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中英:地区安全治理的未来:走向亚洲协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4 次 更新时间:2018-09-28 07:1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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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东盟的未来(近期指2020年;中期指2030年)发展是不确定的。东盟的中心性如果增强,则不仅有助于东盟共同体在亚洲的作用,而且将有助于亚洲协调的进一步出现;如果东盟的中心性逐步丧失,则不利于亚洲协调的形成。目前,一些东盟成员国不是去努力推动东盟经济共同体,而是努力参加美国组织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在地区安全上,一些东盟成员国过度促进美国、日本和印度对中国的平衡,这使得事情走到了东盟的中心性的反面:在东盟,国际关系的中心不是东盟本身,而是大国关系,东盟甚至丧失了中心性。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地区合作遭遇了重大挑战。英国离开欧盟更凸显了作为地区一体化榜样的欧盟困境。欧盟的困境对东盟的一体化是前车之鉴。

  

四、“中等大国”与亚洲协调


   英语语境下国际关系中“middle power”的概念在中文语境中没有得到很到位的解读。笔者一直把这个概念翻译为“中等大国”,而不是流行的“中等强国”,因为这些“中等”(the middle)在许多方面,可以说是大国,而不仅是强国(在某些方面“小”的国家,如新加坡、新西兰、瑞士、瑞典和以色列,却是强国,甚至是超级强国,但不能说他们是大国,大国是比强国更强的国家)。

   之所以翻译为“中等大国”还是因为必须有这样的理解原则:“中等大国”这个概念是一个高度矛盾的组合:中等的,但是大国;是大国,却是中等的。只有揭示了这种内在的矛盾性,才能真正理解什么是“中等大国”。

   国际体系中的“中等大国”很重要。之所以“中等大国”很重要是因为它们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的中间性(middle-ness)。中间性是笔者造的一个术语。中间性也是一种中心性(centrality),即“中等大国”以自己为中心,而不是以“中等大国”结盟和依靠的超级大国为中心制定和执行其外交政策。

   本地区的一些国家是“中等大国”。或者进一步地说,亚洲地区的“中等大国”数量也不少。中国“周边”围绕着的不仅有世界大国,而且有“中等大国”:如韩国(甚至拥有核武器的朝鲜也算一个)、日本、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巴基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等。这些国家不仅在“硬实力”,如经济、科技、军事,而且在“软实力”,如在国际规则、国际规范和国际制度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些亚洲(及太平洋)的“中等大国”一度认定它们的中间性为在美中之间的桥梁或者平衡者。澳大利亚多次表示做美中之间的桥梁,而韩国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把自己定位为在东北亚地区的平衡者。

   不过,国际形势的动荡性使“中等大国”的中间性从来就不稳定:中等大国自身的大国抱负使其不满足于诸如桥梁或者平衡者的角色;美国会强烈防止这些中等大国与中国形成超过经济关系之外的安全、战略关系,即防止这些国家增强其在中美的“中间性”。如果想象中国和美国是新的全球“两极”(即使这种“两极”成立也是与美苏两极大为不同的),但亚洲的“中等大国”实际上并不在中国和美国等的“中间”,其大多数在政治和战略立场上是属于美国组织的地区同盟体系的。中国假如说要组织一个不同于美国的地区体系或者国际体系,这些中等大国的多数不会参加这样的体系(例如,美国的盟国没有参加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项目),反而,它们中有的会是美国体系的一员来反对中国体系,如日本甚至比美国更反对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和“一带一路”。

   “中间”就是调和。现在,因为“中等大国”不能处在本该的“中间”,这使得建立亚洲协调的难度很大。如何使“中等大国”处在“中间”,即使“中等大国”依据其中等的大国抱负制定外交政策,而不是仍然服从美国的霸权,在美国的霸权秩序中担当“盟国”的角色,这应该是中国外交的一个努力方向。

   一些走向“中间”的“中等大国”将决定亚洲协调能否成功形成。其中,澳大利亚和韩国的动向值得关注。这两个国家都是美国的盟国,但中国又是它们最大的贸易伙伴。它们可能既要维持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又要维持与中国的伙伴关系。“中等大国”的左右逢源往往得到充分注意,却忽略了“中等大国”的抱负与野心。例如,“中等大国”利用与美国的同盟关系而推进其“大国”目标,解决它们的“中国挑战”。但这些“中等大国”这样做的战略代价是丧失其“中间性”或者“中央性”。

  

五、中国的选择


   从亚太地区“中等大国”的角度看,在中国崛起的情况下,美国选择主要国家之间的协调(concert of powers)——与中国的协调——与中国“分权”,是极其重要的。(16)从世界(全球)大国的角度看,无论是现存的霸权国家(美国)还是崛起的大国(如中国、印度等)是否选择主要国家之间的协调则同样极其重要。(17)中国未来可选择的针对亚洲(中国的周边)的地区战略正是亚洲协调。遗憾的是,这一选择在国内仍然缺少基本的研究。

   本文在下面讨论中国选择亚洲协调的一些重要理由。一旦选择亚洲协调,中国就要发挥亚洲协调组织者的作用,与参与亚洲协调的各国共同努力。

   (一)中国新的国际作用:“世界海洋国家”“21世纪海上丝路”

   亚洲一直分为大陆亚洲和海洋亚洲。海洋亚洲涉及三大洋:太平洋、印度洋和北冰洋。亚洲的地区大国以及“中等大国”,不管是老牌的还是新兴的,都属于海洋亚洲。大陆和海洋的区分是亚洲地缘政治、地缘战略和地缘经济中最重要的区分之一。

   近代以来,地理上属于海洋亚洲、在西太平洋拥有漫长海岸线的中国长期以来却被认为仅是一个亚洲大陆国家,而不是亚洲海洋国家。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因为各种因素长期的发展中心不在海洋而在大陆。中国海洋力量(尤其是海洋经济和海洋军事)是薄弱的,中国甚至也没有清楚的成为世界“海洋国家”的抱负、目标和战略。

   但是,中国一直试图在海洋方向变革图强。自19世纪末期日本崛起以来,中国首先遭到了日本作为亚洲海洋强国的巨大挑战和致命加害。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对外开放实际上也主要是对世界海洋国家的开放,尤其是对美国的开放。对外开放是中国崛起的主要原因,也使中国逐步走向了世界海洋国家。

   中国正式提出建设世界“海洋国家”的系统战略与政策是21世纪的事情。《中共十八大报告》和《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详细说明了中国走向世界海洋大国以及为此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世界“海洋国家”是中国在世界,尤其是在亚洲的存在、地位和作用的一个重大而根本的转型。

   不过,中国距离成为“海洋国家”和建成“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还有相当的距离,却触动了现存的世界海洋秩序的最为敏感的神经,带来了“四海翻腾”的“权力转移”效果,这是目前中国的东海、南海、台海等海洋地缘政治、地缘战略问题之所以不断变得紧张的主要根源。

   即使中国不断地告诉有关各方(尤其是美国和东盟),南海问题仅仅是“我们与你们关系的一部分”,不要用这一部分“定义”整体的双边关系,(18)不要因为南海问题影响“大局”,但美、日和东盟显然忽视了这样的说辞,而是坚定地认为南海问题的恶化(紧张升级,甚至要考虑战争)是中国追求世界海洋国家的外交政策目标和“一带一路”的外交政策工具与主要的世界大国和强国之间不幸互动(消极、恶性互动)的结果。

   主要地区国家之间的协调,即亚洲协调是解决中国的世界海洋国家目标与战略(中国崛起的目标和指标之一就是成为海洋国家)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冲突的一个方法。这是必须进行的,没有这样的地区安全治理,中国将继续遭遇老牌海洋国家(尤其是海洋霸权、强权)的遏制、抵制和冲突。

   从这个角度看,亚洲协调的一个主要任务和艰巨任务是亚洲海洋国家之间对中国海洋崛起的协调。中国需要这一协调避免因为在海上崛起与老牌海洋强国的冲突,美国等需要这一协调避免与海洋崛起的中国在海上的冲突。

   目前的现状是:新兴海洋国家如中国和老牌海洋国家如美日之间尚未通过协调形成新的全球海洋治理和世界海洋秩序。而中国的充分参加和作用将使新的全球海洋治理和世界海洋秩序更加公平、合理、有效。习近平多次呼吁:“宽广的太平洋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19)但实际上,这一呼吁并未得到落实,美国和其他老牌海洋大国不仅尚未准备“容纳”中国在太平洋和其他世界海洋的存在,而且已经与中国开始了激烈的海洋冲突。在双边和多边上进行协调,实现在宽阔的世界海洋容纳作为世界海洋国家的中国,仍然是世界的任务。

   (二)在主要国家之间进行协调

   中国尚未清楚、肯定地把自己定位为在全球和地区事务中的协调者。这个角色一旦充当,就不是一个短期角色,而是一个长期角色。中国不能退出已经参加的世界秩序,若退出已经参加的世界秩序,对中国而言将代价太大而无法承受;中国也不具有创建新的世界秩序的能力;即使具有创建新的世界秩序的能力,带头构筑一个适应21世纪的世界秩序,这绝非一日之功,而且中国也未必能可持续地主导这样的新秩序,到底有多少国家加入和支持这样的新秩序都是未知数,而且一旦决定创建一种新秩序,将注定引起与美国及其盟国的新“冷战”。

   在这种情况下,在地区安全秩序上,中国需要继续探索与美国主导的泛太平洋安全秩序之间的积极关系。如果很难正式加入这一秩序,但至少也要与该秩序进行良性互动并开展安全合作。目前的中美战略关系的紧张和竞争甚至对抗态势,不利于继续建立这一关系。协调者的角色,从根本上是为了协调出来一个包括中国在内的统一的、包容的亚洲(包括太平洋)地区秩序,包括其中的安全机制。

   (三)推动“权力转移”的和平完成

   权力转移的过程不导致冲突甚至战争就要伴随着管理权力转移的主要国家之间协调的建立。根据欧洲和西方的历史经验,主要国家之间的协调一般建立在“权力转移”论述基础上。

   当然,“权力转移”是一个曲折的过程。“中国崛起”这一论述或者话语已经流行了二十多年,不仅是国际论述,而且是中国国内论述。但是,在如下情况下,“权力转移”只是一种前景(情景),而非现实。“许多中国人沉迷在‘崛起’幻觉”中。(20)这一情况是:截至目前,中国的经济力量尚未转化为政治实力,中国的硬实力尚未转化为软实力。没有经济实力转化为政治实力,没有硬实力转化为软实力,权力转移是不可能的。但是,恰恰是这种转化是最为困难的,因为这是结构性的,涉及国内变革。

关于软实力和中国的软实力,在过去十多年,全球范围内(包括中国在内),已经有各种讨论,但是,这些讨论大多数是没有离开美国原初的、本位的软实力含义(软实力是一种美国概念和理论)。如果进行软实力比较研究的话,很快就会发现,即使在美国,也有人不愿意使用软实力的概念,而是使用与软实力概念的对等的、差不多的概念,例如规范性权力、观念性权力和道义性权力,后三个概念不仅比软实力更容易被理解和把握,而且从不同角度对软实力进行了定义。约瑟夫·奈(Joseph Nye)的贡献是提出了软实力的概念,但他的软实力定义只能是一种关于软实力的定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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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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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安全研究》 , 2016 , 34 (5)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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