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73 次 更新时间:2018-03-05 00:3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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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灏  
白话文真正普及是1917年文学革命以后的事。在此以前,报刊杂志使用的仍然是文言文,但常常是一种新体文言文。这种文体可以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的文章为代表,就是所谓的「新民体」。梁启超后来对他当时的文章有过这样的评述:「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练,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 畅达,时夹以俚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当时使用新文体的还有林纾,他翻译西方小说时所采用的文体,虽是文言文,但并不严格地沿用桐城派古文文体。钱锺书说:「林纾译书所用文体是他心目中认为较通俗,较随便,富于弹性的文言。它虽然保留若干『古文』成分,但比『古文』自由 得多;在辞汇和句法上,规矩不严密,收容量很宽大」。所谓收容量很宽大,就辞汇而言,是指它采取不少白话与新名词,就语法而言,是指它带有了许多欧化成分.因此,所谓新文体是一种解放的文言文,也可说是一种比较接近白话文的文体。

   总之,转型时代的新思想的散播是与新文体(不论是白话文或新体文言文)的出现分不开的,正如同中古时期佛教思想传入中国是无法与白话文翻译佛教经典分开的。也可以说,中国历史上两次受外来影响而形成的思想巨变都是以新语言为背景。新语言的出现固然重要,但不能代表思想论域的全面。我不同意时下一些学者认为思想可以完全化约到语言层次。我认为,要了解一个思想论域,我们必需同时考虑使用新语言的人的主体意识——也就是说,转型时代知识份子的主体意识。

   当时知识份子的主体意识的最重要一面,当然是笼罩那个时代的危机意识。要认识这种危机意识,我们首先需要把它摆在它产生的环境脉络中去看。所谓环境脉络, 不仅是指中国所面临的政治社会危机,也是指当时的思想环境。也就是说,我们同时需要把这危机意识放在传统思想与「西学」交互影响的脉络去看。只有把当时知识份子对这两种环境——政治社会环境与思想环境的回应合而观之,我们才能透视这危机意识的特徵。

   根据上面的观点,当时的危机意识的最大特徵,毫无疑问是它特殊的三段结构:1.对现实日益沉重的沉沦感与疏离感;2.强烈的前瞻意识,投射一个理想的未来;3.关心从沉沦的现实通向理想的未来应采何种途径。现在就这三段结构作 进一步的说明。

   对现实的沉沦感与疏离感。当时在转型时代散布的不只是对国家社会迫切的 危亡感与沉沦感,而且是激进的文化自我批判意识与疏离感。在转型时代以前,激 进的文化自我批判意识只有零星孤立的出现。那时的主流思想仍然希望在传统的思想与制度的基本架构内对西方文化作适度的调节,这就是当时盛行的「中体西用」 的论点。1895年以后,文化自我批判意识由「用」进入「体」的层次,由文化边缘 深入核心,认为当前国家社会的危难反映了文化核心部分或整体的腐烂。这种激进的文化自我批判意识与疏离感在转型时期日益深化与扩散,常常与政治的危亡感互为表里。

   对未来理想社会的展望。这是一种强烈的前瞻意识,视历史向著一个光明的远景作直线的发展。五四时代知识份子称这种前瞻意识为「未来之梦」,它首先含有强烈的民族主义,中国人生活在帝国主义压迫的阴影下,自然热望变作一个独立富强的国家。这种民族主义透过新的传播媒介在转型时代作空前大规模的散布。因此,由甲午到五四,民族国家观念是对未来理想社会展望的一个核心成分,但它却不是唯一的成分。因为,除此之外尚有另一个重要成分,那就是以大同理想为代表的各种乌托邦主义。现代史家常常不正视这种思想,但是就中国知识份子的意识与心态而言,乌托邦主义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层面,因为它曾出现在转型时代的每一个主要阶段或思潮。就以转型时代初年的维新改革派而论,一方面有梁启超鼓吹民族主义的文字,另一方面也有康有为的《大同书》与谭嗣同的《仁学》散布乌托邦主义。就辛亥以前的革命派而言,一方面有邹容与陈天华的民族主义,另一方面大同理想不仅在孙中山的思想伫已经浮现,它在革命派左翼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伫尤为突出,当时这一派报纸如《新世纪》、《天义报》与《衡报》都充满了乌托邦式 的世界主义的思想。

   五四时代的思想也复如此。谈到五四思想,现代史家多半强调五四时代的民族主义。其实,当时世界主义的盛行决不下于民族主义。文学家朱自清在五四运动发生的时候正是北大的学生,他后来回忆当时的思想气氛时,曾经提醒大家五四运动的思想常常超过民族主义,而有浓厚的世界主义气氛。这种气氛我们可以傅斯年在〈新潮之回顾与前瞻〉这篇文章中所强调的一段话为代表:「我只承认大的方面有人类, 小的方面有『我』是真实的。『我』和人类中间的一切阶级,若家庭、地方、国家等等都是偶像。我们要为人类的缘故,培成一个『真我』。」五四时代形形色色的乌托邦思想就是从这种世界主义的信仰兹子生出来。

   因此,转型时代的前瞻意识,大致而言,是一双层建构。当时知识份子所瞩望的常常不仅是一个独立富强的民族国家,同时也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

   由现实通向理想未来的途径。当时人对现状的失望与反感以及对未来的热望,使他们非常关心如何由沉沦的现实通向理想的未来的途径。转型时代持续不断对改 革与革命的激烈辩论,最能反映这途径问题在当时思想界的重要性。当时其他一些被热烈讨论的课题,例如中西文化的关系、主义与问题的比重、民主与自由的意义也都与这途径问题有相当密切的关系。途径问题可以说是危机意识的三段结构的凝聚点。

   更进一步去分析,这三段结构反映一个历史理想主义的心态。大约说来,这心态有下列的特徵:1.这理想主义态是传统儒家道德理想主义与西方近代启蒙运动中 的理想主义的合产物。它一方面认为理想与现实有极大的差距,另一方面也相信这差距可以克服,透过现实的转化,可以使现实与理想合而为一;2.这个世界观 我们称之为历史的理想主义,因为它是建筑在一个新的历史观上。这个新的历史观主要是由西学带来的演进史观,把历史看作是朝著一个终极目的作直线的演进;3.同时这理想主义涵有一种高度的政治积极性,一种强烈的政治行动倾向。我们可称之为以政治为本位的淑世精神。这种精神主要来自传统儒家的经世思想,认为知识份子应该有一份顾炎武所谓的「救世」情怀,投身政治,以改造污浊沉沦的世界。这是一种充满政治积极性的使命感,表现于我们大家常常听见的一些话题,像:「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等等。重要的是这种政治积极性与使命感隐含了一个对人的主观意识与精神的信念,认为人的思想与意志是改造外在世界的动力。因此反映一种高度的人本意识;4.这种人本意识与方才提到 的演进史观结合,使得演进史观在中国往往含有一种特殊的历史意识,与西方的历史演进观很不同,因为在西方这种历史观常常带来一种历史决定论的意识,相信历史发展的行程有其本身的动力,因此是独立于人的意志与行为而向前发展。这种史观对于人的自动自发的意志与意识是一种限制与压抑,甚至否定。但是转型时代知识份子对演化史观的了解却与西方很不同。一方面他们接受历史向前直线发展的观念,因而常常有很强烈的历史潮流感;另一方面他们并不认为这历史潮流会排斥人的自动自发的意识与意志。相反地,他们常常认为历史潮流只有透过由人的意识产生的精神动力才能向前推进,这或许是受传统天人合一宇宙观不自觉的影响。因为后者相信,天的意志只有透过人心才能显现。转型时代的知识份子以历史潮流代替天意,同时保留了传统对心的信念,其结果是一种近乎主观意识决定论的观念。我们可称之为意识本位的历史发展论;5.理想主义的世界观与历史演进观结合, 使人觉得这世界观所展现的价值与理想不只是人的主观意识的投射而且是植基于宇宙的演化与历史潮流的推进。因此传统思想模式中的应然与实然的结合,宇宙观与价值观的统一得以在转型时代以一个新的形式延续。上述五点,简略地说明了转型时代的危机意识所隐含的历史理想主义心态。这种心态加上前面提到的新语言,构成一个新的思想论域,在当时逐渐浮现。它对时代思想发展的重要性,不下于我在上节讨论的取向危机。

  

结论

  

   这篇文章大枝大叶地勾划了转型时代思想传播媒介与思想内容的几个重大变化。这些巨变至少是中国文化思想自中古佛教流入以来所未曾见的。同时它也为二十世纪的文化思想发展开了一个新的起端。这些巨变的出现就是转型时代之所以为转型时代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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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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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二十一世纪》一九九九年四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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