式经济增长所需的社会环境和思想环境相适应。在经济飞速成长和大环境相对稳定的基础上,借助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中国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等外界因素的刺激,中国人的集体自信得到了空前的恢复,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乃至“中国梦”这样的议题表明,当代中国文化思想已经开始在“文明”的层面重新认识自己、认识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认识自己同普遍性概念的关系、认识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

   经过20年的努力,以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标志,中国产品大举进入世界市场,首先表现是低端产品,此后迅速在产业链、价值链往上攀升。很快人们就发现,进入世界竞争体系的不仅仅是中国的廉价商品,更是覆盖整个产业链的中国制造业和组织这个世界上最庞大工业生产体系的政府,最终是作为当代中国人终极形象的劳动者大军。所以我研究 “第三个十年”的方法论,是从摹仿、表现、再现、语言风格和叙事结构的范畴出发,去分析当代中国文艺文化思想领域对“行动中的人”的系统摹仿和再现。摹仿(mimesis)是“摹仿行动中的人”,这是亚里士多德《诗学》里对艺术和艺术所表现的现实之间关系的基本定义。这种方法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方法的运用。

   所谓“行动中的人”就是人的历史性实践,包括生产实践和政治实践,它们一同构成了当代中国这出戏剧的最基本的“动作”和“情节”。进入改革开放“第三个十年”后,我们回溯性地看到,正是中国人的集体劳动塑造了并正在塑造着当代中国的历史世界和生活场景。当代中国人的社会行为、心理动机、语言表述、情绪律动、想象方式总体上是这种生产活动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组织的“表象”和“再现”。这一观察视角和分析对象的调整,也是对前两个十年间文艺文化思想活动呈现给研究者的方法论问题的一个修正。“80年代”和“90年代”的思想文化和艺术生产,除了对当时政策和社会情绪的直接回应(比如“伤痕文学”“改革文学”等等)或简单的“政治波普”样式的材料拼贴(在当代中国先锋艺术圈子一度盛行)外,在自觉追求“艺术规律”“学术规律”“理论创新”方面,总体上带有某种幻想和“超前” 特点。所谓“幻想”指的是在某种现代化未来学想象暗示下对所谓世界性、普遍性的主观投射、认同和自居;同时,这种幻想风格也一定程度上建立在对过去(毛泽东时代)的简单否定造成的历史虚无和价值真空之中,表现为对某种绝对人性和个性的孤立而盲目的膜拜,以及对任何“新事物、新观点”的无批判无分析的接受和赞赏。在这样的价值空洞和意识形态幼稚病基础上能搭建什么样的艺术作品和思想作品,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所谓 “超前”,指的是脱离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包括其可能性和局限性两个方面),以“觉醒的个人”和“创造性天才”的身份在某种“更先进”“更高级”、更为一个想象的西方所接受的文化体制和审美—哲学脉络中去炮制“中国故事”“中国影像”,营造一个海市蜃楼般的形式自足体。不能不说,这是整个“中国现代主义”和“自律性”风格的一个软肋,使之始终难以摆脱形式主义、抽象晦涩、主观性和高蹈特征。这种倾向在主流现代化、发展主义论述里的表现,就是想当然地照搬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以宗教狂热般的态度鼓吹私有化市场化而无视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性,无视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法理基础、政治正当性以及政府和社会政策在生产领域和民生领域的重要性。

   如果说前20年中国经济的绝对落后和相对落后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新时期中国知识分子习惯性地把自己的头脑嫁接在一个想象性的“世界文明主流”上去思考,那么在“第三个十年”里中国经济的“史诗般的增长”曾有助于人们发现中国社会发展和文化思想活力的真正的源泉: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带来的新的生产能力、新的劳动组织和新的自主创新能力。而这一切在整体上是对中国发展道路的肯定,也为在知识、思想、艺术、审美层面上感受、观照、分析和表述中国提供了基本的历史实质和历史内容。它让我们看到,真正改变中国的既是组织在中国社会化大生产体系中的普通劳动者,也是作为这个系统能动因素之一的那个“看得见的手”,中国各级政府和各行各业的管理者。他们一同构成了那个集体性的“行动中的人”,他们的动机和动作构成了“中国故事”的最基本的情节。这个情节在前20年处在隐晦边缘的状态,但在第三个十年则作为故事的核心摆在了读者的面前。

   所以毫不奇怪,在“第三个十年”中,长篇小说、多集电视剧和大型表演(比如各文化古都和旅游胜地打造的“印象”系列)成为文艺创作中最为抢眼的样式。80年代曾经有人呼唤“史诗”,评论界指责文艺创作“对不起我们的大时代”,但史诗千呼万唤也没有出来。到了“第三个十年”没有人再谈这个问题了,整个社会的注意力都在房产、股市,但真正的关于“改革开放时代”及其前史的大叙事出现了。 我目前正在完稿的对于这“第三个十年”的研究集中处理这种长篇巨制。2018年春季学期,我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设了“21世纪中国文学的现实表象”讨论班,课上集中讨论了《兄弟》(余华)、《生死疲劳》(莫言)、《一句顶一万句》(刘震云)、《天香》(王安忆)等长篇小说;讨论了西川的汪洋恣肆不拘一格的诗歌创作;也对《大工匠》《士兵突击》《潜伏》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2009年六十周年国庆阅兵式的影像资料展开了分析和讨论。

   这几部小说在时空跨度上都很大,比如《兄弟》上下部写了40年的历史,分别处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20年;《生死疲劳》写了从1950年1月1日至2000年12月31日整整50年中间的五道轮回;《天香》写晚明上海地区的三代女性把闺阁变成绣坊,在负起大家族经济责任的同时,完成了从“女红”到“商品”到“艺术品”的三级跳;《一句顶一万句》则由“出延津记”和“回延津记”勾连起了晚清—民国和改革开放后两个世界。不过它们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小说、传记小说或家族史—地方志小说,而是通过语言、风格、结构对当代现实进行摹仿,表现出当代中国独有的动感、创造力和历史可能性。这几位作家虽然背景和风格卓然独立,但都在颇具个性的艺术手法之外,带有强烈的写实和“叙事”倾向和高度的摹仿性。比如《兄弟》里李光头对等价交换及其真实性的摹仿和作者对李光头经验风格和语言风格的摹仿;比如《生死疲劳》里人的意识对动物意识状态的摹仿;比如《一句顶一万句》人物对话的“绕”和“码放”对解体过程中的礼俗社会内在的“理”的情感结构和逻辑结构的摹仿;比如《天香》里人物刺绣编织活动对作家本人写作劳动的摹仿。这些小说同它们时代的关系,让我们想起但丁、塞万提斯、果戈理这样的经典作家同他们所处的世界之间的关系,它们像是在当代中国人面前举起的一面镜子,让我们在其中看到了自己,看到了自己的外在行为和内在行为的戏剧化、喜剧化的对象化形态。

   这里我想特别提一下莫言在《生死疲劳》中对人和动物关系的混合式寓言表现手法。这50年来的集体经验和个人经历对任何“再现”的企图都提出了巨大挑战,这种挑战既是对形式手法技巧的挑战,也是对情感方式、伦理道德、政治判断和历史判断的挑战。显然,在理性、“智慧”和“技艺”层面,当代中国人的准备尚不能说充分,在种种历史问题和价值问题上仍存在深刻的争议的裂隙。于是主人公轮回托生的动物形态,就成为一种特殊有效的感知方式和表现方式。中国几十年来、特别是近二三十年来的变化太快太剧烈,令人震惊不断、应接不暇、难以消化。“作为一头猪我是清醒的,作为一个人我是糊涂的”;或“作为狗我风情万种,作为人我冷酷无情”的意识的双重性、暧昧型和游移不定,就成为一种寓言性地把握现实、结构行动、表达情感和记录经验的有效方式。它使得作家能够更为自由地去摹仿人在历史中的行动、把实践安置在意识和语言的世界,尽管这要求在意识和语言的形态和结构内部进某种颠覆和再创造。在这样的叙事框架里,历史经验和历史实践的“动作”保留了其生动性和意义的复杂性,从而在语言的艺术作品里复制了历史经验的震惊力量。这种力量决定了作品的史诗性和喜剧 性(黑格尔意义上的喜剧),具有文学语言本身那种解放,那种自如,让语言回到自身世界、找到受众语言人、模仿受众语言人他们的语言、用这样一种共享的语言去像一面镜子一样模仿我们自己的动作,让中国人在文学作品里面像照镜子一样看到自己。

从文学这个特殊门类我们看到“第三个十年”带来了一种叙事艺术的回归,(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张旭东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改革开放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中国政治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2608.html
文章来源:《东方学刊》

4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1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