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庆云:范文澜与中国通史撰著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46 次 更新时间:2018-09-18 23: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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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庆云  

   立场、观点鲜明,背后贯穿着强有力的理论框架,是范著通史的一大特点。延安时期撰写的《中国通史简编》已然体现出前后一贯、逻辑自洽的系统性。根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而《简编》颇为重视经济史,用相当大的篇幅阐述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经济状况;论述大的政治形势及思想文化变动时,亦往往着眼于寻绎经济因素,从经济结构的变化来加以说明。据范文澜自己的总结,《简编》与“旧的以封建地主阶级或资产阶级观点来写的历史书”的本质区别体现在:其一,以劳动人民为历史的主人。其二,按照一般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划分中国历史的段落。以社会形态理论划分历史分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大特色,并展开了颇为热烈的论争。范文澜是“西周封建说”的代表人物,1940年初即在《中国文化》第一卷第三期发表《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明确提出赞同“西周是封建社会”,并予以详细论证。《简编》即以西周为中国封建社会之始,并将封建社会分成三个时期:从西周起至秦统一为初期封建社会;秦至南北朝为封建社会的第二阶段;隋唐至鸦片战争为封建社会第三阶段。其三,强调阶级斗争和农民起义。其四,注意收集生产斗争的材料。(32)这几点确为《简编》的特色所在,而其中最为关键的核心要义,可以归结为“阶级观点”。将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纳入对立—冲突、矛盾—斗争的模式,以劳动人民为历史的主人、以阶级斗争、农民起义作为历史发展的主线和动力,皆为阶级观点的体现。在《简编》的论述中,不仅朝代更替是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王莽、王安石变法是为调和阶级矛盾,儒家思想的支配地位、佛教在南北朝的盛行,均从阶级斗争中寻求解答。

   范著《简编》以“阶级观点”为核心,以底层劳动人民为本位立场来系统叙述中国历史,大力论述农民起义及其政权的正面意义和推动历史发展的作用,打破王朝体系和帝王将相中心的书写,对于以往的传统历史书写无疑具有相当强的冲击甚至颠覆意味。范文澜的北大同门金毓黻曾批评《简编》曰:“似此力反昔贤之成说,而为摧毁无余之论,毫无顾忌”。(33)《简编》在延安出版后,因其影响力的扩散,国民党官方颇为恼怒,对《简编》更予以严禁。1942年2月9日,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认定《简编》“完全以派系私利为立场,曲解史实,强调阶级意识,足以淆惑听闻,动摇青年之信念,应即予查禁”。(34)1947年上海新知书店将《简编》在上海出版,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即于1947年7月17日刊登社论《介绍一部历史奇书》,攻击《简编》为“一部亡国主义的宣传品”。其“罪状”一是宣扬农民暴动,二是说明中国从来就没有统一。中国永远是割据纷争的,没有组织的国家。这样就“替共产党割据称雄寻出历史的根据”。(35)

   近代以来的通史书写,其背后总有撰著者的立场,包含着意识形态立场,体现着时代观念。换言之,通史书写或多或少都与政治有所关联,对历史的看法,往往折射出著者对现实的观照与对未来的期许。范著《简编》自然不能以一般学院派的纯学术著作来看待。上海新知书店1947年6月26日在《大公版》为《简编》登载的广告中明确宣示:此书主要目的“在于了解社会发展的基本法则,了解中华民族与整个人类社会共同的前途,顺利地推动社会向一定的目标前进”;其最大特点在于“为创造历史而研究历史”。(36)无须讳言,《简编》诞生于特殊的政治环境,与现实政治紧密关联,旨在为中共的革命实践和革命意识形态提供历史论证,其本身具有颇为鲜明的党性与革命性。不过总体上来说,《简编》无疑又是遵循基本学术规范、具有相当科学性的学术研究,不同于一般的政治宣传。在“致用”与“求真”之间保持平衡,这也是它能有持久不衰的魅力与影响力之原因所在。

   国民党报纸社论所着力批判的两点,体现出当时国、共两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尖锐对立,但实际上国民党报纸所论均止于政治批判,未能从学理层面着眼,因而基本是偏颇的。

   其一,范著《简编》确实将农民起义置于关键的地位,农民战争、农民起义占有不小的叙述比重,还说“凡历史上的治,都是农民起义造成的,所有的乱都是地主造成的”,并提出“让步政策”理论来加以论证。(37)但他对农民起义的具体论述大体仍能从历史实际出发,而非移史就观,强事实以就理论,不加区别的一味揄扬。

   按照经典论述,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38)范著《简编》则着眼于历史事实,明确指出,汉代王莽派大兵“到处掳掠烧杀,比强盗凶恶得多,中产人民也不能安居生活,”农民起义因此势不可免。(39)隋末朝廷“课天下富家买军马,富家十之八九因此破产。……除去贵族官吏和大地主,凡是中小地主以至贫民,几乎全数破产,一致要求起义”。起义军的首领也有“不少是贵族官吏和地主”。(40)总体来说,范文澜对农民起义无疑持肯定态度,也不无美化、拔高;但对其阴暗面也未刻意回避。以黄巢起义为例。《简编》叙述曰:黄巢“当了皇帝建立政权以后,人民不得耕种他不管,人民饥寒他不管,士兵们吃树皮他也不管;他却模仿地主阶级的腐化生活,他的部下,也都去做官、夸功、享乐、淫乱”。(41)

   其二,对于中国历史上的统一与分裂问题,《中央日报》社论的攻击亦颇为片面。因中国历史上的割据纷争为客观存在之事实,总不能避而不谈。《简编》对此问题,总体说来还是能够从史实出发,平实论述。且对于分裂往往作出负面评价。例如对于南北朝时期的割据纷争造成“落后低级的生活,残暴嗜杀的恶性”,破坏了千百年来“发育滋长的经济和文化”,书中有尖锐中肯地批评。(42)

   从长时段的历史角度观察,统一的多民族共存的中国,是经由各民族长期的共同融合、辛勤创造而形成,其间既有长时期的统一,也有短时间的分裂,统一与分裂的关系需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范文澜在撰写《简编》时对此有所斟酌考虑。细察文本,范氏在叙述五代十国时有这样一段话:“正当中原混战大破坏的时候,南方诸国战争稀少,一般处在和平状态中,人口增加,文化和经济都向上发展。尤其是南唐吴越两国,占领长江中下游,战争最少,人民得从事开发,造成全中国最富庶的地区。唐朝军政费用,极大部份取给给江淮财赋,到五代时却获得七八十年的休息。虽然这些休息是极有限度的,统治者一样剥削农民,奢侈浪费,可是比较唐朝到底减轻了不少。”“南方诸国的割据,对人民有减轻负担发展生产的意义。”(43)这是书中唯一对“割据”有些正面看法之处,但显而易见,范氏这段话是颇为谨慎、节制的,也有史实支撑,并非不顾事实。对于五代十国,他同时还有负面的看法,认为“军阀混战给与人民极端痛苦的灾害”;“五代统治者对人的残害,比前代更进一步”。这一部分论述的小标题即有“生产力的摧残”、“租税的苛暴”、“盐法的严厉”、“商业的阻滞”等。(44)概而言之,范文澜在《简编》中主要还是用具体史实阐述分裂、割据给人民生活带来的苦难和对生产力发展带来的阻碍,反映其劳动人民和生产力主体论。南京《中央日报》社论所攻击的——《简编》肯定“分裂”以“替共产党割据称雄寻出历史的根据”——实有欲加之罪的意味。

   值得指出的是,建国前范文澜在《简编》中对于统一和分裂尚未从整体上做出评判。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明确提出:“统一是立国的生命,分裂是衰亡的根源,历史上无数事实证明了这一规律。”(45)此语有当时强调大一统之时代背景,其锋芒实指向当时割据台湾一隅的国民党。

   还需注意的是,范文澜受浙东学派影响,《简编》有些汉族中心的意味。如许冠三所指出,《简编》“其论述从头到尾都是以汉族历史为主体”;“整个发展阶段的区划,固然是以汉族社会为准,封建社会的分期,亦同样以汉族社会为准”。(46)此即刘大年所批评的“没有完全摆脱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47)而同为马克思主义史家的翦伯赞所著《中国史纲》,则对“今日中国境内”的各少数民族多有着墨,每个部分都列出专节叙述少数民族的历史。(48)同时也需看到,因范文澜强烈的民族思想,使其通史叙述中呈现出民族、阶级两个维度之间的紧张,体现了一定的丰富性。(49)

   1949年之后,政治层面强调民族团结、民族平等,范文澜对汉族本位思想亦有所反思,并做出相应调整。在修订《简编》时特别强调应注重少数民族的历史,指出:“没有少数民族史的研究,中国历史几乎无法避免地写成汉族史”;提出“秦以后,中国扩大为当时国境内各族所共称的祖国。……中国为各族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所共有。”“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国内各民族都成了相互敬爱的兄弟民族,各族的祖先也就成了各族的共同祖先——伯祖和叔祖,因此,一族的成就,也是各族的成就;一族的灾祸,也是各族的灾祸。”(50)在1949年后的修订中,范文澜强调民族平等,着眼于撰写中国各民族共同的历史。他特意培养研究突厥史、蒙古史以及研究南诏史、吐蕃史的专家学者,参加《简编》的修订写作,以弥补少数民族史研究之薄弱环节。新编通史对匈奴、鲜卑等建立过政权的少数民族均“按现存史料的多寡”,特立专节叙述其活动;对“吐蕃国”、“回纥国”、“南诏国”特立专章,3章共达9万字。(51)在通史著作中以如此篇幅叙述一个时期少数民族的状况,可谓前所未有。

   现代史学与传统史学一个重要区别,即在于不从“全面”着手。在科学主义的支配之下,近代以来史学呈现由笼统论述向专题研究转化的趋势,通史撰著须以专题研究为基础渐成学界共识。傅斯年认为:“通史非急速可讲,须各家治断代史专门史稍有成绩,乃可会合成通史。”(52)齐思和指出:“只有细密的分工才能有可靠的收获,现代史学是建设在专题研究之上的。”(53)梁启超强调:“专史没有做好,通史更做不好。若是各人各做专史的一部分,大家合起来,便成一部顶好的通史了。”(54)范文澜亦明确表示:“通史的工作是这样艰难的,要认真做好通史,就必须全国史学工作者很好的组织起来,分工合作,或研究断代史,或研究专史,或研究少数民族史……或研究某一专题,局部性的研究愈益深入,综合性的通史也就愈有完好的可能。以局部性的深入来帮助综合性的提高,以综合性的提高来催促局部性的再深入,如此反复多次,庶几写出好的通史来。”(55)

范文澜所言,当为通史撰著之最理想情形,实际上却往往难以作到。专题研究达到何种程度方可进行通史撰著,可能也难一概而论。建国后范氏可以凝聚研究力量,集众人之力而修订撰写通史。其基本作法是,由通史组的各位助手提供资料长编或初稿,范氏在此基础上分析概括,融会贯通,撰写成书。其助手阵营可谓强大,诸如金毓黻、聂崇岐、王崇武、张遵骝、蔡美彪、余元庵、王忠、卞孝萱等人,均为某专题领域有精深研究的专家,在集体协作撰写通史中可以充分发挥其所长。范文澜曾对通史组同仁说:“我的短处是不专,我没有专长的学问;因为不专,所以做通史的工作也就很肤浅,补救的办法,是依靠你们的专。”(56)这自然不无谦虚之意,但亦为肺腑之言。张荫麟、钱穆、吕思勉所著通史,皆独力为之。范氏仿效司马光著《资治通鉴》的这种通史撰写模式,在近代以来颇显独特。建国后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或略近之,但仍有所不同。郭氏主编此书,基本置身事外,而由尹达实际主持。(57)翦伯赞对此种作法不无异辞,撰写《跋〈宋司马光通鉴稿〉》一文指出:“不管参加集体的成员怎样强,如果主编置身事外,那么写出来的书,也不过是一床最好的百衲被,如果要使集体写作的书变成一个完整的连针线的痕迹都看不出来的锦绣文章,那主编就必须对全书的体例以及各段落之间的联贯、贯通负起责任。”(58)1961年5月《中国史稿》书稿完成后付诸学界讨论,周予同直言不讳提出批评:“从头到尾看,有考古学家写的、有文学家写的、有史学家写的……显得杂乱。通史应当通,前后成一体。集体创造不是拼凑,而是整体。在中国史书中《资治通鉴》是集体写成的,而由司马光一手贯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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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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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 2017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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