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成晨 :“脸面政治”:基层治理的困境、危害与转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08 次 更新时间:2018-03-20 15:0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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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成晨  

   四、基层治理的现代化转型

  

   对于基层治理而言,正如我们在上文中所说的,农民采取“微博举报”等方式将腐败的行径公告于天下,为了什么?引起舆论,而舆论所指涉的主体又是谁?是基层的“苍蝇”。“舆论”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恰好与政府在乎的“颜面”、正面形象、合法性、权威性等形成冲突,于是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来改善自己,以平息舆论。而政府在改善自身的时候,就要对作恶的“苍蝇”进行打击,甚至还会疏通农民的利益表达机制。总得来说,采取网络上发帖举报是他们的一个策略。

  

   但是,我们总不能每一次都采取这样的方式去对待农民,即农民在网络上举报一次,然后基层政府就回应一次。这对于利益表达制度化的建构并没有实质性的作用,反而,下一次农民还会继续“公告于天下”,政府又“丢脸”一次。

  

   所以,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即为基层治理的政治现代化问题,从过去的“花钱买平安”治理、“选择性治理”、“运动式治理”等路径中转型到现代化治理。

  

   正如陈家刚所说(2015):“只有实现基层治理的民主化、法治化,才能使基层治理符合现代政治的标准,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12]

  

   卜珍和提出(2017):“基层治理现代化需从四个方面进行:第一,提高基层治理者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认识;第二,实现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良性互动;第三,提升治理主体的素质;第四,建立和完善治理制度体系;第五,实行基层治理的透明化;第六,加强基层组织建设。”[13]

  

   然而,这些学者们并没有更为细化和具体的去讲如何实现基层治理的法治化,如何去实现基层治理的民主化,如何实现基层治理的透明化,如何实现顶层与底层设计的互通化,如何实现基层治理者们意识的现代化,等等。这些看起来非常合理的治理转型路径,的确有利于保护农民利益,可以让他们不再上网发帖,不再去网络上让基层干部“丢脸”,但操作起来真的那么容易吗?未必。只能说,这些是现代化治理的一个转型方向,而具体的实践在我看来,还是要从上到下的治理改革,尤其是先把基层政府治理的思路改变一些,再把治理的主体改变一下,让群众参与进来,实现多元共治,才能实现基层社会的现代化治理。

  

   (1)治理思路的转型。在过去,我们的基层政府遇到“丢脸”的问题时,要么是采取打压的政策来对待受害者的举报,要么是采取花钱买平安的方式息事宁人,但根本性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这种“古老”的治理思维,只是看到了问题的表面,没有去思考根本性的原因在何处?——农民没有权利。徐勇曾谈到(2011):“农民之所以最需要关注,并视之为弱势群体,很重要的是缺乏组织性,难以有效争取和维护自己的权益。由此才有了政府总理为农民工‘讨工资’的现象。但这种行为更多的是一种态度,要将这种态度转换为持续不断的行为,必须建构维护农民权益的长效机制。”[14]所以,要转变“怕丢脸”的思路,转变花钱买平安的思维,转变旧有的思维观念,即老百姓的发帖并非是惹事(造谣、诬告等除外),而是采取非制度化的方式在维护自己的权益。给予农民监督村干部的权力,让他们能够有效的、有组织性的、合法的、制度化的去表达权益诉求。

  

   (2)治理主体的转型。单向度的治理模式与压力型政治是几千年来的一个传统,而迈向21世纪的现代国家,于基层社会来说,需要转型治理的主体,尤其是要多元共治,否则就是违背管理学意义上的“治理内涵”。本身,治理意味着多元主体参与,所以就不能在治理主体中只看到“基层政府”,而不见“基层人民”,基层群众是有权利参与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这是《村组法》明文规定的内容。进一步说,转变治理主体,就需要把农民纳入进行,让他们有制度化的表达机制,并且用法制来强化和稳固他们的表达权利。从而实现现代基层治理。

  

   只有先在这两个方面实现基层治理的转型,则“损伤脸面”的事情就会戛然而止,因为农民有了表达利益的制度化渠道,农民在表达的时候会受到现代化国家的法律保护。他们不会再用“脸面”、“舆论”的策略来进行抗争,他们会从非制度化的路径中迈向制度化的轨道中来,且会合法的去表达。

  

   或许,有人会反对,这种现代化的治理转型,对于现在的农民而言并不适用,甚至会觉得他们的素质、能力都不够。但笔者认为,贫困和素质是借口。孙中山曾经谈到:“老百姓的素质低,不可实行民权,这就跟孩子不识字,就不用上学堂一样的荒谬可笑嘛!”[⑤]所以,基层治理的未来,还是要还权于民[⑥],否则农民只能沦为腐败的苍蝇之工具,任由他们戕害和对他们尊严的侮辱。

  

   五、总结与讨论

  

   本文首先阐述了现在基层治理的一些困境所在,尤其是在行政上的困境,其次我们表达了脸面的问题与公信力的问题,再次,我们通过两个方面的转型,思维的转型与治理主体的转型来深入的谈到基层治理的现代化问题。

  

   当前,我们需要改变的是村庄的政治生态,给予农民权利,否则这样的“丢脸”还会更多,村民的行为会更加暴力与激烈,那么最后可能否我们就会陷入到现实社会的冲突当中。此刻,就不再是用“脸面”来作为抗争策略的问题了,而是社会稳定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吴毅。“权力-利益的结构之网”与农民群体性利益的表达困境——对一起石场纠纷案例的分析[J].社会学研究,2007(5):21-45.

   [2]刘晨。当前中国农村的几个主要问题

   [EB/OL].(2016-7-7)[2017-3-21].http://mt.sohu.com/20160707/n458130760.shtml.

   [3][4]朱子强 等。农村基层治理亟待解决的系统性问题[N].学习时报,2015-6-1,C1版。

   [5][8]张继良。推进基层治理的十个理论问题[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2-18,B2版。

   [6][7]伍俊斌。当代中国推进基层治理的困境与对策[J].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15(6):156-161.

   [9]杨殿钟。塑造新型的政府形象[J].人民文摘,2004(5):66-68.

   [10]桑玉成。提升政府公信力,避免掉入“塔西佗陷阱”[N].解放日报,2016-9-7,A3版。

   [11]李培林。社会改革与社会治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45-48.

   [12]陈家刚。基层治理:转型发展的逻辑与路径[J].学习与探索,2015(2):47-55.

   [13]卜珍和。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路径[N].学习时报,2017-8-28,B2.

   [14]徐勇:现代国家建构中的农民权益维护

   [EB/OL].(2011-4-20)[2017-12-21].http://www.zgxcfx.com/Article/28351.html.

  

   作者简介:刘成晨(1988-),男,汉族,湖北荆门人,桂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与传媒学院教师,澳门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主要研究:政治社会学、农村社会学、网络政治学、社会工作与社区治理

   [②]见欧阳静:《策略主义》,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③]更多内容请见刘晨:《网络政治视野下的抗争转型:基层干部腐败与农民的“以网抗争”-以鄂东G村为中心的调查》,原载《农业部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刘晨:《农民网络视频抗争与基层治理-以河南省D村为例》,原载《农业部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

   [④]陈伟一认为:“随着农村针对村支书、村主任的信访举报日趋增多,村支书、村主任成为农村基层信访举报的主要对象,严重影响到农村社会稳定,制约农村经济发展。”,原载《中国乡村发现》,2016年第3期。

   [⑤]见http://www.sohu.com/a/209730047_611114,上网时间:2017-12-22。

   [⑥]可以参阅徐勇、张英洪等人对“农民的公民权”表述。

  

   原载《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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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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