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中国为何每次逢大危机总能力挽狂澜?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367 次 更新时间:2017-08-03 09:4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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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铁军 (进入专栏)  

   所以,即使再谈论今天所说的种种“极左”,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也许算是为了民族经济复兴的危机治理做法当时的经济基础,只不过是苏联留下的官僚主义上层建筑,已经无法再适应当时的经济基础,只能动员劳动力维持国家建设的经济基础了。按苏联形式主义运作的官僚们难以动员劳动力,如果不跟老百姓一起下乡干活,一块上工地,就难以被劳动者信服。但如果要用革命意识形态重新动员老百姓,就需要驱使已经学会穿中山装喝苏式咖啡的官员们下乡了。所以,20世纪60年代就有“四清运动”等等一系列大量干部下乡活动,革命意识形态再次成为抑制政府过分官僚化的武器。

   后来这些过程都应该是很清楚的,“文化大革命”最大的错误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但党还在,国家没有垮,这个空前危机还是顶住了。

   接着,我想请大家考虑的是,通常都说过去是计划经济搞错了,我现在的研究证明中国在所谓计划经济年代,其实大部分年份都没有计划,只是在1970年以后才搞过两个五年计划。

   事实上,1950年还没有计划经济的时候,苏联已经因为朝鲜战争向中国投资了,因为战争需要大设备进来了。到1952年成立国家计委的时候还是苏联人手把手地教,也不是我们自己搞的计划经济,苏联人提出计划执行投入,中国人按照苏联人给的投资具体执行项目,那时候的工厂大多是苏联人派厂长,派工程师,派技术员,甚至派技术工人,不是我们自主的工业化。到1957年苏联突然停止投资了,然后1960年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也全被撤走。1957年我们的计委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做了几个计划控制数字,也随之胎死腹中。

   所以客观上虽然有“一五”,但“一五”基本上是苏联人搞的。教科书上也有“二五”,但“二五”没出台,因为没投资了。然后是20世纪60年代困难时期,到1963年应该出台“三五”的时候停止了,是因为这时要备战了——1961年国民党开始反攻大陆,1962年发生中印边境战争,1963年发生印度支那紧张局势,其间美机、美舰800多次侵犯中国领空和领海,于是中央政府要搞战备,上三线。“三五”因此没出台。

   那么,“三五”应该从哪年开始呢?应该是1963年到1968年期间,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工业基本停产,也就没有计划经济了。直到1970年才有“四五”。因为,毛泽东请四位老帅做国际形势分析:世界大战什么时候打。老帅们给毛泽东的意见是至少20年内无大仗发生,如果要打也是在欧洲打,因为帝国主义矛盾还是在帝国主义内部。毛泽东说,如果没大仗发生,那我们就抓紧转向民生工业。于是,开始了“小球带大球”,中国恢复了对欧美日的关系,进入了朝向民生工业的结构调整。于是,中国才有了“四五”计划。

   你没被两个世界霸权封锁过,你怎能真正理解毛泽东?你没跟美苏交过手,你还敢说毛泽东不实际?

   所以,中国整个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就没自主地搞过工业计划,直到1970年决定经济调整以后才开始由中国人自主地搞“四五”计划,主要还是为了引进西方资本,形成新的工业结构。可见,中国人70年代的“四五”和“五五”是为了引进西方资本、调整工业结构的两个五年计划。1971年毛泽东亲自委托周恩来制订“四三方案”——引进43亿美元的西方设备,开始调整工业结构,但立刻遭到新的外资转化为外债所带来的以中央政府赤字为主的经济危机,于是乎发生了第三次上山下乡。

   如果说20世纪60年代的上山下乡是1958年经济危机的结果,1968年上山下乡则是1966年经济危机的结果,那么1974—1976年的上山下乡,是70年代引进外资变成外债带来的经济危机所导致的结果。在毛泽东时代,每一次经济危机都靠上山下乡向农村转嫁了城市劳动力过剩的代价,因此城市的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阶段发生的内生性危机,都安全地软着陆了。

   能软着陆,根本上就是因为农民支持毛泽东,因为他使耕者有其田。

   1950年以来每一次引进外资都引发两次危机:苏联投入54亿美元外资引发了1960年和1968年两次危机;1971年引进43亿美元外资带来了1974年、1979年两次危机;20世纪80年代再次更多地引进外资带来了1988年和1993年两次危机;然后就是90年代中期开始全面进入全球化,带来了1998年、2008年两次输入型危机。


乡土中国与危机软着陆

  

   纵观中国60年,4次引进外资,带来了8次危机,其中能向“三农”转嫁的就能实现软着陆,不能向“三农”转嫁的则砸在城里引发改革。

   这就是真实的经验,这就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应该怎么总结经验,怎么归纳为理论,谁利用它,这是政治家的事。作为学者,我只是客观地告诉人们真实的经验过程是什么。如果先验地进入某个意识形态化的解释话语,那就跳不出来了,因为已经被意识形态内在的派性俘虏了。现在社会上有很多学者批评我,我没法回答,因为我没派性,我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我也不想进入派性,因为那就得把我现在达到的思想高度硬要拉回到一个派性的泥沼之中去,这有点难为我了。

   现在,不骂毛泽东仿佛就不高明,确实你是受了些委屈,我们这一代也是过来人,都还可以理解他们。但作为当代的人,特别是80后、90后的年轻孩子们,应适当地自我调整,要从之前不可能自知的老一辈留下的意识形态化的话语体系中多少解脱一些。现在很多称自己是“自由派”的朋友们,其实连自主地形成自由话语的表达能力都没有,已经很难从言必称西方的“被自由”中解脱了,这就很遗憾。

   以上“中国经验”大致是一个发展主义导向的一般的发展过程,只不过在特殊的时段有特殊的做法。比如,当外资突然停止时,只能用劳动力集中投入来替代稀缺程度为零的资本;当发生经济危机时,因为中国幅员辽阔,还因为是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得以让农村作为载体来承接代价,否则,积聚于城市的产业资本就难以度过危机。

   例如,当代学者分析农村集体经济,一般是从西方农业经济学的理论概念来看农业集体化负面的影响。但请注意,1960年发生城市危机时向农村输送了1200万名知青,1968年再发生城市危机时再往农村输送了1700万名知青,1974年以后又输送了1000多万名知青,合计大约4000万名知青。如果农民是单家独户小生产,怎么接收由于城市危机而不能就业的4000万名知青?只有以集体化为载体,资本内化的政府才有向农村输送知青的可能。我是1968年插队的,插进村去先是集体户,生产队立刻就安排房子集中住宿,拨出粮食、油和菜来开一个灶,学生就开始做饭,一开始做得乱七八糟,大家吃不熟的饭就拉肚子。那段时间的情况清晰显示,我们所插的那个村是大队,而不是社员户。

   总之,如果没有当年的农村集体化,就不可能有向农村转嫁危机的载体,没有这个载体,中国就难以度过这几次经济危机。国家在没有形成产业资本的工业化早期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是最弱的,在没有形成完整的社会化大生产,在没有产业资本门类齐全的经济结构的时候,就像刚生下的娃娃,哪怕是发烧感冒都能要命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我们的新中国,也是从娃娃长大的。

  

西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双重危机

  

   苏联的道路走不通,西方的道路同样不行。

   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从1961年到2003年的40多年里,每当人口增长到一个台阶的时候,世界人均GDP就下降一个台阶,差不多每十年下降一个层次。客观地看,西方20世纪80年代以后发生的对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转移,应该叫作产业空间平移,真实GDP的增长尚需讨论。

   在国内有些人开始鼓吹西方普世价值的时候,我要提醒的是:关键要看是否能够负担西方的政治体制所需要支付的巨大成本。任何政府的上层建筑,任何民主法治的政治体制都是要花钱的,能否有效运作的关键还是看成本高还是低,到底谁支付。

   现在的问题是,世界已经进入严重的政府债务危机时代,政府的债务发达国家占70%以上。其中被认为最具有民主政治和人权道德高度的美国政府,其债务占全球政府债务的一半。为了能使借债可以不还,美国的军事开支也占全球的一半,且不说全球虚拟资本交易总量也是美国占一半。

   发达国家最大的问题是:其构建的民主法治的上层建筑,原来是以产业资本作为经济基础来支撑的。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发达国家渐次向外移出产业,到90年代末期基本完成了产业转移,意味着原来支撑这种上层建筑的产业基础大多转移出去了,这时候发达国家的上层建筑愈发依赖政府增加债务来维持,因此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务就越来越大。90年代以前,世界政府债务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因为发展中国家要搞工业化,要接受发达国家的投资,投资需由政府偿还,遂成为国家债务。这类债务是生产性负债。90年代以后,主要是发达国家政府因经济增长缓慢,社会开支占比过高而增加负债。这类债务则主要是福利性负债。

   发达国家借债干什么?50%以上用于投入本国国民的社会福利需求,以满足人们可以少干活、多休假、多拿工资等方面的需求。但这时却已经没有产业支撑了,而全球衍生品交易的一半在美国。因此资本流向美国。我们消耗自己的资源环境,制造出货物送到美国去,然后只能获得在美国的电脑里计算出来的所谓“贸易盈余”,但这些贸易盈余我们不能使用,还得资本回流,进入美国的国债市场,最终提高美国的虚拟资本交易规模。于是乎现在变成中美双方的一种双输博弈,即中国是生态环境被破坏,劳工问题严重,而美国是金融资本泡沫化。由此,这个世界的经济秩序被叫作“Chimerica”,中美国,又称G2。

   中国人想改变这种双输博弈,开始把贸易盈余投向非洲去搞基本建设,去买矿买地。中国刚刚开始把外汇储备转向投资的时候,刚刚建立的“Chimerica”关系立刻变紧张了,而几乎同时,中国的黄海、南海、西藏,还有台湾等关系,也开始紧张了。美国公开表示不允许改变既定的世界秩序。

   也就是说,当我们刚开始想接受这个很美好的普世价值的时候,发现这是一个高成本导致高负债的上层建筑。即使我们希望建立,也恐怕需要慢慢积累才能达到那个理想水平。何况那些已经建立的国家都已经维持不住了。之所以社会成本太高,是因为西方政治家在竞选的时候不得不承诺更高的福利,而要兑现就要增加政府债务。

   更为重要的是,美国的发展方式不但我们搞不起,欧洲也搞不起。我2010年7月在香港理工大学的中欧论坛上跟欧洲人讲这个道理,他们非常惊愕,说从来没听过这种说法。我说:政府就是每年每月通过增发货币来制造通货膨胀基础,只要国家不出现消费过热拉动的恶性膨胀,政府就能够通过不断增大货币分母来缩小债务分子。虽然世界上任何政府领导人都会选择这么做,但是加入欧元区的欧洲国家政府却无法如此,因为货币主权转交给欧洲中央银行,政府就不能再增发货币了。亦即:加入欧元区的政府就没有货币发行权了,也就不能制造通货膨胀基础来缩小债务分子,于是政府债务就不断累积。

越是没有产业的国家,比如像希腊,原来有世界级的造船业,后来都转移给韩国和中国了,原来还有船运业,现在船运业也搬走了,因为税收太高,希腊从之前世界第一大造船工业国家调整到现在只剩下旅游业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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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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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微信公号“瞭望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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