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涛:张培刚:赤子情怀与学术梦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10 次 更新时间:2018-08-27 22:4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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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涛  
张培刚说:“许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中国有句老话,子不嫌母丑啊!对回国这半个世纪,我并不后悔。个人命运的沉浮是难以驾驭的,是社会历史规律导致的。……我的人生感悟,关键在于,‘需有所作为’。”这是何等有哲理的话语,又是何等的豁达与坦荡啊!从不为回国而后悔,一颗爱国的拳拳赤子心尽显矣!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说:“中国多少年才出现一个张培刚,但是欠他的太多啦!”

  

六  世界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

  

   发展经济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的意义上来说,凡是研究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经济发展问题的理论,都可以算是发展经济学。依此定义,远至亚当·斯密(AdamSmith)1776年的著作《国富论》,中至熊彼特1912年的《经济发展理论》,近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内生增长理论,都属发展经济学的范畴。本文所说的发展经济学,或就经由张培刚开创意义上的发展经济学,则是狭义意义上的发展经济学,其主要任务是研究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如何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的问题。这里的“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严格来说,应该是“产业化”,这样就应该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农业(代表第一产业)和工业(代表第二、三产业)两方面的机械化和现代化,其特点则在于强调农业与工业相互支撑和协调发展。从以上的描述可以看出,广义的发展经济学和狭义的发展经济学的区别有以下两点:其一,研究对象的范畴不同,前者研究对象可以为任何国家和地区,而后者研究对象则是针对农业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其二,前者从一般意义上研究经济发展,而后者则是从比较和借鉴的意义上来研究农业国或经济落后国的经济发展问题。

   前面已提到,早在少年时期,张培刚就立志改善农民生活,彻底改变农村贫穷的面貌与落后的生产方式。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的6年中,张培刚也始终不忘思考中国的工业化问题。后来在哈佛读书,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将结束的前两三年,张培刚想到大战后中国必将面临如何实现工业化这一复杂而迫切的历史任务,觉得已经有必要系统地探讨农业国工业化的问题。当时的情况是,几乎没有一本对农业国工业化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专著。张培刚决定走一条前人不曾走过的路径,从历史和理论上系统探讨农业国工业化的问题。

   张培刚花了9个月时间来撰写《农业与工业化》这篇论文,答辩通过则仅用了一个小时。正是这篇博士论文,奠定狭义发展经济学的基础。也因此,张培刚被誉为世界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该论文于1949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并于1969年再版,1951年在墨西哥被翻译成西班牙语,对拉丁美洲影响深远。2002年为纪念张培刚90大寿,香港花千树出版社重印了该论文。论文的中文版于1984年由华中工学院出版社出版,2002年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重印。

   这篇论文可以说是第一部试图从历史上和理论上比较系统地探讨农业国工业化,即农业国家或经济落后国家,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的学术专著。它对农业国家如何进行工业化提出了许多重要论断,最早建立了自己的、适合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模式。无论在方法论上,还是在具体理论结论上,该论文都为当代发展经济学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其理论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政策推论,经受了实践的考验,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其中有些理论直到20世纪60年代,70年代,甚至80年代,才为西方经济学界所逐渐认识。

   关于《农业与工业化》在南美影响深远的一桩轶事,说的是1956年盛夏,两位智利大学教授,一下飞机就嚷着要见一位叫“Pei-kangChang”的学者。这可难住了几位外事人员,因为他们将“Pei-kang Chang”听成了“背钢枪”。后来,经过北京大学严云庚的提示,才知道是武汉市华中工学院的张培刚。张培刚当时正在华中工学院搞基建,于是临时借了一间制图室会见两位智利经济学家。当智利经济学家说明他们相与张培刚讨论《农业与工业化》书中的“工业化”等问题时,由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加之人心惶惶的阶级斗争和每天忙于砖瓦泥石的生活,张培刚所作的只能是连声说着“Iam so sorry!”两位外国教授只好带着不解的迷惑和失望离去。

   1979年,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W.A. Lewis)由于“在经济发展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研究,深入研究了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经济中应特别考虑的问题”而于1979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事实上,真正对发展问题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上做出开创性研究的应该是张培刚。张培刚的发展理论比起刘易斯的要早上十年。即便如此,相较于刘易斯的理论,张培刚的工业化理论也有过之而无不及。譬如刘易斯把实现工业化与发展农业对立起来,主张只能依靠牺牲农业来发展工业。张培刚则认为,农业发展本身就是工业化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而要把农业工业化作为工业化的重要环节,把农业和工业作为整体来发展。后来刘易斯反思道:“过去我太重视工业了,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看来这是错误的。”

   1982年,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钱纳里来华讲学时几次提到张培刚,他强调说,你们都以为刘易斯和舒尔茨是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实际上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是你们中国人,是张培刚先生。经济学家何炼成教授回忆他1986年访美的经历时说,哈佛大学一教授在座谈会上说,张培刚才真正是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刘易斯、舒尔茨的理论比他提出的要晚好些年……。张五常在《农业与工业化》重印英文版序言中写道:发展经济学谁是始创者一直有两种说法,一说是洛克斯50年代提出的发展中国家资本理论,这是现在的主流,但是实践已经证明是不行的;另一种就是我们的张培刚大哥的农业工业化理论,如果早采纳这种观点,那么很多问题早就尘埃落定了。而在国内经济学界,正如经济学家厉以宁所言,张培刚是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这一点是没有争议的。

   不管怎样,张培刚是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的观点,应该是毋庸置疑的。然而,这又有多重要呢?张培刚的农业国工业化的理论正在和将来仍会指导和帮助中国以及像中国一样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向工业化和繁荣富强的道路上昂首阔步,难道不是对其发展经济学理论的最好诠释和证明吗?!

  

七  “老牛奋蹄”又一春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张培刚也得以重返了近30年的学术舞台。已近古稀之年的张培刚,以老牛奋蹄的精神,通过著作、讲学、频繁地参加国际国内学术活动,书写他发展经济学研究的第二个春天。

   1978年5月,张培刚被借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参加我国第一部《政治经济学辞典》的编纂工作,负责主编近30万字的“外国经济思想史”部分。第二年秋回到原华中工学院,担任社会科学部主任。1982年至1983年初,张培刚由于积劳成疾,卧床数月。为使《农业与工业化》中文版尽快面世,他利用这段时间,花了近十个月的时间逐字逐句审阅和修订先前已被其弟子翻译的初稿。

   1981年,华中工学院为张培刚教授专门成立了经济研究所。他不顾年迈体弱,又开始投入到这所工科院校经济学科的开办和建设当中,先后担任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学院院长、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等职位。由于在哈佛期间,张培刚是在修读三学期的管理学尔后攻读经济学学位,他深知经济学与管理学之间的巨大区别。于是,在他的倡导下,1994年华中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一分为二,分别成立经济学院和管理学院。1998年,经过张培刚十多年的艰苦拼搏,华中理工大学经济系申请的博士点终于批准下来,研究领域是发展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和工商管理学,这年张培刚已经85岁了。

   在张培刚看来,改革开放以来的岁月,是他一生中最好做学问的时光之一。抱着补回自己失去的黄金30年,张培刚辛勤耕耘,笔耕不辍。1980年和1986年,张培刚和厉以宁合作撰写的著作《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微观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分别问世。这两本书不仅成为我国系统介绍西方宏微观经济学说的权威,而且在深化人们关于企业经营管理和国民经济管理的理论认识上及对我国经济管理的参考和借鉴之处均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发展经济学方面,针对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西方经济学家越来越多的认为发展经济学已走向衰落,“已濒于死亡的困境”的情形下,张培刚力挽狂澜,指出应建立新型的发展经济学。张培刚认为,只要世界上有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学就是大有可为的,根本谈不上死亡或濒临死亡。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原因在于传统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过窄和研究方法的不当。1989年张培刚撰写《发展经济学往何处去——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刍议》、《建立发展经济学的几个问题》,提出创建新型发展经济学的思路:一、扩大研究范围,重点研究发展中大国,包括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二、改进研究方法,应从经济、社会、历史、政治及文化等方面来进行综合研究;三、必须结果各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四、必须注重经济体制问题。为进一步阐述新型的发展经济学,张培刚和弟子们还特地撰写了专著《新发展经济学》,于1992年出版,1999年增订版出版。

   到90年代,随着东西部沿海地区经济的腾飞和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差距愈拉愈大,张培刚反复向人们讲解他的“牛肚子理论”,为中(西)部的崛起提供理论基础。“牛肚子理论”源于文革期间张培刚所亲身经历的一件事。1971年,张培刚被下放到湖北咸宁农村放牛。一日,一头大牯牛陷入泥沼。眼见大牯牛即将完全陷入,张培刚等几人拽头的拽头,拉尾巴的拉尾巴,可就是无济于事。后来有人想办法,拿木棒托住牛的肚子,把牛从泥沼中拉扯了出来。这件事给张培刚很大的启发。在他看来,中国就像这只大牯牛,上海与江浙像牛头,四川重庆等西部就像牛尾,而广大中部地区则是牛肚子。所以,必须既抓沿海开放,同时实行中部崛起,才能带动西部开发,进而促成整个国家经济起飞。

   2006年,已是93岁高龄老叟的张培刚和弟子们一道,申请到一项国家重大社科基金项目——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工业结构优化升级研究。开题报告会上,张培刚戏言自己是“人老心不老,前进不停止”。2007年,张培刚再度协助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成功申请到西方经济学国家重点学科。无论是85岁当上博导,还是在93岁时领衔国家重大社科基金项目,除张培刚外,估计是绝无仅有的。当真谓,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张培刚在经济学领域辛勤耕耘,虽历经坎坷,仍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果。作为一个老师,张培刚也早已桃李满天下。如今,张培刚的弟子遍布海内外,俱已成长为各条战线的骨干和精英。从国家最高智囊团的发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到学术研究前沿的著名院校,再到经济生活中关系国计民生的各行各业,皆可看到张培刚弟子的足迹。张培刚对年轻一辈的不遗余力的培养,由此可见一斑。张培刚常言,中国未来的发展,还是要靠年轻一辈的。改革开放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创造了一个新的春天,为张培刚农业国工业化理论的实践提供了一个春天。于张培刚,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则是其学术研究的新的春天。

  

八  结语

  

   从1913年出生到2009年,张培刚已近期颐之年。九十多年的风风雨雨,是一个学术大师的人生际遇,更是中华民族历经的沧桑。

   幼年时代的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使张培刚切身体会到中国农民的艰辛与不易。大学毕业后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几年,正值内战和抗日战争的开始,遍及半个中国的实地调查与研究,使张培刚更深切地了解中国农村的凋零与农民生活的疾苦。哈佛求学,为实现心中多年来帮助中国实现工业化的梦想,张培刚撰写了以“农业与工业化”为题的博士论文。两度回国,共赴国难,却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新中国,在人生的黄金30年里,寂寂无闻。远离学术,每天放牛、种地和基建。到了晚年,再次回归学术,宝刀犹不老,研究正当时。更有从教六十余载,桃李芬芳遍天下。

   张培刚一生坎坷,学术生涯也未能幸免。早在60多年前,张培刚就以在哈佛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奠定了发展经济学的基础。然而,当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在西方已经如火如荼地展开的时候,张培刚每天面对的却是泥沙、土石和牯牛。当西方发展经济学“兴盛一阵之后,已开始衰落”之时,张培刚又力挽狂澜,提出建立新型的发展经济学。当张培刚开创发展经济学的时候,发展经济学的理论不为国人所重视。当张培刚步入耋耄之年,其发展经济学理论却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并被实践所广为应用。

   张培刚一生坎坷,却不改其心性,永远都是那么乐观,那么豁达,那么的充满着希望。他会颤颤巍巍的带着曾孙去吃麦当劳,也会满不高兴孩子气的抱怨一生相濡以沫的夫人谭慧女士因担心他的身体而不让他与人长时间的交流。他会讲话时耷拉着脑袋,也会在话语里穿插进许多“讲话千百遍,首照讲稿念”式的幽默。他会很执拗的赌气,也会像孩童一样温顺的听从夫人谭慧的建议。

   纵一生坎坷,赤子之心和经世济民的梦想一直没有改变。纵一生坎坷,乐观心性不减。这就是,一代学术大师,世界发展经济学奠基人,张培刚先生的“写意”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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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管理学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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