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曙光:中国经济体制变迁的历史脉络与内在逻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02 次 更新时间:2017-09-22 14:4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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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曙光 (进入专栏)  
在此只做提纲式的论述。这种弹性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既要集中计划和统一,以期消除经济运行的无组织和无政府状态,又要体现一定的分散性和灵活性,使计划不是一个僵死的东西,而是一个弹性的体系。这种弹性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中央计划的统一性和因地制宜的结合,是集权和分权相结合,在强调中央权威的前提下,也尊重地方的一定意义上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实行计划经济,必须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而不是单纯强调集中统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地方的博弈行为使社会主义计划能够有效率地实施,且能够完成自我调整。这种弹性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强调“大计划”和“小自由”的结合。允许自由市场在一定程度上、一定区域内、一定产业中存在。既要有大一统,要有对一些细小的部分留有一定的余地,使微观的细胞能够充满活力,在非关键领域实施灵活的价格政策和资源配置政策。这种弹性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明确规定的指令性计划和不明确规定的隐含的指导性计划的结合。这个思想早就存在于第一代领导者,现在这种思想则成为我国制定经济计划的主导性的原则。这种弹性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强调把经济计划与价值规律结合,提倡尊重价值规律。这种计划体制其实是试图把计划和市场平衡起来,不破坏市场规律,尤其是价值规律。弹性社会主义模型中对市场规律的包容性解释,实际上为改革开放后解决“计划-市场”的矛盾统一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性和现实中的可操作性。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经济运行机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对社会主义计划的系统性反思和调整,实际上在此之前的几十年就在进行了。

  

三、中国经济体制变迁的内在逻辑和传统智慧


   中国自1978年以来实行的改革开放实践为全球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提供了生动而有价值的参照系。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持续的经济增长,蕴含着大量富有创造性的中国智慧,同时也为经济学家探讨经济发展和转型理论提供了丰富的视角。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经济改革中所包含的一整套思维型态、理论框架和行动模式,必将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最重要成果,同时也必将引发经济学内部的一场深刻的反省与革新。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中国改革开放模式的总结无疑将具有全球意义,中国的经验为那些处于发展中的转型国家提供了大量值得借鉴的行动框架与制度安排,这些行动框架和制度安排无疑都烙上了独特的中国智慧的印记。然而我们还是可以从中国范式中抽象出一些更为一般的规律或者原则,这些一般原则尽管不可能在另一种文化或制度框架中被完全复制,但是其借鉴价值却值得珍视。中国经济改革的传统智慧可以概括为以下八条:

   第一,中国的经济改革具有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变迁相融合的特征。其突出的表现是,在很多领域的改革中,初级行为团体在制度选择和制度变革中起到引人注目的关键作用,如农民在影响深远的农村制度变革中就不是作为单纯的“制度接受者”,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和开启了制度选择和制度变革,最后再由政府将这些制度选择和制度变革形式向更大的范围内推广,并以国家法律的形式对初级行为团体的制度选择和制度变革加以确认和合法化。从这个角度来看,在中国以国家为制度主体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中,又包含着若干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因素和特征,这构成中国经济转型的一个重要特色。

   第二,中国的经济改革具有渐进性变迁和激进性变迁相融合的特征。中国的总体经济改革总体上无疑是渐进式的,具有试错的“摸着石头过河”的特征,边际化改革有效降低了改革的摩擦成本,减少了社会震荡。但在每一具体改革举措的推行和新制度安排的实施方面,又具有激进的特征,很多具体的改革机制实际上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的,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国有商业银行的股权结构和内部治理结构的变革、资本市场的股权分置改革等,实施周期都非常短,这显示出中国改革在总体稳健渐进的条件下在具体改革实施层面的果断性以及对于制度变革时机的准确把握。值得强调的是,渐进性改革虽然在制度变迁的长期路径上体现出渐进性特征,但是在制度变迁的每一个具体阶段和具体步骤上,又应该具有改革的实质性和果断性,也就是说,改革的每一个具体阶段和具体步骤都应该触及实质性的经济关系,都应该为最终的市场化目标奠定基石。渐进性制度变迁的使命是尽快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机制,结束经济体制长期扭曲和双轨运行的局面,避免经济过渡时期内传统体制的复归和经济矛盾长期累积而发生经济体系的全面危机。

   第三,中国的经济改革具有增量改革的特征。中国改革采取边际性的增量改革的方式,整体改革过程不是按照一个理想的模式和预定的时间表来进行的,新的资源配置方式和激励机制不是同时在所有经济领域发挥作用,而是在率先进行改革的部门和改革后新成长的部门首先发挥作用。国有企业的改革就是这种增量改革模式的典型表现,早期的承包制在不触动国有企业根本产权制度的前提下利用利润留成产生了新的增量使用,取得了在国有企业改革的特定时期改善激励机制和提高效率的成果。乡镇企业的发展壮大是增量改革的另一个典型案例,乡镇企业在未触动传统经济部门和不对原有资产存量进行再配置的前提下,创造了国民经济中新的市场作用的领域,在资产增量的配置中逐渐引入了越来越多的市场机制,从而大大增加了经济的活力。当然,增量改革在不触及原有经济格局、维持社会经济稳定和利益格局均衡的同时,也对资源配置效率产生了某些消极影响,新体制和传统体制的双轨并行产生了大量的租金机会,企业和居民等经济主体倾向于通过寻租而不是公平的市场竞争来获得收益,容易造成大量生产性资源的浪费。

   第四,中国的经济改革具有典型的局部性“试验—推广”的特征。政府先在某些经济领域或某些地区进行尝试性的改革,然后将成熟的经验和运作方式向其他地区和经济领域进行推广。这种“试验推广”的局部性改革方式尽管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改革风险,保证了整个改革过程的可控制性和稳健性,但是局部性改革本身的推广依赖于国家对不同领域和不同地区的强制性与行政性的隔离与割裂,容易导致不同地区和经济领域的发展与改革的不均衡性。但从总体来说,局部性的“试验—推广”的积极效应远远大于其消极层面,局部的尝试性改革激发了创新精神,同时也是整个国民对新体制和新模式的不断学习、适应和鉴别的过程,这对于降低改革的实施成本产生积极作用。这种模式对全球其他转型国家无疑也有借鉴意义。

   第五,中国经济改革具有建立在有效利益补偿机制基础上的帕累托改进性质。改革说到底是一个利益格局的变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建立有效的利益补偿机制,使得改革中每一个人的福利均能获得“帕累托改进”而不是“非帕累托改变”,是经济改革的核心问题。在中国整个改革过程中,中央决策者都能够在改革推进的关键时点对改革的受损者进行及时的补偿,使得改革的实施成本和摩擦成本降低到最低限度,避免了社会格局的断裂。尤其是近年来,中央提出“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农业税的取消、农村合作医疗的推行、农村公共设施财政支付力度的加大、农村教育经费的倾斜等,都是这种利益补偿机制的有机组成。

   第六,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推行有赖于有效的财政分权体制以及由此激发的地方政府创新精神。在中国的渐进式的转型中,地方创新行为总是充当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地方政府以及其他微观经济主体共同形成了地方性的创新主体,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中央计划者的改革行动,而中央计划者总是在总结地方创新主体的创新经验之后将其适当合法化,从而形成整个国家的集体行动。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转型中的地方政府之所以会有发展经济的行为,是来源于边际激励很强的财政分权体制的作用。财政分权体制给中国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形成了很强的发展经济的激励。地方政府在财政分权体制下有足够的动力和内在激励去发展地方的经济,并给地方民营经济创造良好的发展条件。地方政府与民营企业的互动促进了民营经济的发展,而地方政府官员与地方经济发展在利益上的一致性是地方政府能够选择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

   第七,在中国经济改革中,一个显著的表现是在整体性的制度安排尚未作出系统性改革的条件下对某些微观主体创新行为采取默许式激励方式,这构成渐进式转型的一个重要特征。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并不是在全国一刀切式地进行推广的,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试验的初期,农民和地方政府表现出强烈的创新意识,但是对于微观主体的自主创新,中央采取了务实的宽容态度,允许农民的自发试验。国有企业改革的各种自发性尝试行为也被中央默许和鼓励,而不是被武断地以一种统一的模式推行。在金融体系的改革中,各地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和城市金融机构在产权重组与经营模式多元化上也得到了中央的默许式激励。这种对微观主体创新行为的默许式激励被证明是有效的,它容许在一定范围内的自发试验,容许微观主体在合理的程度上进行局部的创新,结果是为整个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提供了必要的舆论前提和经验准备。

   第八,在经济改革进程中,中国在保持国家控制力和意识形态稳定性的前提下,建立了有效的不同利益集团的制衡机制与利益表达机制。很多国内外文献指出,中国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和顺利的转型,依赖于强大的国家控制力和政治格局的相对稳定,同时中国在持续的法治化努力下建立了新的制度框架和法律框架,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均衡和利益表达有着比较畅通的渠道,这为解决经济改革中利益主体不均衡问题提供了制度基础和有效渠道。这是值得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借鉴的一条基本政治经济学智慧。

  

四、中国经济体制变迁的若干检讨和未来方向探讨


   20世纪70年代末期在中国掀起的意义深远的巨大的改革洪流,奠定了中国在此后40年间改革与发展的基调,它对于中国人民思想观念上的强烈冲击和对于中国经济体制的深刻影响,已经并将继续随着历史的演进逐渐清晰地显现出来。广泛而深刻的体制变迁使中国获得了崭新的经济形态,40年间高速度的经济增长、广大民众生存与福利状况的巨大改善、国家综合实力的迅猛提升,这些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成为近代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罕见的经济赶超奇迹,中国被公认为经济发展与体制变迁的成功范例。

   这场改革带给中国人观念上的震撼是无可比拟的,中国人通过这场波澜壮阔的变革获得了对于传统体制的宝贵的反思力量,我们难以想象,如果没有这种反思的勇气,中国如何能够支撑如此艰巨而漫长的改革进程。正如前述,早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初期,毛泽东就力图突破传统的封闭的苏联模式而在发展战略构想中独创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这些思想和实践为中国70年代末期的经济改革创造了某种富有弹性的制度空间。邓小平继承并发扬了这种实事求是的反思精神,开启了一个中国民众自主选择发展模式的新时代。通过比较这两个时代背后的精神实质,我们发现,这种反思和叛逆的勇气是一脉相承的。

邓小平同志1992年春天的南方讲话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他对中国传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冲击改变了许多根深蒂固的观念。保守主义者心目中奉为神圣的许多信条,如所有制问题,分配制度,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关系问题等,都有了崭新的迥然不同的表述。社会主义成为一种 “弹性的解释体系”,它再也不与单一的所有制、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大一统的高度计划经济体制等意识相联系,而是与多元化的所有制结构、承认收入差异性以及更重视价格配置资源作用的市场经济体制相联系。这些观念,对于中共确立市场经济的体制改革目标、对于1999年宪法的修改都具有先导意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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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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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壹道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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