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中国“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

——再论当代中国大陆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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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概念及其想象将市场的自我运动看作是通向民主的自然过程,从而阻止了有关普遍民主的政治思考。从激进主义的反思,到市民社会的讨论,知识界未能对运动过程及其民主因素进行总结。市民社会概念最初是以探讨民主的可能性及其条件为目的的,但由于没有清楚地区分规范式叙述与历史进程之间的关系,这一讨论极易滑入一个理论的陷井,即将理论的诉求与实际的历史进程等同起来,以至把不平等的市场过程视为通达民主的自然进程。邓小平一九九二年的南巡缓解了一九八八年至一九九一年经济调整时期中央与地方(及部门利益集团)的紧张关系,并通过利益的分化瓦解了普遍社会动员的可能性。因此,我将一九九O年代民主进程的顿足不前归因于下述几个方面:一,一九八九年刚刚出现的社会运动与制度改革之间的互动条件彻底瓦解了,社会各阶层无法形成政治力量迫使国家调整利益关系;二,国家以暴力形式解除了社会动员的压力,但也无法以此为动力推动民主改革,形成对于地方和部门利益集团的民主监督机制;三,地方国家与中央国家通过市场过程达成了更为广泛的联盟,地方和部门利益集团不再需要社会压力迫使中央国家进一步放权让利,相反,它能够以利益关系为纽带影响国家的公共决策。[34]在垄断性的市场关系中,普通劳动者反抗垄断的价格和利益关系,他们要求国家对于价格进行调节并对市场竞争给予保护,但国家却再一次地成为垄断的保护者。在这个意义上,一种有关政治民主的理论必须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前提下,以制度化的方式阻止国家与利益集团的二元联盟,这是形成公平的市场的基本前提。因此,以普通公民的参与为核心的混合制度(即国家、精英与大众的三层结构)的构想是一个值得思考的民主方案。[35]“三层结构”的构想强调的是如何通过将民众的诉求转化为国家的政策,从而抑制新的贵族制度以及国家与利益集团的二元联盟。这一政治构想与市民社会理论恰好形成了对照。我认为这一探讨值得我们注意并进一步讨论。在这里,特别需要探讨的是如何通过社会运动和制度创新之间的互动关系形成民主的监督机制,从而不是一般地依赖国家监督新贵阶层,而是通过各个不同层次的民主机制阻止国家擅权和地方集团的腐败。在这个意义上,通过何种力量和何种方式在各个不同层次形成公共空间是极为重要的。在我看来,这一混合制度必须建立在一个基本前提之上,即普通公民通过社会运动、公共讨论等形式在不同层次推进关于公共决策的公开讨论。在这里,社会运动与不同层次的公共空间的形成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中间环节,即公共讨论和社会运动不仅发生在全国性的公共空间之中,而且也发生在各种地方性的公共空间之中,从而使得普通公民能够在公共范畴中发现与他们日常生活安排密切相关的社会议题。[36]这是民主和自由的诉求获得其具体内容的途径,也是避免将民主和自由转变为激进却没有实在内容的口号的重要方式。这一针对中国具体情境产生的构想与以扩大国家与市民之间的距离为预设的市民社会概念恰好相反,后者将社会民主理解为一个非政治化的自发过程,从而瓦解了社会动员与制度创新之间的积极的互动关系。

   第二,人文精神与后现代的讨论。一九九四年,上海的一些年轻知识分子在《读书》杂志发表系列对话,讨论“人文精神”的失落问题。这是对于新的商业文化和市场过程的一个直觉的反应,它试图在肯定这一过程的前提下探讨现代化过程的道德和精神面向,捍卫知识分子的人文自觉。人文精神讨论的参与者取向各不相同,从这一讨论的主要发起者(如王晓明、张汝伦等人)的表述来看,我认为,一九九四年-一九九五年间的“人文精神”讨论的部分内容是对市场扩张运动的一次本能的反抗,它重新提醒知识界在市场条件下不应放弃自己的批判使命。[37]但与有关市民社会和激进主义的讨论一样,人文精神的讨论没有深入分析一九八O年代以来的社会变迁,基本承续了一九八O年代新启蒙思想的那些基本预设。与这一讨论相互呼应的,是作家韩少功、张承志等人对于市场意识形态的批判和反抗,他们的若干洞见为人文精神的讨论深入到大众文化层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桥梁。这一讨论受到了几乎在同一时期(或稍早一点)崛起的后现代批评的抨击。[38]后现代批评同样不是一个统一的理论群体,其中一些人通过解构现代性叙事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当代社会进程自身,[39]但在一九九三-一九九五年间,后现代思潮的主流是把人文精神的讨论视为精英主义的叙事,他们用解构的策略为商业和消费主义文化提供论证,显示出全面拥抱市场的取向。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的这一方面与一九八O年代新启蒙运动的批判目标并无二致,即产生于革命与动荡之中的国家。后现代批评与人文精神讨论中都有部分知识分子触及了中国改革过程的深刻危机,但这两种不同的讨论中也都包含了与市场主义者相似的乐观主义。[40]值得顺便一提的是后现代批评家以及年岁稍长一些的论者对张承志作品《心灵史》的抨击:没有人关注这一著作涉及的内部民族关系的历史,却将这一著作作为“文化大革命”的遗产、特别是红卫兵精神的象征加以讨伐。[41]这一例子深刻地暴露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最为严重的思想危机:在如此关系重大的问题上,批评者不仅没有展开起码的讨论,甚至连问题究竟是什么都完全忘却了--一切一切均存在于他们所理解的“文革”与“反文革”、“精英”与“反精英”、“世俗”与“反世俗”的关系之中。“人文精神”的讨论最终转变为有关理想主义的辩论,从而放弃了对当代社会转变及其内在矛盾的分析,这一点不能不说是论辩双方共享的方式。

   第三,后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和全球化的讨论。一九九四至一九九六年间,《读书》杂志及《天涯》杂志先后发表了数篇文章介绍萨伊德的《东方主义》及美国的后殖民主义批评,对于西方中心主义和文化新殖民的现实性和可能性给予尖锐的批评。[42]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些从依附理论、全球体系理论出发来解释全球关系和文化理论的文章,为后一阶段对于全球资本主义的检讨提供了线索。[43]这一人文思潮恰恰发生在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一文激发的有关民族主义和全球化的讨论之时,势必搅合在一道形成激烈的辩论。对于那些坚信全球化和市场主义的人们而言,任何对于西方中心论的批评都是民族主义的,而对于西方中心主义的批评也的确在现实中呼应了由于上述各种事件激发起的各不相同的民族主义视野和大众文化层面的民族主义(《中国可以说不》、《妖魔化中国的背后》等书的出版)。[44]这些讨论与重新考虑传统、本土资源和对现代性问题的理论反思相互激荡,构成了对于一九八O年代以降主导性的启蒙主义知识构架的系统质疑。[45]大多数有关后殖民主义的讨论限于西方学术著作的介绍和发挥,讨论本身没有深入探讨中国在殖民主义历史中的位置、中国现代化过程与全球化之间的复杂的历史关系。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后殖民主义对于民族主义的解构,还是文明冲突论及其它历史事件激发起的民族主义和全球化研究,均未能对“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多样的历史现象(如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反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文化的民族主义和军事的民族主义、国家的民族主义和大众的民族主义,等等)及其各不相同的历史动力作出分析,没有对全球化过程与民族主义的关系给出清晰的解释。讨论在不同类型的“政治正确”之下宣告中止。但这一时期的相关讨论对于中国知识界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观和批判地理解民族主义问题有着积极的意义。

   第四,关于制度创新、理论创新和国家能力问题的讨论。一九九三-一九九七年间,中国知识界的一些具有批判倾向的知识分子开始考虑社会公正问题,他们在俄国、东欧改革以及东南亚和中国乡镇企业的经验背景下,从不同的方向展开问题。[46]这一讨论与稍早(一九九二年)开始的有关国家能力的研究存在着某种呼应的关系(我不是说取向一致),但在理论框架上有着重要的区别。国家能力问题涉及了一九九O年代社会不平等的一个结构性动因,即中央国家与地方及部门利益集团的关系问题。在一九九一至一九九三年间的讨论中,“国家能力”问题的讨论普遍地被视为带有国家主义倾向的政策研究,从而大部分知识分子对于这一影响广泛、具有重要价值的研究没有作出正面的回应。[47]一九九七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促使人们思考金融资本的跨国流动对于社会和经济的破坏性,从而激发了从跨国主义的破坏性与内部社会保障机制的必要性的角度重新讨论“国家”的含义、思考民主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讨论国家的多重性、资本与国家的二元论的内在矛盾,等等。[48]国家问题的提出具有双重背景:在一九九一年,国家或国家能力问题的提出主要指中央国家的能力,它针对的是以“放权让利”为取向的改革政策及其后果,而在一九九七年以后,国家问题的核心转向了全球化过程中国家的作用和地位问题。但这两者显然具有内在的连续性,并以发展和社会保障问题作为中心。当代中国的国家问题是一个最为敏感和复杂的理论问题:国家能力的衰落与国家对基层社会和市场活动的过度干预(包括对于市场的行政分割)并存,自由市场、跨国运动等看似反国家的力量恰恰为国家的必要性提供了前提。在这一悖论式的历史条件下探讨国家问题,任何民主的诉求均无法将对国家的批判与对市场社会的运动的批判分割开来。民主问题在这一语境中的意义包含了两个主要的方向:一方面,建立有关市场的民主制度,扼制资本流动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的破坏;另一方面,建立民主的制度框架,扼制反市场的力量转化为国族中心主义、国家主义和极权主义。我认为在一九九三-一九九六年间发生的各项讨论中,有关制度创新、理论创新的讨论是较为深入的部分,因为它从理论和实践的层面触及了一九八O年代以来中国改革进程的真正危机,并积极地提出更为民主的改革方案。[49]这场讨论的实质是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制度拜物教,反对将权威主义的或外来强加的制度视为一个民族不可避免的命运,探讨民主化的市场经济方式。在这一讨论中,现代社会的经济和民主经验被理解成是多元的,从而为按照特定的历史需要进行选择和创新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性。最为重要的是,它明确地批判了俄罗斯已经实行、中国正在推进的在权力控制下的自发私有化进程,揭露了这一市场经济模式的反民主特征,证明了目前实行的各种私有化方案与民主制之间的内在的矛盾,进而为普通民众的直接参与、技术先进与技术后进者的联盟,以及企业和政治制度的改革提供了新的方向。这一理论思考把政治民主与经济进程的民主化联系起来,不仅是对一九八O年代、甚至更早时期中国的历史经验的总结,而且也在理论的层面为民主改革找到了现实的动力,为深化而不是神话民主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然而,这些重要的洞见没有引起真正的讨论,几乎刚刚开头就被知识界自身给压抑了,它的意义要到稍后的阶段才能被逐渐理解。

   一九九三至一九九七年的讨论开始把论述的重心从传统的宏伟叙事转移到当代中国和世界正在发生的转变本身,为后一阶段对于新自由主义更为系统的批判提供了思想视野和现实资源。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是一九九O年代的重要思想解放力量,它把人们从历史目的论和有关西方的幻觉中解放出来。一九九七年,当代资本主义的系统危机席卷亚洲地区,它被奇怪地命名为亚洲金融危机。一九九三-一九九七年正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经济学家和有些文化论者陶醉于儒教资本主义和东亚模式,对于这一危机的到来及其严重性完全缺乏反应的能力。全球性的危机本身对“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构成了尖锐的挑战。如果说“人文精神”的讨论是对这一进程的本能反抗,从而没有真正解释市场主义时代的内在矛盾,那么,中国后现代主义思潮同样在这一短暂的时期兴起,又在这一短暂的时期丧失活力,它们没有能够提供人们认识和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内在危机的基本视野,却与那些倡导激进私有化方案的人们一样,将市场主义看作是解构旧时代的最佳良方,而从未意识到这一市场主义是一个更为巨大的宏伟叙事。后现代思潮分享了新自由主义的若干预设,它的解构主义姿态和某些解放作用与它所内含的保守性相互并存。我认为这一时期的最为重要的思想发展是在批评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潮中产生的有关现代性问题的理论思考,以及对于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的思想探索。

  

c. 1997至今:关于新自由主义的辩论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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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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