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理财 刘磊: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会公共性的流变与建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2 次 更新时间:2018-08-01 23:47:05

进入专题: 乡村社会   公共性  

吴理财 (进入专栏)   刘磊  
当乡村秩序难以维持和规范时,各种“非正式”治理规则大行其道。在乡村治理中,公共性的流失导致农民个体私利性的兴起,在没有集体组织的保护下,部分农民个体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不择手段地与地方政府和村级组织进行利益博弈。如在乡村征地过程中,部分农民为了私利最大化而表现出的刁民行径和“钉子户”逻辑,就扰乱了乡村治理秩序,给基层政府带来治理困境。当传统的伦理规范和现代治理技术难以维持乡村秩序和规整农民行为时,乡村治理的各种“非正式”规则就成为最有效的治理手段。为了有效整治各种“钉子户”、无理上访者,以乡村混混、地痞流氓为主的灰色势力与基层政府组成利益联盟,如此的乡村治理局势完全被权力滥用、利益诱惑、暴力威慑等多种“非正式”规则所统治,从而导致乡村治理丛林原则肆虐。

   这一套丛林原则影响了农民对乡村治理的合法性认同,淡化了政府在基层中的治理权威。多种“非正式”规则并存的治理方式带有典型的“去公共化”特征,其治理规则无正义性、公平性、公共性而言。在治理过程中,只争眼前利益,而忽视农民的长远整体利益,甚至有时候以牺牲农民的利益为代价来换取乡村秩序的稳定。以这些治理规则建立起来的稳定的局面只是短暂的外部稳定,它忽略了农民对乡村治理的合法性认同,因此,难以实现乡村社会长期的内部稳定。而政府未能管制这些治理规则,甚至与灰色势力合谋,使农民对乡村治理失去希望,“与其相信政府,不如相信自己”的逻辑导致政府的公信力严重下降。

   (三)无法动员与整合乡村社会,乡村治理整体能力弱化

   乡村社会公共性的流变将无法动员松散的农民个体,不能有效整合乡村社会资源,进而将影响乡村治理的整体能力。无法动员农民个体不仅是指难以凝聚和联结个体化的农民,而且还有更深层次的表现:一是乡村社会越来越缺少传统权威性认同,随着父权、族权、宗权、长老等传统力量的解体,靠这些权威力量来动员农民个体从事农村公共事务的治理格局不再;二是乡村社会逐渐丧失强劲有力的组织性力量,集体化时期依靠国家权力建立的组织性力量在调动乡村社会人力、财力和物力上达到了高效动员的效果,随着集体主义精神的流失,个体化的兴起,乡村社会渐渐丧失了有效的组织基础;三是乡村社会无法形成有效约束的凝聚性权力,当农民个体从基层组织的管理中逐渐脱离出来后,基层组织就无法对农民形成有效的动员。在乡村治理中,这三个方面的流失直接动摇了乡村社会的动员基础,削弱了乡村治理的整体能力,进而造成了乡村社会“弱治理”的局面。

   不能有效整合乡村社会资源,就无法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与有效利用,由此导致的乡村资源的流失不仅牺牲了农民的利益,也对乡村治理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后果。如城镇化进程中的土地拆迁,政府很少对土体资源进行整体规划与统筹安排,部分土地资源的拆迁是政府出于利益的需要而与开发商共谋的结果。如此一来,土地资源逐渐从农村流出,变为城镇工商用途,也从农民的手中流入开发商的腰包,丰腴了政府的财政。在乡村治理中,这种权力与资本共谋,在治理目标上违背了农民的公共利益,在治理方式上缺乏民主参与,在治理资源利用上趋于内卷化,显然不利于农村长远发展和乡村振兴。[[xlii]]

  

五、如何建构乡村社会公共性

  

   乡村社会公共性的流变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虽然现在乡村社会已变得支离破碎,破败不堪,但仍然是我们的温馨家园,我们不能置之不理而任其发展,纵然我们无法回到过去,但仍可以通过重建之路重拾乡村社会的公共性。那么,我们如何建构乡村社会公共性呢?从历史角度看,传统时期和集体化时期的乡村社会公共性较强,改革开放后乡村社会的公共性才开始流变,渐渐流失。对于乡村社会公共性的建构显然不能照搬和复制过去的模式,因为在日益原子化、个体化的乡村社会里,单靠建立在血缘、地缘关系上的传统农村共同体来维系公共性,已不可能。而集体化时期由国家权力推动的集体化组织,虽然培养了农村个体的集体精神,能够在乡村社会实现有效的动员,但是以完全牺牲个人的利益为代价,在现代强调个体权利的时代,已不适合。虽如此,但现代社会的公共性建构可以借鉴过去的有益经验。

   纵观这两个时期发现,对于公共性的建构有两条主线。传统时期的公共性是由乡村社会内部建构起来的,集体化时期的公共性是由国家权力强力推动的,因此,乡村社会内部力量和国家权力是公共性建构的两个关键因素。在这两个时期,乡村社会成员都对其有高度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究其因发现,健全的社会制度是其最基本的保障。所以,在现代化进程中,我们可以从这些维度来建构乡村社会的公共性。

   第一,社会再造,重建乡村社会共同体。社会再造就是把过去断裂的纽带和联合重新铸造起来,而重建乡村社会共同体是社会再造的具体实现,因乡村社会共同体凝聚和联结了分散化的农民个体,也使农民个体对乡村社会产生了认同感和归属感。对乡村社会共同体的重建有三个方向:一是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重建农民的文化精神世界,以社会主义核心主流价值观来树立农民的价值信仰,重视以农民生产生活为中心的乡村文化,丰富农民的公共文化生活;二是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尤其是农民生产、生活方面的公共服务,以服务为纽带来连系农民与农民之间、农民与基层组织之间的关系,进而建构起农民对乡村社会的认同感。三是培养农民的主体性力量,建立各种互助合作型的集体组织,以此来制约极端化的个人利益,并以建立的组织和团体力量对抗侵犯乡村利益的其他力量。

   第二,制度完善,健全农村社会福利制度。完善的农村社会基本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是乡村社会公共性持续保持的根本,因此可以通过完善农村的教育、医疗、就业、养老、服务等福利性制度来建构乡村社会公共性。农村福利制度可以让留在乡村社会的农民规避社会风险,使他们拥有基本的安全感,也可以让远离乡村社会在外打拼的农民个体依然有享受基本福利制度的权利。这样就使从地缘、血缘、共同体关系脫嵌出来的农民个体又重新嵌入到乡村社会中,从而增加了乡村社会的公共性。另外,要改变农村福利制度长期处于低度供给的状态,就要为农民提供有效的、更多的福利保障和公共服务,以此为乡村社会公共性的再度嵌入奠定基础。

   第三,国家介入,强化权力的引导作用。国家权力的介入对建构乡村社会的公共性非常重要,但国家权力的过度干预也会造成公共性的变异,因此,如何处理好国家权力介入乡村社会的程度和方式是建构乡村社会公共性的关键。从介入程度来看,应吸取集体化时期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全面渗透的教训,因为一旦国家权力从乡村社会抽离就会导致公共性的快速解体,唯一的解决方式是重塑村庄集体权威,使农民对其形成权威性认同和组织依附,这就要避免国家资源绕道村集体而直接面向农民的状况。从介入的方式来说,应改变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直接控制、干预的方式,而要增强国家权力的引导、扶持、培育等方式的作用,这种介入方式能够确保乡村社会的自由、自主和自治空间,同时也有益于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整合和动员。

  

   参考文献:

   [1] 理查德·桑内特.公共人的衰落[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1.

   [2] 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32-35.

   [3] 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446.

   [4]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学林出版社,1999:252.

   [5] 约翰·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M].上海三联书店,2002:52-53.

   [6] 任剑涛.公共与公共性:一个概念辨析[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6):58-65.

   [7] 刘建成.哈贝马斯的公共性概念探析——从批判到整合[J].教学与研究,2004(8):20-24.

   [8] 李世敏.经典“公共性”理论辨析——兼论中西差异[J].理论与现代化,2015(1):62-66.

   [9] 袁祖社.“公共性”的价值信念及其文化理想[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1):78-84.

   [10] 闵学勤,郑丽勇.当代视觉文化的公共性及其治理[J].文艺理论研究,2015(2):103-109.

   [11] 张正军.公共管理论域中的公共性问题[J].江海学刊,2009(3):104-111.

   [12] 张雅勤.公共行政的公共性:思想回顾与研究反思[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1(6):52-62.

   [13] 陈谭.公共性公共政策分析的一般范式[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7):46-50.

   [14] 郭凯.公共性与义务教育公共性述评[J].广东教育学院学报,2009(4):29-33.

   [15] 冯永刚.教育的公共性意蕴及当代拓展[J].教育发展研究,2015(4):6-10.

   [16] 董亚男.公共性语境下的有效政府模式构想[J].天府新论,2013(5):6-11.

   [17] 陈国权,徐露辉.论政府的公共性及其实现[J].浙江社会科学,2004(7):38-42.

   [18] 樊佩佩.流动的治理——城市基层社会的公共性困境探察[J].学术研究,2016(7):69-75.

   [19] 庞绍堂.论社区建设中的公共性[J].南京社会科学,2009(5):70-74.

   [20] 於红梅.数字媒体时代城市文化消费空间及其公共性[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8):30-48.

   [21] 孙立明.论网络空间的公共性[J].理论探索,2012(10):69-74.

   [22] 唐文玉.社会组织公共性的生长困境及其超越[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6(1):105-111.

   [23] 杨锃.“反精神医学”的谱系:精神卫生公共性的历史及其启示[J].社会,2014(2):60-93.

   [24] 王瑞.财政公共性辨析[J]财贸研究,2003(5):42-45.

   [25] 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M].译林出版社,2004:128.

   [26]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74.

   [27] 应小丽,钱凌燕.非农化背景下乡土公共性的再生产与乡村治理变革[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6):50-55.

   [28] 吴理财,夏国峰.农民的文化生活:兴衰与重建[J].中国农村观察,2007(2):62-70.

   [29] 张良.村庄公共性生长与国家权力介入[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24-32.

[30] 张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吴理财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乡村社会   公共性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经济学 > 农业与资源经济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1314.html
文章来源:《甘肃社会科学》2018年02期

1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1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