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孟翰:从江户日本到明治维新:延续与断裂的转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31 次 更新时间:2018-02-08 00:1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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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孟翰  
后来在1637年九州爆发的基督教徒暴动,世称岛原之乱,德川幕府的作法就是杀无赦,屠杀了少则三四万人。这个叫做“武断政治”。尽管如此,从此书书名,就可以看出磯田道史,如同研究日本政治思想史的学者,将江户时代与明治时代看成一个连续过程,明治日本以来取得的成就,仍要归功于江户时代。

   武国日本从江户一开始,就对兵学特别有兴趣,尤其是对孙子的研究与注释,而不是对法家有浓厚兴趣。京都大学教授富谷至在法学院讲义改写而成的《韩非子—不信与打算的现实主义》就说了,即使江户时期有荻生徂徕的《读韩非子》,到后来太田全斋写了不输任何中国注释韩非子的《韩非子翼毳》,其实连太田全斋的思想与韩非子有什么关系都看不出来,至于其他,比如福山藩的治理模式,虽然有些蛛丝马迹,但实在是说不清楚,因此是他今后的研究课题,可是这本书成于2003年,十多年了,富谷至仍未交出答案。

   与此相反的是,兵学,包括孙子兵法的研究,从江户到明治再到二战结束,都是相当显赫的学问。前神户大学教授野口武彦在《江户的兵学思想》一书,涵盖了从江户初期的林罗山,山鹿素行,新井白石,荻生徂徕,赖山阳,林子平,一直到吉田松阴,在野口的叙事中,荻生徂徕的兵学如同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荻生徂徕,乃是江户兵学的高峰,江户兵学与《孙子》的研究亦是如影随形,不可二分。然而,孙子兵法的缺陷在完全没有水战,更遑论海战的想法,这严重影响到江户兵学,使得周遭四海包围的日本竟然严重缺乏海战思想。

   这一点在大阪大学教授汤浅邦弘在《军国日本与孙子》一书里提到明治时期的海军中将秋山真之,在《海军基本战术·第一篇》提到中国兵法家时,居然没有提到孙子,而是吴子(吴起),原因就在《孙子》不提水战,而《吴子》在应变篇里提到水战,讲到水的战术。尽管如此,汤浅邦弘仍然从几个地方分析,认为秋山真之的海战战术基本上还是可以说受到孙子的影响,比如在《海军基本战术·海军应用战术》就强调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毫无疑问就是来自《孙子》。 另外更为具体的是,在日俄战争,日本海海战时,日本联合舰队采取秋山真之的丁字法,就是来自《孙子·势篇》的奇正兵法。

   《军国日本与孙子》这本书在时间点刚好接上《江户的兵学思想》一书,形成一个从江户初期到二战结束,日本以孙子兵法为中心的兵学思想史,这就是武国日本的一大特色。这个特色,一桥大学教授若尾政希在《读《太平记》的时代-近世政治思想史的构想》里,从一个过去日本政治思想史少有触及,可是实际上在江户时代又广为流传教授的文本,试图勾勒武国日本的政治思想。这个文本就是《太平记评判秘传理尽抄》。

   《太平记》就是日本南北朝时代的武家故事。在《理尽抄》如此解释读《太平记》的目的:“太平记之评判者,武略之要术,治国之道也,非其器者,不可传授”,这不就说的很清楚了,《理尽抄》把兵学与治国之道串连起来,看成相辅相成的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理尽抄》不是一般所谓的儒学书籍(虽然有儒学影响的痕迹),而是武家物语的评论,不过却又有不少儒者参与阅读评论,比如著名的朱子学学者佐藤直方。若尾的论点是,从《理尽抄》更可以看到江户时期民众(以富农为主)的想法,更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实际情况,而这些在一般以汉文写的儒学著作里,很难看得出来蹊跷。 再以若尾政希的话来说,就是以“读太平记”为主轴,从武士以及思想家到一般民众的思想,才能有整体的掌握。

   除此之外,《读《太平记》的时代》也处理到江户时期政治体制与佛教的密切关系,在《理尽抄》中对(主要是非禅宗的)佛教虽然有批判,但仍然将佛教视为国家安稳的基础,因为佛法有利于教化,与儒教与神道一同使人知道践行三纲五常,但是佛教必须服从王法,接着以冈山藩为例子,说明冈山藩如何将佛教编入体制统治民众,如何成为禁止基督教的一环。在此,这又回到江户日本的国家性质问题。

   前东大社会科学研究所教授平石直昭的《日本政治思想史—以近世为中心》一书里,劈头就讨论江户初期的国家体制与意识形态建设,与反基督教有关,而参与制定反基督教的人,早期以佛教僧人为主,特别是临济宗京都五山之上南禅寺的僧人以心崇传,起草禁止基督教的法令,其中提到的理由就是日本是神国,并且以所谓的本地垂迹说,说日本也是佛国,同时日本又古来学习儒教,因而成为三教之国,所以必须禁止与排除基督教。

   至此不言而喻,江户日本可说是一个神道,佛教,儒家杂居体制内的宗教与教育之国,这岂又是“周制”可以概括?简单总结,江户日本是一个武家封建三教杂居的锁国体制,这没办法很单纯地挪用中国历史比附来理解,在锁国这点日本反而与中国明清接近,属于日本学者荒野泰典所谓的东亚海禁体制的一部分,因此,只能老老实实以日本的史料描述来掌握。

  

战前日本是“家族国家”


   旧历1867年12月王政复古,一个月后在1868年一月京都南郊爆发鸟羽·伏见之战,前幕府军在几天内迅速败退,明治新政府正式成立,启动明治维新。虽然,在思想上江户到明治有连续性,然而在政策上,有些却可能给人有巨变的观感,前年物故的一桥大学荣誉教授安丸良夫在《诸神的明治维新》就是谈到明治初年,在日本掀起一阵“废佛毁释”的暴风,其中最大最引人关注的破坏,就是原来在奈良的兴福寺,除了原来属于兴福寺的春日社独立成为今日的春日大社(神佛分离政策),兴福寺被拆的所剩无几,剩下的一些凤毛麟角今天散落在奈良公园里,好像是劫后的断壁残垣。

   安丸这本书交代整个“神佛分离”与“废佛毁释”的来龙去脉,这不消说也是从江户时期说起,从江户中期开始,儒学对佛教的批判逐渐高涨,到后来神道对佛教的批判,更形犀利,此起彼落,导致在江户时期,早已经有少数的藩实行神佛分离与去佛教化政策,比如水户藩,长州藩,冈山藩,会津藩,淀藩等等,这些在江户时期就已经展开去佛教化的藩,几乎都是特别重视儒学的藩。所以,三教杂居的日本从江户后期,也大概是19世纪开始,就出现松动,只是重大的裂痕,到了明治初年才一下子因为改朝换代而呈现出来。

   废佛毁释以后,佛教被排除在体制以外,留在体制内的儒教与神道,随后不久,其在体制内的教育垄断也被取消,明治政府不再独尊儒术,也并不厚爱神道或国学,很多人因此误以为儒教与神道就如同佛教被排除在体制之外,实则不然。 法政大学法学院教授关口澄子(すみ子)在其书《国民道德与性别—福泽谕吉·井上哲次郎·和辻哲郎》分析这三位懂西学谈西学的思想家,其实他们的国民道德主张或多或少都类似儒教思想主导的《教育敕语》(1890),福泽谕吉也不例外。

   而且,福泽谕吉从未表态反对《教育敕语》,更有意思的是关口的分析之下,留学德国的和辻哲郎,其思想与江户时期古学派的伊藤仁斋相当接近,关口更进一步发现和辻哲郎研读伊藤仁斋的证据(在和辻哲郎所藏伊藤仁斋的著作划线与笔记)。 因此可以看到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在朝在野的知识人,都走向一个重视家庭伦理的国民道德伦,最后,关口结论日本自明治以来成为一个自称的“家族国家”。

   这个家族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具体而言,就是国体论,国体论可见于《教育敕语》与《大日本帝国宪法》这两份战前日本宪法级的文件,在《教育敕语》正文里,更是直接提到国体一词。国体论可以上溯到江户后期水户藩藩校弘道馆初代首席教授会泽正志斋的《新论》(1825)一书。 在《新论》里,国体的内容,简单说,便是基于宗法大宗论的万世一系说法,这个说法来自会泽对公羊学的诠释,在明治时期,上面提到松田宏一郎书里谈论的穗积八束,他对国体论的一个理解就是日本的国体为祖先教。 虽然,穗积八束不认为祖先教是日本或儒教所独有,他同时强调古代罗马亦是奉行祖先教。然而在日本的历史情境,祖先教就只能是儒教而已。

   祖先教在大阪大学荣誉教授加地伸行的畅销书《何谓儒教》里,就是儒教两种宗教性的其一(祖先祭祀),另一个就是以孔子为中心而形成的宗教性(孔子教/孔庙),而且做为祖先教的儒教(原儒)早于做为孔子教的儒教,同时亦是更广为流传,不像孔子教只是读书人的宗教。 加地伸行的《何谓儒教》出版于1990年,当时全球包括日本研究儒学的人,绝大多数对儒学的宗教性或宗教维度,不是忽略,就是否定,所以《何谓儒教》有相当划时代的意义。

   最有意思的提示是,加地伸行将儒教/儒学的宗教性分成祖先教与孔子教两种,其实很能有效解释儒教在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命运,那即是尽管日本将儒教拆成两块,不再独尊以孔子为中心的儒教,日本却更加巩固做为祖先教的儒教,将祖先教看成是日本国体的内容,并且提高到宪法的地位。其实,在会泽的国体论里,孔子的地位已经很暧昧而没有特别的安置,已经似乎预告后来孔子教的地位。这里又可以看到从江户后期到明治的连续性。最后抄录日本文部省公布《教育敕语》汉文版全文,可以令读者细细咀嚼,反复思考明治维新所建立的战前日本究竟为何:

   “朕惟我皇祖皇宗、肇国宏远、树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济其美。此我国体之精华、而敎育之渊源亦实存乎此。尔臣民、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恭俭持己、博爱及衆、修学习业、以啓发智能、成就德器。进广公益、开世务、常重国宪、遵国法、一旦缓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如是者、不独为朕忠良臣民、又足以显彰尔祖先之遗风矣。\r

   斯道也、实我皇祖皇宗之遗训、而子孙臣民之所当遵守、通诸古今而不谬、施诸中外而不悖。朕庶几与尔臣民、俱拳拳服膺、咸一其德”。

   相关阅读:

   池内敏「絶海の碩学 - 近世日朝外交史研究」(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7年)

   磯田道史「徳川がつくった先進国日本」(文藝春秋、2017年)

   荻生茂博「近代·アジア・陽明学」(ぺりかん社、2008年)

   加地伸行「儒教とは何か」(中央公論新社、1990年)

   苅部直「『維新革命』への道 -『文明』を求めた十九世紀日本」(新潮社、2017年)

   小島毅 「近代日本の陽明学」(講談社、2006年)

   「儒教が支えた明治維新」(晶文社、2017年)

   「儒教の歴史(宗教の世界史 5)」(山川出版社、2017年)

   関口すみ子「国民道徳とジェンダー 福沢諭吉・井上哲次郎・和辻哲郎」(東京大学出版会、2007年)

   富谷至「韓非子 - 不信と打算の現実主義」(中央公論新社、2003年)

   野口武彦「江戸の兵学思想」(中央公論新社、1999年)

   平石直昭「日本政治思想史 - 近世を中心に」(放送大学教育振興会、1997年)

   松田宏一郎「擬制の論理 自由の不安 - 近代日本政治思想論」(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2016年)

   安丸良夫「神々の明治維新 -神仏分離と廃仏毀釈」(岩波書店、1979年)

   湯浅邦弘「軍国日本と『孫子』」(筑摩書房、2015年)

   米原謙「日本政治思想」(ミネルヴァ書房、2007年)

   若尾政希「『太平記読み』の時代 -近世政治思想史の構想」(平凡社、1999年)

   渡辺浩「近世日本社会と宋学」(東京大学出版会、2010年,增補新装版)

   「日本政治思想史[十七〜十九世紀]」(東京大学出版会、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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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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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2018年1月《经济观察报·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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