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世瑜:改革开放40年来的明清史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85 次 更新时间:2018-05-05 23:1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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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世瑜  
但以比较抽象的王朝版图或民族国家的概念作为自己研究范围的情形仍非常普遍。这可能有资料限制的原因,也可能是大一统观念在起作用。不过,在40年的明清史研究中,特别是近20年,由于地方文献的发掘与利用,区域研究已成为一时风气,而明清史与整体性世界的直接关系,也导致了跨区域的、甚至涉及全球联系的新思考。

   在传统的研究领域中,社会经济史和边疆民族史是始终不乏区域研究成果的。在前面提及的有关商人、市镇、市场的研究中,多数都是区域性的,不过以往江南研究一花独放,有大量成果涌现,近年来长江中游地区、西南地区的研究正在迎头赶上,比如卞利对江西土地租佃关系的研究、张建民对秦岭和大巴山区区域开发的研究、任放对长江中游市镇的研究、鲁西奇对汉水流域农业的研究、尹玲玲对鄱阳和洞庭湖区渔业的研究、蓝勇对滇铜京运和皇木采办的研究、张应强和林芊等人对清水江流域林业生产和木材贸易的研究、马琦对滇铜黔铅的研究等等,亦呈不胜枚举之势;城市经济史则有高寿仙对明代北京的研究,是近年来国内学者在北京史领域里的重要成果(卞利《清代前期江西赣南地区的押租制研究》,《中国农史》1998年第3期;《清代江西赣南地区的退契研究》,《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2期。张建民《明清长江流域中游山区资源开发与环境演变———以秦岭大巴山区为中心》,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任放《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鲁西奇《明清时期汉水流域农业经济的区域差异》,《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尹玲玲《明代江西鄱阳地区的渔业经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2期;《明代洞庭湖地区的渔业经济》,《中国农史》2000年第1期。蓝勇《明清时期的皇木采办》,《历史研究》1994年第6期;《清代滇铜京运路线考释》,《历史研究》2006年第3期。张应强《木材之流动: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区的市场、权力与社会》,三联书店,2006年。林芊《从明代民间文书探索苗侗地区的土地制度———明代清水江文书研究之三》,《贵州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清初清水江流域的“皇木采办”与木材贸易———清水江文书·林契研究》,《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6年第2期。马琦《国家资源:清代滇铜黔铅开发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高寿仙《明代北京社会经济史研究》,人民出版社,2015年)。

   边疆、民族史本身就具有区域研究的特点,而这个领域的研究在清史研究中是为重点。有个有意思的现象,明代的东北女真史属于明史中的边疆、民族史,但对于清史来说,就是满洲入关前史了。同一个东西,在前者是地方史,在后者是“龙兴”史,是新王朝的前史。这背后是中原王朝中心主义的立场,如果对此没有清醒的批判意识,边疆、民族史就不可能是区域研究。在这40年中,涉及西南地区“改土归流”的研究成果逾千,但在其中,有相当部分研究只是将其作为王朝实施的管理边疆民族地区的新策略,而较少考虑它是地区开发、贸易需求和人口流动等新形势的反应,更少考虑16世纪以后东南亚地区的变化和北部藏区的“内亚”因素。这样,在本质上,这还是一种“中心”支配“边缘”的研究,而非具有地方人群主体性的区域研究。

   当然,建立在史实考索、新史料和新视角基础上的许多工作也取得了重要成果。在明代,蒙古问题始终为朝野关注,因而成为明代边疆、民族研究中的重中之重,与此相关的,是对长城和九边的研究。关于漠南蒙古,达力扎布有系统的梳理;曹永年也陆续发表关于明代蒙古史的论文;1985年,由中国蒙古史学会创办的《蒙古史研究》杂志开始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此后许多明清时期蒙古史的论文陆续在该刊刊载;明代长城修筑及边镇的研究近年来则有彭勇、赵现海等人的研究,且开始向长城沿线区域社会的研究拓展(达力扎布《明代漠南蒙古历史研究》,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7年。曹永年《明代蒙古史丛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彭勇《明代北边防御体制研究———以边操班军的演变为线索》,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赵现海《明代九边长城军镇史———中国边疆假说视野下的长城制度史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赵世瑜主编《长城内外———社会史视野下的制度、族群与区域开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关于明代女真社会,刘小萌《满族的部落与国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是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书中利用《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中保留的早期信息,结合其他史料,描绘出明代女真社会组织的基本面貌。杨旸等也曾对清代黑龙江下游的噶珊制度进行过探索(杨旸、徐清《清代黑龙江下游地区的噶珊制度与虾夷锦》,《清史研究》1994年第1期)。在这40年中,不仅建立起像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这样的国家级机构,高校中也设立了许多专门研究机构,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等各族学者也成长起来,成为本族本地区历史研究的权威(如温春来《从“异域”到“旧疆”: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三联书店,2008年;王力《明末清初达赖喇嘛系统与蒙古诸部互动关系研究》,民族出版社,2011年;扎洛《清代西藏与布鲁克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张中奎《改土归流与苗疆再造:清代“新疆六厅”的王化进程及其社会文化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乌云毕力格主编《满文档案与清代边疆和民族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李文君《明代西海蒙古史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年)。在这种情况下,边疆民族史研究,特别是清代的边疆民族史研究有了一个巨大的飞跃。

   人们普遍认为,区域研究是社会史乃至文化史研究的主要路径。事实上,在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中,有许多研究是专题性的,这与学者们对社会史和文化史的不同理解有关系。由于明清时期的民间文献遗存丰富,所以社会史研究成果在明清史领域中也最多。以宗族研究为例,冯尔康、陈支平、常建华、郑振满、刘志伟、唐力行、赵华富、吴仁安,直至许多年轻学者,都有许多重要论著,其中有些是综论性的,有些则是区域性的(冯尔康等《中国宗族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冯尔康《中国宗族制度与谱牒编纂》,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常建华《明代宗族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明代宗族组织化研究》,故宫出版社,2012年。陈支平《近五百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福建族谱》,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乡族与国家:多元视野中的闽台传统社会》,三联书店,2009年。科大卫、刘志伟《宗族与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明清华南地区宗族发展的意识形态基础》,《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赵华富《徽州宗族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唐力行《徽州宗族社会》,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吴仁安《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饶伟新主编《族谱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徐斌《明清鄂东宗族与地方社会》,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成果之多,几至目不暇接。显然,有些研究重在讨论宗族制度的发展演化,兼及其区域性特征,另有些研究则意在通过观察地方宗族和体会宗族产生理解一个特定地方的社会结构。在社会史研究中,类似的情况还有民间宗教和民间信仰的研究,比如有的侧重教派,有的侧重宝卷,有的侧重政治事件,有的侧重地方社会。也有大量的出版物,特别是有大量的文献出版,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源(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间宗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路遥《山东民间秘密教门》,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车锡伦《中国宝卷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郑振满主编《碑铭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刘永华主编《仪式文献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朱海滨《祭祀政策与民间信仰变迁———近世浙江民间信仰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这些研究也非常清楚地显示出了关注点的差异:主要是宗教行为本身,还是特定社会结构及其变化的“礼仪标识”。

   由于区域研究被一些社会史研究者视为地方史走向整体史的方法路径,所以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了一个被标签为“华南研究”的学术群体,这一群体从对明清时期的珠江三角洲、莆仙平原、韩江流域的研究开始,渐次扩大到江西、两湖、华北和西南地区。除了前面已经提及的研究之外,对广东的研究还有黄海妍、肖文评等人的著作。在华北方面,杜正贞将山西泽州的村社传统放在一个较长的时段加以分析,力图发现晋东南地区乡村社会结构的独特性;乔新华探讨了山西洪洞在明清时期的变化如何营造了类似大槐树传说之类文化现象;张俊峰同样研究洪洞,但其切入点是水利社会;胡英泽则关注黄河滩地的社会(黄海妍《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清代以来广州合族祠研究》,三联书店,2008年。肖文评《白堠乡的故事:地域史脉络下的乡村社会建构》,三联书店,2011年。杜正贞《村社传统与明清士绅:山西泽州乡土社会制度变迁》,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乔新华《为什么是洪洞:大槐树下的文化传统与地方认同》,人民出版社,2010年。张俊峰《水利社会的类型:明清以来洪洞水利与乡村社会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胡英泽《流动的土地:明清以来黄河小北干流区域社会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在已有的福建区域研究基础上,刘永华对闽西四堡地区礼生的研究重现了“文字下乡”对乡村社会的影响(YonghuaLiu,ConfucianRitualsandChineseVillagers:RitualChangeandSocialTransformationinaSoutheasternChineseCommunity,1368-1949.Brill,2013)。对西南地区的探讨,有陈贤波《土司政治与族群历史:明代以后贵州都柳江上游地区研究》(三联书店,2011年)、梁勇对四川巴县移民社会的研究等(《移民、国家与地方权势:以清代巴县为例》,中华书局,2014年),都揭示了不同的区域历史过程。前面亦已提及,吴滔、谢湜以江南地区为对象,把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路径运用到区域历史地理的小尺度研究中,开拓了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新视角。

   彭慕兰曾提醒说,全球史或新世界史的先驱除了世界体系论以外,还有布罗代尔以及年鉴学派的“整体史”,而这主要是关于日常生活的社会史;另一条路径就是区域研究,“这些区域研究强调概念化和跨学科,而这与社会史极其契合”(KennethPomeranz,“SocialHistoryandWorldHistory:FromDailylifetoPatternsofChange”,JournalofWorldHistory,vol.18,no.1)。在以往的明清史研究中,中外关系、华人华侨研究也是具有较多成果的领域,特别是海上交通史后来拓展为海洋史,更吸引了中外学者的关注。在全球史的视野下,上述研究领域自然而然成为全球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进入21世纪以前,明清时期的中外关系史研究还处于比较平稳的状态,可能是由于学者们开始注意到,这个领域的进展要依赖于国外资料的搜集和利用,到这个时期开始有了条件,但仍处在研究过程中,但进入21世纪之后,就逐渐出现了一些高水平的成果。汤开建对澳门史的研究工作开始得较早,先后出版了一系列关于澳门史的专著和资料集,随后又有黄庆华《中葡关系史》(黄山书社,2006年)、万明《中葡早期关系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等著作,可以说是这一领域内围绕同一主题的质量最高的一批著作。关于东北亚地区,有白新良主编、多人合作的《中朝关系史:明清时期》(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何慈毅对明清时期日本与琉球关系的研究著作。还有不少关于明代“倭寇”问题的论文。关于中亚地区,有张文德对明朝与帖木儿王朝关系的研究著作;关于欧洲,有米镇波对中俄恰克图贸易的研究(《清代中俄恰克图边境贸易》,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马廉颇对清代中叶中英关系的研究(《晚清帝国视野下的英国———以嘉庆、道光两朝为中心》,人民出版社,2003年)。此外,还有大量关于郑和下西洋的论文。在一些论文集中,关于传教士的研究在新材料和新观点上得到了较多体现。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对海上关系的研究成果要多于对陆上关系的研究成果,这当然是因为前者正处在勃兴、而后者正处在衰落的态势,而在实际上明清国家对其关注的程度倒并不一定如此,特别是在明代。

   应该说,传统的中外关系史为一种有中国史在内的世界史也即全球史奠定了基础,但在观念上,大多成果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双边关系,还不是一种在区域性世界或整体性世界的视野下对中国与外国之间互动关系的考察。在这方面,关于宗藩关系的研究可以视为某种以中国为主导的区域性世界的论说(如孙宏年《清代中越宗藩关系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6年。宋慧娟《清代中朝宗藩关系嬗变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07年),但多少还是有从中心看边缘的痕迹。在近年来兴起的“海洋史研究”中,这种全球史的认识框架开始体现出来,特别集中地体现在李庆新主编《海洋史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自2010年开始出版,迄今已出版10辑)各辑的文章中。这份期刊刊载的文章大多是讨论明清时期的,作者无论中外,都很少采用某种两国双边关系的角度,而往往选择一个具体的区域,城市或乡村、港口或内地、海岛或海峡,由此观察它们与外部世界形成的网络,这样,每一个小的地方都是一个大的区域或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文章采用了来自域内和域外的商业、外交档案,地方民间文献,考古发掘和实物资料,涉及中外不同人群及其社会的各个方面,形成了一批建立在实证基础上的高水平个案研究,由此区域史转化为全球史。

   总之,40年来中国大陆地区的明清史研究取得了巨大进展,研究人员增长数十倍,研究成果数以万计,本文所及,挂一漏万,如明清思想史领域几乎就没有涉及,另外国家清史工程如此重大的项目,也未及点墨。并非因为这些领域和成果不重要,实在是所拟四个专题的局限和篇幅的限制所致。这些进步是建立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学者自身的努力和国际学术交流日益增多的基础上的。诚然,在资料的挖掘、理念和方法的更新等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这正是学术研究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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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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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史研究动态》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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