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平:中国、世界与新天下观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67 次 更新时间:2018-06-21 11:3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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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平 (进入专栏)  
直到习近平主席去日内瓦讲话,才知道瑞士也有联合国的另一个总部。达沃斯论坛的主体就是跨国公司,或者说非国家的经济实体。

   跨国公司发展之快,也是令人意想不到的。跨国资本、跨国公司不是以国家为单位,国家很难束缚它,甚至也无法规制它。其实也无所谓是不是跨国资本,资本的本性就是追求利润,哪儿的成本低、回报快、收益高,它就去哪儿。历史上18世纪以后资本主义打开了世界市场,《共产党宣言》对此讲得很清楚:“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到了20世纪就看得更清楚,资本并不受国家边界的束缚,尽管政府总想通过各种手段控制它,但商品流动、资本输出很大程度上是无力阻挡的。

   到了1980年代,美国还在里根时期,美国的一些大公司就大规模地从美国本土往外移,先是去了墨西哥,后来去了南美,再后来才到了东南亚,“四小龙”、“五小虎”这么起来,登陆中国东南沿海如珠三角是再后来的事。

   资本外移,工人外移不了,失业率也就上去了。美国1980年代那一轮似乎还不凸显,因为首先丢工作的是黑人,失业后,它们集中在贫民窟,吸毒、偷盗、犯罪并未引起波澜。后来大量的拉美裔也面临失业了,因为反正很多本来也是属于非正规就业,也有不少是墨西哥或拉美来的移民,失业了再回到墨西哥或拉美去。再后来很多亚裔也丢了工作,亚裔历来多数是自雇性质的,开小餐馆、小商店,亲缘关系网络,也是正规就业,他们甚至也不去领失业救济金,政治热情也低,很少上街抗议。最糟糕就是最近这一轮,2007-2008年经济-金融风暴,大量白人中的中年男性丢了工作。特朗普的选民中大量是这类人。[5]

   同时,失业加上(或导致!)增长放缓,增长放缓又使得税收变低,有些州政府其实是破产的,联邦政府也是多年财政预算双赤字(这还不算阿富汗、伊拉克战争带来的赤字)。税收低也导致基础设施改善没钱,美国最新的跨越几个州的高速公路还是里根时期修的了。

   当然,还有所谓贸易不平衡。生产商都出去了,服装鞋袜等生活用品都靠进口,自己的高科技优势又不愿意出口,当然会不平衡了。特朗普看到美国的问题基本都是真的,但是把“责任”归咎于中国则大错特错。当然,当他宣称“美国优先”时,所指责的不只是中国一家,连墨西哥、加拿大、日本等都指责,嫌它们也在对美贸易中太多顺差。事实上最要害的不在于哪个国家故意要“偷走美国的工作”,而是资本的逻辑便是如此,这是结构性问题。

   第二类非国家性质的主体也是雨后春笋般涌现,那就是各类性质的非政府组织,也被称为“第三部门”。这么多非政府组织活跃于国际关系、世界事务之中,这是全球性的。而它们不像资本只是为了牟利,也不像政府属于看得见的手(负责提供公益和社会管理),但它们发展之快确实惊人,大大小小,有的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或国际背景,也有的政治色彩淡,搞环保、妇女权益、小动物保护等。如今在国际舞台上,非政府组织已经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一种重要的主体,不仅声音大,能量也很大。

   还有很特别的一类政治性甚至暴力性的主体,那就是全世界各国都正面临其挑战的恐怖组织、极端组织。今天,给人类带来非传统安全威胁的,除了气候变化、疾病传播,就是极端主义或极端主义武装起来的恐怖组织。恐怖组织有些有宗教背景,有些有国外背景,也有的很小,三五个人就可以制造出一起很大的事件。这些极端组织未必要组建为政党,更未必想建立自己的国家,但也在成为国际事务中的重要主体。

   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极端组织,这三类都没有说要成为国家,不是像历史上被殖民的民族和地区那样会变成谋求独立并建立自己的国家,组建自己的政府。跨国公司就是为赚钱,非政府组织就是实现各类诉求,第三类就是用极端的办法来抵抗、破坏、挑战现存秩序。它们的出现和日益增大或壮大,使得国际关系中的主体确实多样化了,不再只是国家,当然更不只是经济学所谓“经济人假设”的个人。

   第二,国际关系的规则也变了。以前“international”的“nation”还是弱肉强食的逻辑、胜者为王的逻辑,也就是强者制定规则,甚至用武力来制定规则。连早期的商业都是用枪炮来打开市场,或者商业以枪炮军舰为后盾。二战以来开始变化,因为两次世界大战让战败国、战胜国都觉得经不起再这么打了,于是有了联合国体系。进入21世纪,规则的变化就越来越明显,原来的规则(无论是雅尔塔体系、冷战格局还是冷战后昙花一现的美国“一超独霸”)正在遭遇挑战或者已经失灵,既不是三强制定的秩序,也不是冷战秩序,甚至也不是美国治下的秩序(Pax Americana)。

   其实中国早在1953年就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里首先是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互相尊重主权;其次是互不干涉,天大的事情也要本着平等互利与和平共处的精神来商量着解决,而不诉诸武力。那时新中国建立不久,各国对她还不了解甚至有误解,总理去参加万隆会议,在那以前访问缅甸和印度,就提出了这五项原则, 得到了高度认同。现在,不只是当初提出的基本原则要坚持和维护,我们也更明确地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这几乎是前所未有的。

   雅尔塔会议(以及在那以前的德黑兰会议和紧接着的波茨坦会议)、戴维营会议都是几“巨头”私下商量和决定世界规则,而现在不只是在政治上我们主张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而且在具体的国际事务中我们也首先强调共商,例如如何应对风险、危机、挑战、不确定性,怎么如何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等,规则大家一起商量,“大家的 事大家商量着办”;其次是共建,即在整个过程中共同参与,用开放式包容式的方式来实施国际合作;最后是共享,共享也不一定是半斤八两,当然可以这次你多得一些,下次我多得一些,但至少不是你多我就少,更不是丛林法则、零和游戏的玩法。

   而且共享还不只是双赢,我们要追求包括第三方第四方的多方共赢、共享。比如,中欧如果在科技领域合作,要让广大的非洲也受益;中美如在清洁能源合作,要让很小的岛国也受益。至于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合作,要用正确的“义利观”来指导,先义后利,多予少取。我们尤其注意与弱者包括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提出要加大对最不发达地区的援助力度。总之,全世界确实越来成为了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我们富裕起来了不能没有自己的国际担当。

   第三,除了主体、规则的变化,现在很多现象也已经不再只是国际性的(international)了,而可以称之为跨国性的(transnational),跨越民族国家边界的,甚至超越民族国家边界的。这种超国家边界现象在文化领域里是最明显的。本来就很难说存在着单一的英国文化、法国文化等,然后不同的文化之间开展文化间的对话(intercultural dialogue)。无论物质文化、口传文化、非物质文化等各种形式,中外古今所有的文化现象本来都是“transnational”甚至是“transcultural” 的状态。我们最熟悉的佛教就是如此。

   又如我们饮用的茶,中国当然还是茶叶第一大国,但斯里兰卡、印度乃至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有很多很好的茶。生活中的活文化不同于博物馆里摆着的古代灿烂而伟大的文化,“文化”原有的含义就是生活方式以及生活方式背后的思维方式、交往方式,那才是活的文化,这种文化现象是远远早于民族国家的,也是不受民族国家边界约束的。进入21世纪后,跨文化的现象更是层出不穷,网络、信息、技术等只是跨文化的不同载体,这些也都不再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45年成立时所提倡的文化间的对话了。

   跨越国家边界的现象也不仅在文化领域。区域性经济、安全的跨国平台(或者叫机制、组织)也纷纷出现。最典型的如欧盟,是为了避免区域内一个个国家分得太小太碎而失去竞争力,因而要“抱团取暖”。如果从《罗马条约》算起已经六十年了,它一成立就是跨越民族国家边界甚至部分地让渡主权来实现一体化的区域整合、区域组织,尽管现在面临脱欧、逆全球化等很多严峻挑战。

   最初是在货币层面解决经济、市场的一体化,其内部信息、资本、技术、人员是自由流动的,现在甚至开始考虑要发展到外交、防务上,其高级代表即第三号人物莫盖里尼去年就发布了第一份外交与防务报告,当然还只是停留在纸面上。这种区域组织、区域整合,有些是以这种“盟”的形式,例如东盟、非盟等各种区域合作机制;有些是如中国与各个区域的合作,例如中日韩合作、中国与东盟10+1合作,最新的就是我们的“一带一路”倡议。

   从跨文化到区域乃至全球经济发展的跨越国家边界甚至不只是地域性的“抱团”,而是时空伸延式的方式,“一带一路”就是最典型的,虽然它从提出倡议到现在才这么短的时间,却已经获得了如此多的国家和地区、组织和企业的支持和积极参与,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所以,是否可以说,今天的世界观、天下观不是简单地去处理国际关系、双边关系、外交关系,而是用新的世界观、天下观去面对世界性的社会失范、政治失序、安全失控、制度失灵和精英失职,而面对这些“失”,也有所得,那就是我们正处在国际关系重建、国际秩序重构、国际规则重写、国际治理重塑的历史进程中。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一个全新的时代,一个开创未来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外交也是全方位的,不仅是外交官、外交部的事,走出去的留学生、旅游者、投资者、建筑者、表演者、运动员,他们的一言一行也都是外交,是即所谓“民间外交”或“公共外交”。

   所谓国家形象或公共形象(public image),其实也就在他们每天的一言一行、言谈举止之中,而不仅在于新华社发言人、外交部发言人的讲法和说辞。尽管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主体是依然是国家,但内外之别正在被打破,一个国家内部某个小地方发生的事情,经过宣传、夸大甚至误解,都会影响到整个国家形象;反过来,世界上每天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也会影响到某个国家的偏远地区的人的行为和心思。

   今天,我们这个世界面临着全新的排列组合过程。18世纪甚至追溯到启蒙运动、文艺复兴以来,有一套关于现代化、现代性、现代国家的叙事,其历程是西欧(尤其英国和法国)发端而走向北美、再到东亚等,而这样一套叙述或范式的最大挑战或变化实际是在寻求确定性上。物理学走在最前面,以牛顿力学最为典型,对其构成挑战的早就有波粒二象性、测不准、相对论,到现在的量子科学。

   社会变迁也是如此,无论亚当?斯密、李嘉图一直到凯恩斯,还是孔德、斯宾塞、卢梭、孟德斯鸠,原来都是想要找到经济、社会、法律的所谓规律,即使有转型期或大转变(Great Transformation),也无非是一些过渡性、临时性的,总体上最后都探索规律或者确定性;但今天的世界的最大特点 恰恰是流动性社会(mobile society)、风险社会(risk society),这里,变迁成了常态,全球化、信息化、一体化、网络化的共同特点就是不确定性(uncertainty)。

   资本、技术、信息、人员都是流动性的,甚至是跨国性的流动。不确定性未必都是坏事,虽有挑战、风险甚至危机,并导致心里没底,原有的知识、信息、制度、政策都不够用。例如突然出现在人们面前的金融风暴、难民危机、恐怖袭击、分离化倾向(如英国脱欧),使人不仅防不胜防,甚至大量未曾预期的后果。看得见的是这些挑战和难题,看不见的是整个18世纪以来的知识系统面临的 革命。

我很同意这样一种说法,并不是福山所说“历史终结”了,而是18世纪以来想要寻求确定性的知识和我们所熟知的那个世界正在远离我们而去,一个新的世界正在轰然到来。中国几千年的长幼尊卑等规范早就在1840年以来遭到挑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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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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