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迈:对博弈论与行政法结合问题的再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0 次 更新时间:2018-03-13 11:2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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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迈  
蕴涵一定价值主张的人类道德知识提供最终答案,但却能使我们更近的瞭望彼岸世界。也许这才是行政法与博弈论的结合为我们带来的最好礼物吧。

  

   注释:

   [1]参见罗豪才、宋功德:“行政法的失衡与平衡”,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2期;宋功德:“寻找均衡—行政的博弈分析”,载《中外法学》2002年第2期;罗豪才:“行政诉讼的一个新视角—如何将博弈论引进行政诉讼过程”,载《法商研究》2003年第6期;罗豪才主编:《现代行政法制的发展趋势》,法律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24页。

   [2]程雁雷:“行政法的博弈分析:以行政合同为例”,载《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5月第24卷第3期;刘培俊:“行政执法的博弃研究—兼论行政法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载《河北法学》2007年第4期。

   [3]“由此可见,平衡论所谓的行政法平衡,是指具有确定内洒的行政权与向对方权利的结构性均衡,其实质上是行政法内公益与私益得最大化与公平分配。由于均衡结构中得行政法主体的利益都达到最大值,而且行政法的制度供求之间也实现了均衡,因此,行政法的平衡亦即不存在推动行政法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力与外部压力的均衡状态。”罗豪才、宋功德:“行政法的失衡与平衡”,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2期,第78-79页。

   [4]“理性的当事人在寻求博弃均衡的过程中有利于推动作为博弃规则的行政法制的平衡发展。不仅如此,它还有力地推动司法公正原则的全面实践,使得司法公正不限于停留在原则标准上,而且还可以直接付诸实践。”罗豪才:“行政诉讼的一个新视角—如何将博弃论引进行政诉讼过程”,载《法商研究》2003年第6期,第49页。“因此,现代行政法平衡目标在很大程度上要借助于博弈来实现。这主要包括两个层次:其一,在立法过程中,平衡论主张通过开放的果道,吸纳多方意见,激励多元利益主体通过各种途径—例如立法听证一来表达意见,从而影响着具体行政法律制度的形成;其二,行政法律关系的实际形成过程中,行政主体与相对方在法定范围内,应充分博弃,以保证充分利用合法合理的公益与私益增长机会,谋求平衡,进而实现现代行政法的价值目标。”程雁雷:“行政法的博弃分析:以行政合同为例”,载《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年5月第24卷第3期,第13页。

   [5]“行政主体与相对人法律地位的平等是博弃的要求,是当事人能自主作出理性选择并达到均衡的前提。”罗豪才:“行政诉讼的一个新视角—如何将博弃论引进行政诉讼过程”,载《法商研究》2003年第6期,第50页。

   [6]罗豪才主编:《现代行政法制的发展趋势》,法律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333页。

   [7]“数…只是以外在的、无思想的区别为基础,那样的作业便只是无思想的、机械的作业。它的用力之处,主要在于坚持无概念的东西,无概念的把它们联系起来。内容是空洞的一;而伦理的、精神的生活及其个别形态的丰富,这正是教育应该用来作为最高贵的营养培养青年心灵的,就会被这无内容的一起挤掉了。”[德]黑格尔:《逻辑学》,商务印书馆,杨一之译,1966年2月第1版,第230页。

   [8]徐治道:“博弃论的基本内容及其发展方向”,载《江苏经济探讨》1996年第5期。

   [9]有关婚姻博弃的讨论和演算参见[英]肯·宾默尔:“伊甸园中的婚姻博弃”,载《博弈论与社会契约》,王小卫、钱勇译,韦森审订,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8月版,第58-59页。

   [10]参见[美]拜尔等:《法律的博弃分析》,严旭阳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11]这个案例的复杂在于,参与人不是简单地采取或者不采取某个行动策略,而是基于一定的概率来决定自己的行动。在博弃论中,前种决策方式称为纯策略,如前文所举的捕猎模型,而后种称为混合策略。这意味着,在一定条件下以抛硬币的方式来决策是最理性的方式。

   [12]数学推导过程见谢识予编著:《经济博弃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4 - 97页。

   [13]“现代博弃论为人们理解法律规则如何影响人的行为提供了非常深刻的洞察力,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将博弃理论高度技术化的工具应用于一个新的领域……”,[美]拜尔等:《法律的博弃分析》,严旭阳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14]姚从容:“重新解读‘公共的悲剧’”,载《财经理论与实践》 2004年7月第25卷第130期。

   [15]寇宗来:“反公共地模型:一个捕鱼模型”,载《世界经济交流》2002年第5期。

   [16]黄帕、易宪容:“豪尔绍尼博弃论评述”,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学报》1995年第5期。

   [17]夏少刚、翟静:“博弃论中的一个优化控制模型”,载《运筹与管理》2002年12月第11卷第6期。

   [18]参见杨光飞:“‘经济人’和‘过德人’的分合”,载《广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12期;李承宗:“经济人的道德三题”,载《经济与管理》2003年第3期;王明芳、韩江卫:“‘经济人,范畴的历史反恩”,载《理论导刊》2003年第2期。

   [19]姚从容:“重新解读‘公共的悲剧’”,载《财政理论与实践》2004年第7期,第19页。

  

   程迈,法学博士,南昌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来源:《东吴法学》第1期(春季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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