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令远 王高阳:中日和解的缺失:一种地区安全结构的解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1 次 更新时间:2018-09-16 00: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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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令远   王高阳  
多边主义制度有一些重要的特征,如不可分割性、普遍的行为准则和扩散的互惠性。多边主义的这些特征使得多边主义在解决诸如集体安全、经济协作等问题上,可以取得很好的效果。来自欧洲国际关系史的经验告诉人们,多边主义是解决战后国际秩序,实现战胜国与战败国和解的重要路径选择。

   1814年,拿破仑战争后形成的欧洲协调体制通常被看成是最早的多边主义实践。这次维也纳会议一个最重要的成就就在于在多边主义的安排下,不仅解决了战后的秩序问题,而且作为战败国的法国被重新接纳为国际社会中的平等一员,并且作为一个大国参与了战后国际秩序的设计与重建。因此,作为战败国的法国对战后国际秩序基本上是满意的,法国的报复心理被最大限度地削减了,从一个“修正主义国家”转变成了乐于维持现状的国家。

   维也纳会议之后,欧洲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和平后,再次经受了战争的洗礼。一战结束后,如何设计战后国际秩序、使得和平得以长期维持,成了摆在战胜国面前的最大课题。在和会参加国的共同努力下,第一个全球性的多边合作组织——“国际联盟”成立了。国联最初是将战败国德国排除在外的,后来的洛迦诺会议上,德国获得了进入国联的资格。德国加入国联,一方面使得德国“取得了在欧洲问题上的发言权和表决权。从此,任何重大的国际问题,如果德国反对就不能通过。德国无可置疑地恢复了欧洲强国地位。”[14]同时另一方面,通过将德国约束在国联这一多边主义的安全框架之中,英法对德国实现了和解,德国成为国际社会中的平等一员。虽然从后来看,德国加入国联有着为战争争取时间的目的,但从德国“成功地麻痹”了曾经的敌人英法等国这一事实,也可以看出通过多边主义的框架安排,英法等国已经不再视德国为仇敌了。

   然而,这一多边主义的安排为何未能最终阻止德国的复仇,也没有能够使德国彻底放弃历史恩怨和战争手段,其中的重要原因在于该多边主义安排仅有形式,而缺乏实质内容。从形式上来看,国际联盟作为当时世界上囊括了英、法、德、意等大国,拥有众多成员国的国际性组织,的确符合多边主义的形式安排。但就多边主义所要求的互惠性、包容性和不可分割性来看,国际联盟恰恰缺失了这种多边主义的内核。一方面,由于国联缺少美国、苏联等大国的参与,这就使国联本身成为安全需求者的集合,没有国家愿意充当安全提供者的角色,而缺少大国提供的安全保证和承诺,集体安全的权威性和效力也就大打折扣;另一方面,当英、法等国一再对德国的战争姿态做出绥靖之后,多边主义所要求的安全的不可分割性已经沦为一句空话。

   欧洲在经历了短暂的20年和平之后,再次被战争蹂躏。不同于以往的是,二战结束之后,欧洲开始不可避免地衰落了,世界的主导权转移到了美国和苏联手中。“美国必须与欧洲人谈判,这意味着同意对其权力的制度化约束并做出承诺。”[6]美国在西欧推行了一个多边主义的安全框架,将自身与西欧的安全和繁荣联系起来。在美国的推动下,欧洲多边主义步伐开始加快,从最早的欧洲煤钢共同体发展到欧共体再到欧盟,欧洲现在已经迈入了欧罗巴共和国的门槛——虽然因为日前英国的公决“脱欧”使欧盟遭受一定挫折,但欧洲联合的大趋势不会因此改变方向,只是需要不断调整而已。在欧洲联合的过程中,也即在欧洲迈向多边主义的进程中,法德终于实现了和解。德国不仅对自己的历史问题进行了真诚的反省和道歉,而且选择将自己的安全同整个欧洲的安全编织在一起。由法德和解而结成的法德轴心,在欧洲多边主义进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应该看到,美国在欧洲推动建立的多边主义地区安全框架本身是为了应对苏联,即与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相对抗。但在客观上,它将法德融合进了同一个框架内,而且使德法不得不为自身与欧洲安全承担责任,这种多边主义的制度性安排推动了法德和解,则是不争的事实。

   德国在一战后通过多边主义安排虽然融入了欧洲,但并没有彻底放弃复仇和战争,二战后的德国却对战争进行了深刻反省,在与法国和解的过程中,逐渐成为欧洲和平的坚强后盾。从德国在一战后与二战后的不同表现来看,德国对于战争的反思程度与多边主义的效果有着直接的关联。一战后欧洲的多边主义安排偏重形式,而缺乏多边主义的内核,即互惠性和安全的不可分割性,因而效果不彰,德国也没有能对战争进行深刻反省。二战后欧洲的多边主义安排,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德国的安全有了保证,但德国却不得不将自身安全时刻置于欧洲安全的整体之中,于是通过对战争进行反省,与邻国达成和解,从而在实现欧洲整体安全的同时保证德国安全,成为德国战后寻求安全的必由之路。

   可以看出,欧洲多边主义的萌芽是伴随着战后秩序的安排开始的,多边主义在战胜国与战败国的和解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那么,为什么多边主义的安全结构框架会有利于实现民族和解?首先,多边主义将加害者与受害者置于同一个结构框架内,同一个框架使得双方从一开始就必须面临相互接触的问题,这就为双方提供了大量互动的机会和场合。其次,多边主义框架内存在着可以发挥调停者和保证人的角色,在多边主义框架内,大量的第三者不仅可以调停双方的冲突,而且可以通过保证人的角色使和解协议得到落实,而不用担心背叛和对报复的恐惧问题。最后,多边主义造成了一种复杂性相互依赖的情势。在多边主义框架内,受害者与加害者双方存在着大量的共同利益,在实现共同利益的互动过程中,双方认同逐渐发生改变,和解也就有可能在此过程中产生。

  

四、东亚走向多边主义的实践及其进程

  

   与欧洲不同,二战结束之后,轮辐式双边主义主导了冷战时期美国的东亚政策,美国在东亚通过与日本、韩国建立一对一的双边伙伴关系,建构实现其地缘政治的战略平台。这种双边架构在冷战时期曾经长期被美国作为遏制中国,对抗共产主义的重要平台。

   长期以来,客观上由于东北亚的主要国家中、日、韩、朝等国关系错综复杂,也使该地区的多边主义进程举步维艰。在这一地区内,占据支配地位的,无疑还是一般国际关系或特定意义上的双边主义。

   与东北亚地区不同的是,东盟成为东亚地区最引人注目的多边主义实践载体。众所周知,东盟的前身是成立于1961年的东南亚联盟,1967年东南亚国家联盟正式成立,并取代了东南亚联盟,成为东南亚地区的一个重要区域性国际组织。此后,东盟进一步扩大,至1999年柬埔寨的加入,奠定了现有的东盟十国的原型。东盟成立之初,并没有完全发挥其预设的作用,但在冷战结束之后,东盟作为一个重要的地区性政府间国际组织,开始在东亚地区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90年代末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东盟经济一体化进程开始加快,并且合作的领域也开始外溢,逐渐向高级政治领域发展,政治、安全等领域的合作更加深入。

   随着东南亚多边主义进程的加快,在中国的倡议和推动下,东北亚地区也出现了多边主义的因子,如关于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中日韩领导人定期会谈机制的建立等。不言而喻,东北亚多边主义进程仍然任重道远。此外,中日韩三国与东盟建立了“10+3”会议机制,参加了东盟地区论坛,同时作为建设东亚共同体的重要步骤之一的东亚峰会,也连续召开了多届,可以说东亚地区范围内的多边主义在美国重返亚太之前,已经有了良好的势头。

   多边主义安全框架可以为东亚各国提供一个降低无政府状态的活动机制,有助于缓解东亚国家间的猜疑和恐惧,增进彼此间的互信程度,有助于东亚各国形成对安全规则的集体认同,促进次区域安全共同体的形成。[15]东亚地区多边主义的产生,是东亚地区政治、经济和社会日益紧密联系的必然结果,也是东亚地区在由“地区构成的世界”中求得生存和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标志着东亚自我认同发展到了新阶段。

   但同欧洲地区多边主义进程相比,东亚地区多边主义进程尚处于起步阶段。在东亚多边主义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六方会谈”、“东盟模式”等,或欠缺制度化、机制化安排,或制度化程度相较于欧盟要低得多,更缺乏以集体安全原则为基础的地区多边安全组织。这种双边非正式的对话和协商机制,在多边主义尚待成熟的时期,或许是必要且不可缺少的阶段。但从长远来看,要实现东亚更高程度的多边主义,则有必要进一步改进、整合、提升现有的合作机制与模式,这将是一个长期而艰苦的过程。

   另外,从当前东亚多边主义的推进过程来看,可以说由东盟国家发挥着一定的主导作用,呈现了所谓“小马拉大车”的局面[16]。除了美国因素外,中日韩三国,特别是中日之间相互不信任,以及主导权之争,应该是形成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实际上,东盟缺乏将东亚地区整合为统一的多边组织的能力,故而这种有些畸形的东亚多边主义很难走远,容易陷入踟蹰不前的困境。

   实际上,随着美国的所谓“重返东亚”、“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东亚多边主义的发展势头正在遭遇严重挫折。这是因为美国的霸权主义与平等互利的“多边主义”,在本质上是不相容的。

  

五、推动发展东亚地区积极合理的多边主义


   东亚是当前世界上最富活力和最具增长前景的地区。这一地区不仅被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美国视为全球战略利益的关键地区,而且还聚集了作为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的中国和日本,因此,这一地区的安全局势将直接牵动着世界政治经济的大局。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和解的缺失,中日关系中紧张—缓和的周期律使两国关系未能从根本上改善。那么,我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汲取和借鉴欧洲的经验教训,不失时机地参与和推动东亚地区积极合理的多边主义,从而最大限度确保和延长有利于我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妥善处理好地区紧张局势、最大限度维护国家利益,是摆在中国面前的当务之急和战略抉择。同时,也借此平台,努力与近邻强国日本实现真正的民族和解,以确保我国长治久安、繁荣发展的有利国际环境。

   二战结束后,美国主导了日本的外交政策,美日同盟成为日本外交政策的基石,特别是美国出于冷战思维和地缘政治考量,在东亚要借重日本,也是日本长期不能正视历史问题的重要外部因素。因此,中国应该积极推进把日本包含在内的东亚多边主义进程,把日本约束在东亚的多边主义制度框架内。“中国要充分认识到:多边主义是亚洲国家之间,特别是中国与亚洲国家之间互动的一个比较有效的正式与非正式的制度形式,中国参与多边主义当然要受到亚洲国家的制约;但同时,中国通过多边主义可以有效地贯彻自己的新亚洲战略,在亚洲地区真正发挥一个大国的作用。”[17]在推进东亚地区多边主义进程的过程中,中国应该发挥自己的领导作用,同时也要考虑到日本作为一个地区大国的现实。因此,更有效更少面临阻力的方式,或许是实行一种集体领导抑或大国协调的方式,来推动东亚多边主义进程的发展。“东亚多边主义的发展,有利于中日关系走向成熟和稳定,有利于中日两个地区大国实现长远和解与和谐共生。”[18]中国应该认识到,积极推进东亚多边主义,虽然可能暂时会增加自身的义务,一定程度上会束缚外交政策的灵活性;但从长远来看,这是一个实现中日和解和地区繁荣稳定的重要路径选择,这不仅是作为负责任大国承担起历史使命的战略举措,而且我国将最终从中受益。

在推动东亚地区积极合理的多边主义的过程中,须进一步培育东亚认同和亚洲认同,树立亚洲命运共同体意识[19]。正如德国在一战后与二战后对待战争截然不同的态度所显示的那样,多边主义的效果与战争加害国对待历史的态度有着直接的关联。由于目前东亚地区积极合理的多边主义的稀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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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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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北亚论坛》 , 2016 (6) :1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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