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岗:“文学式结构”、“伦理性法律”和“赵树理难题” ——重读《“锻炼锻炼”》 兼及“农业社会主义”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1 次 更新时间:2018-08-11 14: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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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岗  
确实有利于打破仅仅根据“左”或“右”就给复杂历史乱贴标签的惯性思维:“集体化并非农业自身的错误,而是服务于工业原始积累建立起来的,是有利于工业化提取农业剩余的组织。那么,集体化在农业上的不经济,也是国家为了工业而大量提取剩余造成的。后来又很多人做学术研究,认为集体化的不经济史因为缺乏激励,很好,这些研究都有价值,但大都没有注意,这不是集体化自身的问题”。[58]

   但是,这一思路的问题在于过分强调了“工业化”的“铁的规律”,所有其它事物——包括“集体化”——似乎都应该服从于这一“铁律”,而没有意识到建国后的“工业化”是与对“社会主义”的追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工业化”固然在物质条件上限制了“社会主义”的程度,可“社会主义”同样要在政治意识上规划“工业化”的路径。1955年7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做《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报告的“第七部分”专门谈到“社会主义工业化”离不开“农业合作化”问题:“这些同志不知道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不能离开农业合作化而孤立地进行的。首先,大家知道,我国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生产水平,现在是很低的,而国家对于这些物资的需要却是一年一年地增大,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如果我们不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基本上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农业就不可能由使用畜力农具的小规模的经营跃进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经营……其次,我们的一些同志也没有把这样两件事联系起来想一想,即:社会主义工业化一个最重要的部门——重工业,它的拖拉机生产、它的其他农业机器的生产、它的化肥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现代运输工具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煤油和电力的生产等等,所有这些,只有农业已经形成了合作社的大规模经营的基础上才有使用的可能,或者才能大量地使用。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在农业方面,在我国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是使农业资本主义化),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由此可见,我们对于工业和农业、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农业改造这样两件事,决不可以分割起来和互相孤立起来去看,决不可以只强调一方面,减弱另一方面……其次,我们的一些同志也没有把这样两件事情联系起来想一想,即: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要从农业方面积累,这除了直接的农业税以外,就是发展为农民所需要的大量生活资料的轻工业生产,拿这些东西去同农民的商品粮食和轻工业原料相交换,既满足了农民和国家两方面的物资需要,又为国家积累了资金。而轻工业的大规模的发展不但需要重工业的发展,也需要农业的发展。因为大规模的轻工业的发展,不是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所能实现的,有待于大规模的农业,而在我国就是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农业。因为只有这种农业,才能够使农民有比较现在不知大到多少倍的购买力。”[59]

   很显然,毛泽东当时的视野已经涵盖了温铁军后来不断强化的“工业化”思路,既包括“集体化”降低工农业之间“交易成本”的问题,也蕴含了“合作化”为“工业化”提供“资金”的问题,只不过温铁军不再使用传统的“社会主义”概念,而是应用“现代经济学”的术语重新表述,但他的这种重新表述隐约透露了某种“宿命论”的味道,譬如他把社会主义中国要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简单地归纳为:“只要遭遇资本绝对稀缺,主流就都会采行亲资本的政策体系。如中国50年代获得苏东资本,主流就是亲苏东的。到了70年代又获得海外西方资本进入,那就在70年代以后,主流就改为亲西方。但有一个特例,那也是属于前提条件改变,就是被封锁。例如,中国60年代被两个超级大国封锁,政府亲不得资本,只好亲劳工,亲社会。实际上,当代中国只有60年代这段时间没有海外资本、且完全被封锁,这时候,可以叫做‘去依附’(de-dependent)”。[60]在他的讨论中,仿佛一切都是被客观条件所决定的,无论这种客观条件是“资本”或是“封锁”,所有主观的政策、计划和努力只不过是对客观条件的被动的“反应”或“回应”罢了。按照这种逻辑,中国农村的“合作化”运动也就很难开展,因为当时流行的观点——包括苏联的经验——都认为“没有机械化就没有合作化”、“要想集体化先要机械化”,最初刘少奇、刘澜涛和薄一波不支持山西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原因也在于此。而毛泽东用于说服他们的理由是:“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的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61]后来他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第三版)时还专门谈到这个问题:“先要改变生产关系,然后才有可能大大地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普遍的规律。东欧一些国家,农业合作化搞得慢,到现在还没有完成,这主要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拖拉机,相对说来,他们的拖拉机比我们多得多。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土地改革是靠行政命令的,是从上而下地恩赐的,他们没收的土地是有限额的,有的国家一百公顷以上的土地才没收。他们在土地改革以后,又没有趁热打铁,实行集体化,中间整整间歇了五六年。我们则与他们相反,实行群众路线,发动贫下中农展开阶级斗争,夺取地主阶级的全部土地,分配富农的多余土地,按人口平分土地,这是农村的一个极大革命。土改之后紧接着开展了广泛的互助合作运动,由此一步一步地、不断前进地把农民引向合作化的道路。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没有我们这样强大的党、强大的军队。我军南下时,各省都配备了从省、地到县、区整套的地方工作的干部班子,而且一到目的地,立即深入农村,访贫问苦,把贫下中农的积极分子组织起来”;针对“教科书”中“机器拖拉机站是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工具”的说法,毛泽东更是针锋相对地指出:“‘机器拖拉机站是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工具’。教科书在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强调机器对社会主义改造的作用。但是,如果不提高农民的觉悟,不改造人的思想,只靠机器,怎么能行?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用社会主义思想训练人和改造人的问题,在我国是个大问题。”[62]无论是“先要改变生产关系,然后才有可能大大地发展社会生产力”,还是“如果不提高农民的觉悟,不改造人的思想,只靠机器,怎么能行”,都显示出毛泽东极其灵活的辩证法,不屈服于“现实”,不拘泥于“客观条件”,而是在认清“现实”,把握“客观条件”的同时,强调用“理想”改造“现实”,用“主观性”和“主体性”超越“客观条件”,譬如延安时期,人们都认同“山沟沟”这一“现实”,期望把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建立在家庭上,毛泽东却要用“机器”来超越“现实”,提出“巩固家庭”和“走出家庭”的辩证关系;而合作化时期,人们都期待“机械化”才能带来“集体化”时,他却转而指出,不能迷信“机器”,要重视“人”的力量,要依靠“提高农民的觉悟,改造人们的思想”,才能走出社会主义的新路。这种辩证法使毛泽东始终保持一种批判的姿态,既用“理想”批判“现实”,也用“现实”批判“理想”,在一种高度紧张的关系中保持思想的张力。

   《“锻炼锻炼”》作为一部赵树理意义上的“问题小说”,只有放在这一历史脉络中才能理解他的问题意识。针对如此艰难的问题,赵树理在当时没有也不太可能提出完整的解决方案,但他的写作却也指向了一种“具体的普遍性”:首先是具体的,但在具体的过程中有向普遍性提升的可能。就如赵树理提出的“伦理性的法律”:法律是普遍性的,伦理是具体的。但问题在于二者如何结合,结合之后又怎样来解决矛盾?赵树理把“具体的普遍性”放在劳动计量方式的改变过程中考察。在这个具体的问题中他发现冲突十分激烈,却没有好的解决方法。赵树理只能够表现出既拒绝王聚海也不认同支书的态度,即使对杨小四的方式也持保留意见。小说无法解决落后的农村妇女的问题,例如妇女借故离开,没有制度性的解决方案,只能提出“资产阶级思想”的问题。这与赵树理希望将“具体”与“普遍”融合起来的想法相去甚远,只能表达出某种困境。这种困境扩展起来看,不仅仅存在于农村,城市中也面临着同样的矛盾,也即对劳动的理性化管理和社会主义对高度平等的诉求之间的矛盾。赵树理小说所描写的农民的“落后性”,在城市中、工厂里就更鲜明地体现在《千万不要忘记》中打野鸭子的丁少纯身上。因此,可以把《锻炼锻炼》包含的内在紧张,看作是新中国从1950年代后期开始,而到了1960年代愈加明显的社会结构性矛盾的一种预兆和缩影。

   但是赵树理面对的“困境”或“难题”,并没有使他完全接受一条以“接受现实”为前提的农村发展之路。从特定的角度来观察,我们不难发现1940年代开始赵树理对农村问题的思考和农民命运的书写,和同样开始于1940年代费孝通关于“乡土中国”和“乡土重建”的研究和讨论,有某种奇妙的契合之处,尽管费孝通当时没有接受中国共产革命的影响,而赵树理已经置身于这场革命的伟大实践中。但如果我们意识到“中国革命现代性”“是指20世纪中国围绕共产革命与治理而形成的独特实践,它牵涉到一系列既不同于‘传统’而又具有中国特色的态度、话语、制度以及权力形式。但是,所谓‘中国革命现代性’并非一套可供演绎的理论框架,当然更非一项有待完成的政治工程,而是旨在就20世纪中国历史演变展开多方位、多维度的经验探究的一种设问方式。因此,关于‘中国革命现代性’的历史探究不能从先人为主的严格的概念界定开始,而应该也只能是在这一问题关怀下,从经验出发,逐步把握其具体而丰富的历史内涵”,[63]那么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是,这种“现代性方案”与其它“非革命”导向的“现代性方案”之间是什么关系?与强调从“乡土社会”转化为“现代社会”的经典“现代性方案”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将赵树理对“农村社会”的书写与费孝通对“乡土中国”的研究联系起来看,为讨论上述问题提供了某种可能性。当然,这需要另外一篇或几篇文章来完成这个任务。在这儿可以概括地说,赵树理和费孝通对于“农村”和“乡土”思考的共同点是,不以接受现实的“乡土中国”为前提,而以改造“农村社会”为起点,这既包含了他们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同时也显示了他们思考的当下性和难题性。这种思考的当下性和难题性,或许在21世纪的今天可以表述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是在保持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某些理念与实践的前提下,构建一个如主流表述的大多数国民实现生活小康的“和谐社会”,还是继续追随资本主义的模式,最终在事实上成为一个分裂成两个世界——一个可能越来越富裕和现代、人们纷纷涌入的城市中国与一个依然贫穷落后、人们争相逃离的乡土中国——的国家。

   注释

   [1] 赵树理:《锻炼锻炼》,先发表于《火花》1958年8月号,然后发表于《人民文学》1958年9月号。

   [2] 武养:《一篇歪曲现实的小说——〈锻炼锻炼〉读后感》,《文艺报》1959年7月号。

   [3] 参见王西彦:《〈锻炼锻炼〉和反映人民内部矛盾——在一个座谈会上的发言》,《文艺报》1959年10月号。

[4] 在创作《“锻炼锻炼”》之后不久,赵树理应陈伯达之邀,为《红旗》杂志写小说,他小说没有写出来,却在农村体验生活时发现了许多存在的问题,于是给《红旗》写了一篇长达万言文章《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同时给各级领导(从地委书记、省委书记到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和当时的政治局候补委员、《红旗》杂志主编陈伯达)写信反映情况,不过赵树理的文章没有发表,而是被退回作协,引起了作协内部对赵树理的一轮猛烈批判,但他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对这一过程的描述可以参见陈徒手:《一九五九年冬天的赵树理》,载陈徒手:《人有病 天知否——一九四九年后中国文坛纪实》,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也可参见赵树理:《给邵荃麟的信》、《写给中央某负责同志的两封信》、《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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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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