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曾国藩读书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63 次 更新时间:2018-08-31 17:3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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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 (进入专栏)  
孙鼎丞《刍论》,追溯洪、杨乱源,深归咎于汉学家言。而曾氏为之作序,谓孙讥之已甚。此犹汉学家讥评阳明提倡良知学,酿成晚明之祸。如此刻深立论,其流弊终不免同陷于党仇讼争。而曾氏对乾嘉汉学,其立论似转较陈澧为持平,此尤不可及也。曾氏序文,作于咸丰九月己未,时曾氏尚在军中。可见曾氏为学,实能抉破乾嘉以来义理、考据、词章三派之藩篱,而求能从大处着眼,俾可兼得三者之精华。他的《圣哲画像记》,平心论之,不能不说他的识解气魄,与其指示学术途径,确已越出江藩、陈澧之上。就现在平心立论,也必如曾氏为学,乃庶可有当于陈澧之所谓士大夫之学。亦必如此,乃庶可谓是士大夫略观大义之学也。略观大义,并非忽略粗疏之略。所谓大义,亦非陆象山所谓“着意精微转陆沉”之义理。此层学者贵细辨。

   现在让我们回头来看最近的学术界。似乎领导学术者,其存心多只看重了博士之学,而不看重士大夫之学。因为有此趋向,所以我们当前的学术空气,渐渐和一般社会分离,而形成为一种特殊环境里的一种特殊生活。一个有志读书的靑年,他们的最要条件,便是盼望能走进像样的大学,浩博的图书馆,完备的研究所。而论其学问之所成就,则只是一种近乎博士论文式的著作。我们并不说学术界不该如此,却不能认为学术界只该如此。若我们放大眼光,为一般社会着想,便见学问并不全是关门而做的事。有一种是专门博士之学,为少数人所专攻;另有一种则是普通的士大夫之学,为社会多数智识分子所应领解。曾氏《圣哲画像记》所论,若以专家博士的眼光来评量,有人不免将目其为浅陋。但若注意到社会上一般人物之陶冶与进修,则曾氏的见解,实在是极可取法了。

  

  

   惟专就曾氏个人论,曾氏亦并不仅是一个具有开明常识的读书人,曾氏实还是一个有学术上特殊地位特殊贡献的学者。自然,我们该先具第一条件,再希第二条件。曾氏对学术上的特殊地位,即是他的诗古文之学。曾氏对此,亦屡屡自已说过。他说:

   惟古文各体诗,自觉有进境。将来此事当有成,惟恨当世无韩愈、王安石一流人与我相质证耳。(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家书》)

   此乃曾氏开始自觉地寻到他学问的前程,那时他已是三十四岁的年龄了。他那时自定一个每日熟读的书目是:

   《易经》、《诗经》、《史记》、《明史》、《屈子》、《荘子》、杜诗、韩文。

   这一书目,亦即就他自感最有希望的诗、古文的前程上来选定。曾氏自说:

   国藩粗解文章,由姚先生(鼐)启之。(《圣哲画像记》)

   然曾氏对诗、古文的见解,其精深博大处,实非姚氏所及。曾氏对于指导研究文学上最可宝贵的意见,即在劝人读专集,而不要读选本。他说:

   吾意读总集不如读专集。……学诗须先看一家集,不要东翻西阅。(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家书》)

   又说:

   学诗无别法,但须看一家之专集,不可读选本,以汨没性灵。(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家书》)

   曾氏从不要汩没性灵的见解上,来劝人勿读选本,这真是研究文学一种极可珍视的意见。

   曾氏又主诗文以声调为本之说,此层则源自姚鼐。曾氏姚氏皆主以声调探取性灵,从此使读者精神与作者精神相欣合。此乃从文学上的探求来接触古圣贤的心情,使读者与作者呼吸相应,不啻同堂而觌面。此一境界,与当时博雅派所主从训诂考订上来认识圣贤真理者,其实也是各得一边,双方未见有十分的高下。所以桐城派古文家在乾嘉朴学极盛时代,终还有其相当的位置。

   曾氏研攻诗文,最爱韩愈、王安石,盖取其雄直之性趣,倔强之格调,与己相近也。曾氏说:

   读《原毁》、《伯夷颂》、《获麟解》、《龙》、《杂说》诸首,岸然想见古人独立千古,确乎不拔之象。(《求阙斋日记类钞》壬戌)

   又云:

   阅陶诗全部,取其大闲适者记出,将钞一册,合之杜、韦、白、苏、陆五家之闲适诗,纂成一集,以备朝夕讽诵,洗涤名利争胜之心。(辛未)

   盖雄直倔强,曾氏性格之所长;恬憺闲适,曾氏性格之所短。曾氏研攻诗文,着眼在此两点上,切就己身,释回增美。纵使不以诗文名家,而此种研习方法,对于自已性灵修养上,也会有绝大益处。此仍是士大夫之学所以与博士学不同所在。

  

  

   然若专重性灵,则往往易陷于空虚,而曾氏则并无此弊。曾氏尝谓:“雄奇万变,纳之于薄物小篇之中”(《圣哲画像记》),此可谓是曾氏论诗文所悬一大标的。至其对于学术大体之见解,归纳以文学为全部学问之中心之一点,则见于其《致刘孟蓉书》。故曾氏既选定了一部《十八家诗钞》,主从专集求性灵,又选了一部《经史百家杂钞》,则义理、考据、辞章,兼收并蓄,一以贯之。曾氏认为此三者,莫非为文之所有事。今天的我们,必须参会曾氏此两选本,细细研寻,庶可得曾氏论诗文学之整部见解。如近人专拿“文以载道”一语来轻蔑桐城、湘乡派古文,此亦只见为是近人之浅见而已。

   然曾氏学术,论其对自己个人人格及事业上之影响,可说甚深甚大。而就其在近百年来学术界上之影响言,则究竟还嫌不够。这又是何故呢?我想:

   一则曾氏从事学问,已在中年,又久历兵戎,日不暇给,实嫌其在学术上未能自竭其能事。

   二则曾氏幕府宾僚,相从于戎马之间者,究以功名事业之士为多,未能深细接受曾氏论学之渊旨。

   三则曾氏论学,除对诗古文辞有独特卓见外,究竟也还是切实处多,高明处少。其家书、家训,谆谆然恰是一个贤父兄之教训其家人子弟,而究异乎一代大师之暮鼓晨钟,发扬大道。这是曾氏为学根本缺点。

   故论曾氏学问上的成就,到底只在文学一途多些。论义理,则仅较唐镜海诸人差强。论考据,则曾氏虽见及有杜、马、顾、秦这一路,而他自己在此一条路上,全未能建立起规模来。因此曾氏幕僚中的学者,也只有吴挚甫、张濂卿一辈文士,稍有成就。曾氏以后人,崇仰曾氏者,以道德、文章、经济俱备之一点,把曾氏与阳明并论。实则曾氏在当时政治上的影响,远较阳明为大。而论学术思想,则视阳明望尘莫及。近百年来第一个伟大人物像曾氏,论其在读书运动的成绩上,因此竟亦暗惨地没落了,这不能不说是我们这时代一个极大的损失。

   文章来源:钱穆著《学龠》一书,九州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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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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