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雄:金融化世界与精神世界的二律背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7 次 更新时间:2017-11-11 20: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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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雄  
欲望是经济性的根据,两者是灵魂与肉体、理性与欲望的关系,完全离开精神性的经济性,资本金融只会运动在“原始丛林”中,产权转让关系便成为“狼群撕咬”关系。尼古拉·别尔嘉耶夫指出:“如何在世界上实现精神,即不让它处在未展开的状态,处在仿佛是潜在的状态,同时不对它进行客体化,不使之与自己异化,不把生存向堕落的世界里抛。这就是创造的精神问题。这意味着,精神性应该在世界上被实现,而不是被象征,应该在生存里实现,而不是在客体里。”(27)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一切客体化存在的绝对首要性属于精神,即自由。精神的堕落不是精神的对象化或客体化的结果,而是精神离开了生命的本质运动方向,放弃了对物欲的批判和超越,精神被纠缠在物欲的世界里,这才是精神的真正悲剧。二是精神的彻底胜利将意味着作为非真正世界的客观世界的毁灭和消失(表现为不同时代的金融工具、金融体系、金融理念等都莫过于人类精神追求自由的产物,在一定的分寸上诞生着,在一定分寸上消失着),资本金融永远是人类生存实践的产物,它是可变的、被选择的、被调制的,而不是生活世界的本体或唯一,在当代金融化世界里,诸多光怪陆离的投资理念已成为精神活动的主要偏好,全球人数众多的股民和基民,从清晨到夜晚,他们的生活已深深地被金融工具或产品所规制,有事实表明,21世纪人类对资本金融愈来愈准确、愈来愈复杂、愈来愈依赖的心理适应并盲从,已构成民族或国家的集体无意识。这种人的本质向经济的物的世界转移,全球范围必然出现“富有者更富有、贫困者更贫困”的两极分化的生存世界。

   (二)生存世界的金融合约化极易导致人类历史化意识淡薄,金融结构的语义系统与金融所赖以存在的历史文化的意义构成系统发生认识论断裂,意义世界被彻底地平面化了。

   现代金融体系已经打乱了人类对时空坐标的基本认识,极大程度地深化了人类对主观时空价值理解的内涵,并强烈意识到当下与未来的对比。追求财富的时间幻觉集中体现在:人类的财富被摆放在“时间机器”中,一方面,“时间就是金钱”,另一方面,生命过程与金融合约过程相重叠。人人成为谨慎的签约人和利润回报的算计者,并且永远处在讨价还价的世界里。品种繁多的金融合约,试图把人类的生存偏好改变为“即时性买卖”过程的唯一体验。不少充满着符号幻象、价格幻象、杠杆率幻象和财富倍增率幻象的金融衍生品,其产品的合理性和有效性证明,往往被“荒诞的叙事情结”、“否定主义美学的逻辑推理”、“虚实有加的比对心理”以及“后现代主义视觉效应”等所粉饰并被包装。更值得提及的是,财富的创造及其流转,离不开数字化逻辑程式的运作,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使人性的自由获得了进一步的放大,但同时也使得充满生命活力的人类逐渐囚禁在程式逻辑的“牢笼”中不能自拔。数字成为人类强迫性的记忆,一旦失去数字,人类便陷入苦恼甚至灾难。世界意义的生命节奏似乎就在财富之梦的构造与财富泡沫的破灭体验中轮回闪现。不可否认,现代资本金融体系加深了人类对未来时间坐标的生存意义的理解,却相对弱化了对历史时间坐标的生存价值的重视。高度理性化的交易程序,导致人类生存时间更多地被工具化、数字化、计量化和模式化所定义,人类已被金融合约所操纵:金融市场暗含着原生的对称理论,金融品价格总是因市场不同而发生变化,微小的价格波动实质上反映了强大力量的博弈,在时间的推移下,众多微小的波动将汇集成一个必然结果。该结果已成为当下人类生存体验的重要关注事件,它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人们每天关注的第一信息就是国际汇率、大宗商品期货市场报价、股市开盘指数点位等等。每日交易所开市时间成为大都市“第一关注时间”。每天被市场涌现的杂多信息所影响,技术的灵性吞噬了历史承载的人文精神,金融的历史化被金融的工程化所替代,实体性的历史传统被虚拟性的当下创意所替代,金融的社会历史担当被追求既得利益的形式化套利功能所替代。毫无疑问,理解现代金融体系,必须认真思考社会和思想的历史,人是历史性地存在,缺乏历史感的人类是十分危险的人类。狄尔泰指出:“历史本身所产生的某些原则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们使生命所包含的那些关系明显地表现出来了。这些原则都是义务,都是以某种契约、以对任何一个个体仅仅作为人而具有的价值和高贵性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这些真理之所以具有普遍有效性,是因为它们使历史世界的所有各种方面都具有了秩序。”(28)关注历史中的意义,有必要将金融理性提升到历史理性来把握。金融体系本身是合理的,它实存着现实理性,金融理性的核心要义是追求金融效益的最大化,主要表现为:充分的零和博弈、最大化的风险套利、尽可能的趋利避害、本能的嫌贫爱富等原则。与之不同的是,历史理性不属于私见和任性的主观偶然性,它源出于人类,是经过反思的、以追求自由意志为内核的历史普遍性观念,康德把它诠释为:由恶引起的对抗,由对抗诉求着和谐,从而形成人类觉解自身的历史进步观念,“把那种病态地被迫组成了社会的一致性终于转化为一个道德的整体。”(29)(即人类的文明社会)这里的关键思想是:尽管完美状态的历史进步,离不开人类过渡状态的恶欲、冲突、犯错以及道德方面的堕落,如康德所言:“自由的历史则是由恶而开始的,因为它是人的创作。”(30)但历史的进步离不开人类追求彻底自由意志的能动驾驭,离不开善的正义精神对恶的异化事实的扬弃,离不开从否定主义走向积极的建构主义。从金融理性走向历史理性,至少有如此深刻的思想要义——从对抗性走向和谐性。21世纪全球资本金融体系的发展,已导致社会财富的增长率远远不及资本的收益率,而劳动报酬的增长率却远远低于资本的收益率。资本收益率为什么能如此偏离全球经济正义的轨道而狂奔?为什么能如此脱离劳动价值论的科学规制而任性?鲁道夫·希法亭在《金融资本》中得出重要结论:“金融资本,在它的完成形态上,意味着经济的或政治的权力在资本寡头手上达到完成的最高阶段。它完成了资本巨头的独裁统治。同时,它使一国民族资本支配者的独裁统治同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利益越来越不相容,使国内的资本统治同受金融资本剥削的并起来斗争的人民群众的利益越来越不相容。”(31)这说明,金融资本发展的脱域性极易导致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权利与资本的交易必然带来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对立,资本收益率高倍增长与社会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的矛盾乃是金融化世界最深刻、最普遍的社会存在本体论问题。在全球资本高倍收益率的背后深藏着马克思所忧患的社会劳资关系对立的性状,金融资本实质上是特定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和财产关系的反映,资本与劳动关系的对立,证明了相关制度的不公正性和人权发展的不平等性。金融资本的私向化程度愈严重,其自身的内在否定性愈充分,与人民的对抗性矛盾也就愈尖锐。毫无疑问,现代金融体系应当从狭隘的逐利群体或阶层自觉走向深刻的“人民金融”内涵。坚持人道主义宗旨,从制度上改变让“富人更富、穷人更穷”的金融秉性,改变与之相应的一切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安排,尤其是改变“以资本为轴心”的社会核心制度形式。确保实现金融的民主化、人性化和社会公正性。人权问题首先是财产权问题,如果没有一个合理的社会公正制度,多数人的人权是无法保证的。金融制度乃是国家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的体现,如若没有一个人民性的制度安排,全球经济正义也就无从谈起。

   (三)资本的精神向度更趋主观性和任性。资本是人类追求自由自觉创造活动的产物,在每个创造行为里都有主观精神的原初自由的因素。早在上世纪初,希法亭就将高利贷资本、银行资本和金融资本解释为“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32)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便采取自己最高和最抽象的表现形式,即金融资本形式。”(33)资本的精神向度趋向主观性和任性:由虚拟资本所形成的“价格不再是一个客观决定的量,而变成那些以意志和意识决定价格的人们的计算数例,变成了前提而不是结果,成了主观的东西而不是客观的东西,成了任意的和偶然的东西而不是不依赖于当事人的意志和意识的独立的和必然的东西”。(34)在他看来,导致这种主观性和任性的原因在于:(1)金融资本所形成的垄断价格虽然可以根据经验确定,但是对它的水平却不能从理论上客观地去认识,而只能从心理上主观地来把握。(35)客观的价格规律只能通过竞争为自己开辟道路。如果垄断消除了竞争,它们也就因此而消除了客观的价格规律能够借以实现的唯一手段。价格不再是一个客观的决定力量,而是主观意志的结果。(2)随着股份公司和资本集中的发展,控制银行的虚拟资本的所有者与控制产业的资本所有者,愈来愈合二为一,愈来愈以金融资本的形式操控市场,操控价格,直至操控整个社会。因此,资本的动员同生产过程无关,它仅仅涉及所有权,仅仅创造执行职能的资本主义所有权的转移形式,即作为资本、作为产生利润的货币额的资本形式转移。(36)这样,关于价格的竞争便成为关于价格的权力叙事,关于企业生产力的报告便成为关于上市公司的股票交易性状的报告,虚拟逐渐摆脱实体,甚至真实变为“虚假”,虚假反成为“真实”,财富的劳动价值论被财富的权力意志论所替代。

   21世纪资本金融时代的到来,既有着希法亭强调的“金融资本”的特性,更有着值得当代人思考的新内容:它已不再是银行的货币资本与产业资本的简单聚合,而是资本的金融化和金融化资本的相互契合。资本的金融化,意味着资本集聚和运作重心由产业部门转向金融部门;金融化资本,意味着资本构成和资本运作方式与股权化、衍生工具化相勾连。在资本的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智能化(如大数据、互联网、云计算等)背景下,资本与金融的契合,就金融化资本主义制度而言,它是全球资本的垄断与权力控制的结合,是追求垄断资本效率的最大化与追求垄断金融效率最大化的结合。资本的主观性和任性表现为资本的高度私向化:(1)全球资本金融体系加速了全球公共资本总量的衰减和私人资本总量的飙升,皮凯蒂在《2l世纪资本论》中指出:“当前在发达国家,国民资本几乎全部为私人资本:全都占90%以上,有些国家甚至超过100%。”(37)(2)在逐利的金融意志主义强力推进下,西方众多的国家核心功能被严重地私有化。哈贝马斯在反思金融危机时深刻指出:国家政纲“以其私有化的幻想掏空国家的核心功能,从而容忍了把政治公共领域残存的一点协商性成分贱价变卖给利润率节节高升的金融投资商,使得文化和教育依附于对经济气候敏感的出资人的兴趣和心情”。(38)从资本运作的精神向度分析,过度资本化与过度金融化的契合,内生着技术与心理、逻辑与直觉、实体与符号、始基与想象等工作原理的运用。虚拟资本的工作原理离不开意识论,衍生品的创意离不开意志哲学。资本的虚拟创意,从界面到网络空间,处处充满着追求虚拟实在的形而上学。通过形象和意义流通,而非通过简单的产品物质机理的描述,按照预先定义了的现实,通过模式和符码以自我指涉的方式生产出来,从而达到比真实还要真实的“超现实”效果。

21世纪的资本似乎表达了对自由本质的新规定,资本为人类的自由伸张作出了重大贡献,其所开辟的新的自由,开启了将来人本身能够而且有意识地设定起来的必然性和义务的多样性。实际上,21世纪的资本在现代金融的框架内,已经把主体自由界定为某种无穷无尽的财富创造和想象力。由无障碍的意识流动,变成无障碍的财富创造形式。意识有多远,资本就能走多远。资本是一个作为主体的自我表象着的客体,意识越被虚无化,资本就越被虚拟空间化。资本一旦拥有虚拟空间形式,其意志形态空间远远大于物理形态空间。资本的上述特征,说明了现代人精神的不安分。斯宾格勒曾把现代人称为浮士德式的人,也就是追求自强不息,不断进取,不安于任何有限的、完成的、完全古典的东西。另一方面,在资本永无止境地创造自我面前,精神只有拒绝接受僵硬的资本逻辑所带来的命运安排,才能真正获得内在自由。柏格森指出:“意识赋予‘存在’一词的确切含义是什么,我们认为,对于一个有意识的生命来说,存在在于变化,变化在于成熟,成熟在于不断地自我创造。”(39)生命的冲动在于一种创造的需要,这种创造的本质就是力图把尽可能多的不确定性和自由引入物质。如投资银行家们,每时每刻都有可能受灵感火花的启迪而创意出具有极强脱域性的新金融工具或金融衍生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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