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沱生:中日关系可望走上正常发展轨道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9 次 更新时间:2018-07-12 22:4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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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沱生  
面对此巨大变化,中日双方都不适应,而日本尤甚,对中国的超越充满了危机感,以至两国间的对立、摩擦一度直线上升。可以预言: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这三大问题,特别是台湾问题与东海争端仍将不时给中日关系带来较大的困扰,管控、处理好这三大摩擦点将是两国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第二,钓鱼岛危机爆发后,在冷战结束后中日之间逐渐发展起来的战略互疑,即日本流行的“中国军事威胁论”和中国对日本“走老路”“恢复军国主义”的担心,都达到了历史最高点。虽然这种相互威胁认知并不准确、客观,但却有着十分复杂的政治上、历史上和心理上的原因,并且因两国间接连发生危机事件而被迅速放大了。2017年中日两国民间好感度的有限改善远未达到使双方建立起互信的程度,战略互疑的严重存在仍是未来中日改善与发展关系的重大障碍。

   第三,钓鱼岛危机爆发后,中日两国在战后于东海首次形成了军事对峙;而日本则走得更远,在新制定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和新出台的防卫大纲等文件中,均已明确把中国作为主要军事安全防范对象。近年来,日本在全力加强日美军事同盟的同时,已将军事防卫重心由东北转向西南,并不断加快其在西南诸岛的作战指挥体系建设和力量部署。历史经验表明,两国军事对峙一经形成将难以在短期内改变。中日关系若要继续改善发展,必须逐步减缓军事对峙态势,这将是十分艰巨的任务。

   第四,中日爆发钓鱼岛危机的深刻教训之一是两国之间缺乏危机管控机制。在2014年达成的四点原则共识中,双方明确提出“建立危机管控机制,避免发生不测事态”。然而,三年多来,与东海争端的发展变化与风险积累相比,双方危机管控机制建设的进展明显缓慢、不足,与中美、日俄之间相比,中日之间的危机管控机制建设仍处于严重滞后的状态。

   第五,在中日达成四项原则共识后双方对话逐步恢复,但某些因钓鱼岛危机爆发而停止的十分重要而关键的对话机制却至今仍未恢复,如中日高层经济对话(副总理级,2007年启动)、中日防务安全磋商(副部级,1997年启动)、中日东海磋商(2004年启动,曾于2008年取得重要进展,就东海问题达成原则共识)等;而两国领导人的会面也仍限于多边国际场合。近一段时间以来,虽然两国领导人在2018年开展正式对话的可能性上升,但人们仍可以明显感觉到在此问题上双方态度上的温差。

   第六,2017年中日经贸合作在连续多年弱化之后出现了转折,但这一转折仍很脆弱,双方贸易额还远未恢复到2011年3449亿美元的历史最高水平。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实际到位金额)也远低于2012年73.8亿美元的峰值。此外,在加强地区自贸区建设方面,双方努力的方向与标准也有较大不同。

   最后还应特别指出的是,虽然2017年以来日本各界对改善与发展中日关系采取了更为积极的态度,但与此同时安倍内阁仍不遗余力地推行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推动“日美澳印”战略安全合作,加强日美军事同盟,推动国内修宪以全面解禁集体自卫权。这清楚地表明,日本对华实行的仍然是两面下注的对冲战略,其对华政策的调整是有限的。在未来,这一对冲战略能否朝着逐步加强对华协调合作、减少对华防范制衡的方向发展,仍然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四、共同努力促使中日关系重返正常发展轨道

  

   综上所述,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日关系在2017年出现了难得的趋稳向好势头,进入2018年后又有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是,两国之间的重大分歧与战略互疑仍然存在,双方关系的改善与发展仍是初步的、脆弱的,东海争端的安全风险还在积累与增加之中。

   在此形势下,要使中日关系保持过去一年来的改善、发展势头,继续前进,首要目标应是争取在2018年使其全面回到正常发展的轨道上来,基本做到:第一,两国间的分歧、摩擦与安全风险得到较好的管控;第二,双方的对话磋商机制、包括两国领导人之间的正式对话得以全面恢复;第三,在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双方的合作得以普遍恢复与开展。

   为实现这一目标,既需要中日两国领导人的战略眼光、政治智慧与政治决断,又需要双方外交、安全、经济等各个部门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还需要两国的专家学者、各界人士、企业家、广大民众,一步一个脚印地在众多领域共同为之做出贡献。

   2018年,双方应共同做出的具体努力主要包括:

   第一,通过强有力的高层政治决断,迅速启动中日海空联络机制,并以此为新起点,把开展防务部门危机管控对话、建立防务部门热线、制订中日海空行为准则及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机制等及早提上日程。只有建立起完善、有效的危机管控机制,中日双方才可能在海上争端长期存在的形势下,避免发生不测事态与突发事件,守住两国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切实稳定东海形势,并为双方恢复海上划界与共同开发磋商谈判创造必要的条件。

   第二,以启动海空联络机制为契机,重启中日防务安全对话,全面、稳步地恢复与加强两国防务交流。这方面的努力取得进展,不仅对于双方(中国人民解放军与日本自卫队)加强安全分歧与风险管控,推进信心、信任措施建设及广泛开展非传统安全合作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减缓以至改变双方在东海的军事对峙态势、减少两国的战略互疑将发挥重要作用。

   第三,利用南海形势明显缓和之机,在国际法,特别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基础上,中日就海洋秩序、自由航行权、国际海洋法等议题开展对话,努力缩小分歧,增加共识。双方应争取首先就南海争端达成共识:日方支持中方提出,并得到东盟支持的解决南海争端、维护南海稳定的“双轨思路”,中方支持包括日本在内的有关各国共同维护南海海上通道的自由、通畅与安全。双方还应把近两年来双方已达成或有意开展的海洋领域的合作,包括海上搜救、防灾救灾、海洋生态和海洋环境保护、海运政策对话、海洋科技调查等,努力落到实处或推向前进。

   第四,早日重启中日经济高层对话,进一步加强中日维护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合作,促进双方的经济改革与转型。其中最重要的是要保持两国经贸、投资合作的增长势头;加强双方新经济、新产业、新技术合作;通过两国企业在具体项目上的成功合作,将双方在“一带一路”建设上的合作意愿转化为中日经济、金融合作的新动力;共同推动中日韩三国自由贸易区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协议的谈判取得积极进展。

   第五,在2017年两国人文交流呈现良好发展势头的基础上,加大对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签订和平友好条约、发展长期睦邻友好合作关系的战略意义的宣传,进一步扩大与加强两国民间交流和公共外交,加强两国民众的相互了解和对对方国家的全面了解,逐步减少双方在相互认知上严重存在的各种误解,努力培育有利于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民意与舆论环境。

   第六,除继续加强海上争端管控外,双方要重点管控、处理好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两大敏感问题,不要让这两个问题上的摩擦再次冒头,给两国关系的改善态势带来新的困扰。为此,日本政府谨言慎行,不搞小动作、不生大事端将至关重要。在历史问题与台湾问题上,双方共同维护四个政治文件确定的相关原则,是两国关系继续向前发展的根本保证。

   第七,利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0周年之机,重启双方领导人的互访与正式对话。这将是两国关系恢复正常的最重要的标志。随互访成功启动,两国签订中日第五个政治文件的准备工作应及时提上日程。第五个政治文件须以两国现有四个政治文件为基础,并根据国际形势、两国国内形势及双方关系出现的重大变化,为中日关系的未来发展指明方向,推动中日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总之,在近期两国关系明显趋稳向好的形势下,如果上述共同努力能够取得实际进展,中日关系可望在2018年重回正常发展轨道。虽然这与两国关系重返健康稳定发展、特别是与两国实现“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相互支持对方的和平发展”以及“实现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崇高目标”仍有很大的距离,但这却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重要而关键的一步。对于经历了长期危机和严重困扰的中日关系来说,这将是一个来之不易、充满了希望的新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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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18(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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