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健:红学的体系和红学的悲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31 次 更新时间:2018-08-20 15:4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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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都以考证名癖的,我在他们之间不免渐受这种癖气的薰陶。”(《俞平伯论红楼梦》第342页)他这时已经站到了《红楼梦》是“小说”而非“信史”的立场,由此悟到了:

  

   以此通则应用于《红楼梦》的研究,则一览可知此书之叙实分子决不如我们所悬拟的多。写贾氏的富贵,或即取材于曹家;写宝玉的性格身世,或即取材于雪芹自己(其实作品中各项人物都分得作者个性的一面);写大观园之“十二钗”,或即取材于作者所遭逢喜爱的诸女……这些话可以讲得通的。若说贾即是曹,宝玉即是雪芹,黛为某,钗为某,则大类“高山滚鼓”之谈矣。这何以异于影射?何以异于猜笨谜?试想一想,何以说宝玉影射允乃、顺治帝即为笨伯,而说宝玉为作者自影非笨伯?我们夸我们比他们讲得较对,或者可以;说我们定比他们聪明却实在不见得。即使说我们聪明,至多亦只可说我们的资质聪明,万不可说我们的方法聪明;因为我们实在用的是极相似的方法,虽然未必相同。老实说,我们还是他们的徒子徒孙呢,几时脱出他们的樊笼。(《俞平伯论红楼梦》第345页)

  

   俞平伯此时,可以说已到了大彻大悟的边缘。他坦然承认自己和被胡适称为“猜笨谜”的旧红学用的是相同的方法,实际上是针对顾颉刚《红楼梦辨序》中对新红学“用新方法去驾驭实际材料,使得嘘气结成的仙山楼阁换做了砖石砌成的奇伟建筑”(《俞平伯论红楼梦》第79页)“研究方法”的吹嘘而发的。可惜的是,俞平伯并没有继续深入思考下去。如曹雪芹的卒年,俞平伯说:“若再照敦诚挽诗‘四十年华付杳冥’往上推算,则假定雪芹生于雍正二年甲辰,很觉自然。……这生年如果不错,则曹家的富贵繁华,雪芹便赶不上了。雍正六年曹頫免职,以后他们家便没有人再做江宁织造了。雪芹其时只有五岁。即说卒于壬申,上推四十年为雍正纪元,其年雪芹才六岁,这差别并不大。曹家的极盛时代,实当曹寅任上,若曹颙曹頫居官不久,已渐衰微,故认雪芹为曹寅之子,那最合适;如其为寅孙非子,便差了一些;及其卒年愈考愈晚,由甲申而壬午,而癸未,落后了三年,而他的寿数,没理由说他超过四十年,这个破绽便很明显了。”(《俞平伯论红楼梦》第365-366页)依然是停留在一般理念的推衍,而没有考虑到是否有鉴定材料真伪的必要。好在在他说来,作者是否为曹雪芹,本来就不是决定性的,这是他与胡适不同的地方。

  

   正因为如此,他十分容易被新发现的材料弄得迷惘起来。这个新材料,就是后来发现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他在1931年6月19日为甲戌本所写的跋中说:

  

   此余所见《石头记》之第一本也。脂砚斋似与作者同时,故每抚今追昔若不胜情。然此书之价值亦有可商榷者,非脂评原本乃由后人过录,有三证焉。自第六回以后,往往于钞写时将墨笔先留一段空白,预备填入朱批,证一。误字甚多,证二;有文字虽不误而钞错位置的,如第二十八回(页三)宝玉滴下泪来无夹评,却于黛玉滴下泪来有夹评曰,“玉兄泪非容易有的”,此误至明,证三。又凡朱笔所录是否均出于一人之手,抑经后人附益,亦属难定。其中有许多极关紧要之评,却也有全没相干的,翻览即可见。例如“可卿淫丧天香楼”,因余之前说,得此益成为定论矣;然第十三回(页三)于宝玉闻秦氏之死,有夹评曰,“宝玉早已看定可继家务事者可卿也,今闻死了,大失所望,急火攻心,焉得不有此血,为玉一叹。”此不但违反上述之观点,且与全书之说宝玉亦属乖谬,岂亦出脂斋手笔乎?是不可解。以适之先生命为跋语,爰志所见之一二焉,极疑辨惑,以俟后之观者。(《俞平伯论红楼梦》第357页)

  

   甲戌本的出现,引起了俞平伯对于《红楼梦》作者和版本问题的双重疑问。跋语表明,他对于胡适认定甲戌本“是世间最古的《红楼梦》写本”,是“雪芹最初的稿本的原样子”之类的结论,并没有陷于盲目信从的态度,他觉察到极重要的两点:一、甲戌本“非脂评原本”,而是“由后人过录”的本子;二、脂批“是否均出于一人之手,抑经后人附益,亦属难定”。这是早期极少数得睹此本真面中,最先对它的价值提出怀疑的意见,因而是极为难得的。

  

   然而,俞平伯还是接受了胡适的脂砚斋与作者同时人的观点,虽然添加了一个略有存疑的“似”字。正是这一前提的确认,导致了俞平伯日后关于《红楼梦》作者问题的一连串的新的动摇。十九年以后,他在1950年写的《红楼梦研究自序》中说:

  

   《红楼梦》底名字一大串,作者的姓名也一大串,这不知怎么一回事?依脂砚斋甲戌本之文,书名五个:石头记,情僧录,红楼梦,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人名也是五个:空空道人改名为情僧(道士忽变和尚,也很奇怪),孔梅溪,吴玉峰,曹雪芹,脂砚斋(脂砚斋评书者,非作者,不过上边那些名字,书上本不说他们是作者。)一部书为什么要这许多名字?这些异名,谁大谁小,谁真谁假,谁先谁后,代表些什么意义?以作者论,这些一串的名字都是雪芹底化身吗?还确实有其人?就算我们假定,甚至于我们证明都是曹雪芹底笔名,他又为什么要顽这“一气化三清”底把戏呢?(《俞平伯论红楼梦》第372页)

  

   俞平伯这时的浩叹,与三十年前所说“真作者隐去姓名”,“空空道人,孔梅溪,曹雪芹,皆是假托的”话,并无质的变化,弄得他大伤脑筋的,是脂砚斋这个突然出现的角色。俞平伯一方面说:“人人讲脂砚斋,他是何人,我们首先就不知道”(《俞平伯论红楼梦》第926页),“脂砚是否即曹雪芹的化名我不敢说,有一点确定的,即所谓真的脂评,有作者的手笔在内。但这并不等于说脂砚斋即曹雪芹”(《俞平伯论红楼梦》第927页);一方面又说:“但咱们却不妨信赖这些批注,因他们一小部分为作者自评,其大部分出于作者最近的亲属。无论从哪一方面来估计,总归是非常高的。”(《俞平伯论红楼梦》第928页)

  

   俞平伯对于脂本虽有过怀疑,然而总的来说是相信的。他既未考证脂本的来历,也未对脂本进行版本的鉴定。他用来证明脂批的“真实性”的证据,是第二十六回一条“庚辰本古怪的批”:

  

   那宝玉便和他说些没要紧的散话。

  

   【庚辰双行批注】妙极是极,况宝玉有何正紧可说。

  

   【双行批注下再双行注】此批被作者偏过了。

  

   于是作出判断:“这儿正文下面的双行批,名为脂批,并非脂批,实系作者所批,而下面的再双行注,才是真正的脂批。”(《俞平伯论红楼梦》第927页)这种不从根本上考证脂本的真伪年代,而一头扎进批语的汪洋大海之中,拈取一二“古怪”的批语而要从总体上作出结论性的判断,焉有不出问题的呢?

  

   1961年12月,俞平伯写了《影印〈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十六回后记》,在“可以确定著作者为曹雪芹”一节中,又把他对于《红楼梦》作者的困惑重新提了出来:“这标题似乎可笑,大家都已知道了,何用再说。但从考证方面来看,并不是这样。程伟元第一次排印本程序:‘《红楼梦》小说本名《石头记》,作者相传不一,惟书内记曹雪芹先生删改数过。’这是一七九一年的话。晚近如寿鹏飞《红楼梦本事辨证》,说曹雪芹并非曹,乃是另外一个雪芹。可见红楼梦的作者问题不断地总有人提起的。”(《俞平伯论红楼梦》第951页)他在此文后的“说明”中,又对高鹗续书的问题产生了疑问:“程氏刊书以前,社会上已纷传有一百二十回本,不像出于高鹗的创作。高鹗在程甲本序里,不过说‘遂襄其役’,并未明言写作。张问陶赠诗,意在归美,遂夸张言之耳。高鹗续书之说,今已盛传,其实根据不大可靠。”(《俞平伯论红楼梦》第981页)

  

   这篇后记,标志着俞平伯的觉醒。其后,他1973年在给私人的信中写道:“历来评‘红’者甚多,百年以来不见‘脂砚’之名,在戚本亦被埋没,及二十年代始喧传于世,此事亦甚可异”(《俞平伯致毛国瑶信函选辑》,《红楼梦学刊》1992年第2期)。1978年他对余英时说:“你不要以为我是以‘自传说’著名的学者。我根本就怀疑这个东西,糟糕的是‘脂砚斋评’一出来,加强了这个说法,所以我也没办法。你看,二十年代以后,我根本就不写曹雪芹家世的文章.”(《红学世界》第50-51页)1985年在对《文史知识》谈话中,更直截了当地说:“我看‘红学’这东西始终是上了胡适的当。……现在红学方向就是从‘科学的考证’上来的;‘科学的考证’往往就是烦琐的考证。《红楼梦》何须那样大考证?又考证出什么来了?”这一连串的苦恼,终于导致了他去世之前的大彻大悟:“胡适、俞平伯是腰斩《红楼梦》的,有罪;程伟元、高鹗是保全《红楼梦》的,有功。大是大非。”“千秋功罪,难于辞达。”从当年“强迫”“喜欢并家过日子”的曹雪芹高鹗“分居”,到临终时痛苦决绝的自我否定,构成了俞平伯先生一生红学悲剧的最悲壮的一幕;然而,也正是这位历经了千般坎坷的诚实学者的心声,使广大读者看到了他大智大勇的精神境界,使他的人格得到了最充分的升华。周汝昌先生说俞先生晚年的自我批评是他“最末期”的“奇特”“表现”,恰是不理解俞平伯先生的觉醒的深刻意义的缘故。

  

   四、当代红学家的悲剧

  

   当代的红学家几乎都是在胡适、俞平伯的陶冶下成长起来的,他们是胡适的学生辈、乃至学生的学生辈人物。在他们身上,已经没有前辈开创者那种探索时的备受折磨的犹疑和苦恼,却有守成者的艰辛和尴尬。这是因为,后继者是将胡适体系的大厦作为一个整体接受下来的。胡适们并未得到充分证实的假设,到了他们手里,却统统成了所谓的“基本事实”,成了不证自明的“公理”。新一代的红学家在几十年中所做的一切,都无非是为了证明、补充、至多在若干细节上略加修正胡适的当年的结论而已。在他们的法典中,曹雪芹的“著作权”是不容怀疑的,脂砚斋的“存在”是不容怀疑的,脂本的“可靠”也是不容怀疑的。但是,已经矗立起来的红学大厦,仍时不时出现摇晃、裂痕、塌陷,但他们只肯做一点涂抹墙体、加固门窗的工作,却不肯、甚至不愿到地基上去寻找原因,更不曾想到对“体系”本身进行重建和更新。这样,胡适已经暴露出来的谬误,不仅没有得到适时的纠正,反而更加定型化、系统化了。这就是红学研究中出现了无数解不开的“死结”的原因。

  

当然,诚如周先生所说,几十年来“对‘新’‘旧’红学都批判得很激烈,特别对胡适新红学,更是厉害”的情况是存在的,新一代的红学家确实经历过五十年代那场大批判的洗礼。耐人寻味的是,批判者对被批判者尽管是那样地剑拔弩张,但临了却走到一起来了。五十年代的运动,本意乃在提倡以新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来解决古典文学研究中的问题,确实为古典文学研究注入新的活力;但运动的主导倾向,是把理论同考证对立起来,仿佛一提考证,就是“烦琐考证”,就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对于胡适当年搜集到的那些未经证实的东西,谁也不曾想到要重新去做一番考证工作,以判定其年代和真伪。批判的矛头固然指向胡适的“自传说”,用的是“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政治帽子,非但没能批倒这一体系赖以建立的基础,却在不经意中全盘接过了胡适发明的“曹作高续”说:曹雪芹写《红楼梦》既然是为了“反封建”,后四十回怎么可能让贾宝玉应考中举、出家成仙呢?只有那先中举人、后中进士,满脑子封建正统观念的高鹗才有可能这么做——于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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