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中国“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

——再论当代中国大陆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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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暴露了城市经济改革的内在的矛盾和城市市场扩张过程造成的新的社会矛盾。人们通常将农村改革与城市改革作为两个相互独立的改革阶段加以探讨,却很少关注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在一九八九年,运动的参与者没有考虑过占据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的处境问题。但是,无论在一九八九年,还是在今天,这都是理解当代中国不平等的市场扩张的先决条件。城市改革于一九八四年启动,而城乡差别则从一九八五年起开始扩大,一九八九至一九九一年农民收入基本停滞,城乡收入差距恢复到一九七八年以前的情况。[21]一九八O年代后期,农村人口外流速度大幅度上升,人们通常将这一现象归咎于中国人口与土地的严重矛盾,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我在此简要地说明构成这一现象的几个制度性原因:第一,城市改革的发展促进了基础建设规模的扩大,开放政策吸引了大量外来投资,这两个方面产生了对于劳动力的大量需求;其次,在城市改革的过程中,乡村改革并未随之深化,相反,城乡两种体制的基本结构没有改变,从而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加快了将农业人口抛入迁徙过程的速度和规模;第三,户口制度的放松促进了迁徙的相对自由(农村劳动力的商品化过程),但并没有在变动的历史条件下形成新的制度和相应的劳动保护措施,因此,在通货紧缩、经济不景气的状况下,城市地区的地方政府大规模限制外来人口,再次形成身份性的歧视政策。农村劳动力的这种自由/不自由的暧昧状况保障了劳动力的供应,同时又限制了人口迁徙对城市社会的压力,这是当代中国“不平等的发展”的基本前提。下面这个例子典型地说明了塑造城乡关系的制度性条件:一九九三年,由于国家再度提高粮价,以及乡镇企业和外出务工人口增长等因素,农业收入有所增长,但一九九六至一九九九年间(尤其是金融风暴之后),乡镇企业效益递减,城市劳动力出现了大量剩余,外出务工人口和一些乡镇企业的工人出现回流现象。在许多地区,由于迁徙和过度开发,农村的原有结构已经难以恢复。这是一个极为严重的悖论和困境:一方面,在耕地面积缩减的情境中,农业人口较之一九七八年反而高出了七千八百余万人,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劳动保护及户口制度的限制,农民工不得不随城市经济的起落而制度性地来回迁徙。中国大陆目前有十分之一的庞大人口处于跨省流动之中,如果加上省内流动人口,这个数字还要更大。[22]我们需要在上述背景下理解一九九O年代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和新的贫困问题的动因。城市改革与农村改革的不同取向集中表现在平等问题上,用农村问题专家的话说,今日中国农村危机的主要症结就在“城乡分治,一国两策”。[23]这一制度性的不平等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市场扩张和经济发展的前提,它对城乡社会结构的改变已经产生了并且还将继续产生极为重要的、难以预计的影响。

   农村问题并不是一九八九年社会危机的直接动因。但是,当代农村危机是在“后一九八九”的条件下--即城市市场扩张的条件下--深化的。中国农村危机不仅说明了劳动自由契约与社会平等之间的内在的、相互依存的联系(而不是对立),而且也解释了许多农村地区面临的深刻危机:不平等的市场扩张通过将农民和土地转化为半自由的商品,从而瓦解了乡村社会的社会组织和自我修复能力。中国的乡村危机是不平等的发展的典型例证。[24]因此,有必要提出下述问题:第一,农村劳动力及其保障机制是理解市场制度与劳动契约自由之间关系的一个关键问题;第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不是放任自流,而是一种广泛的制度安排,它必须以努力消除不平等的制度结构(而不单是户口制度)为前提。劳动契约自由问题(我们可以移民自由为例)不仅是中国的问题,而且也被视为衡量当代世界的市场安排是否是一个真正的自由市场安排的主要标准之一。阿玛蒂亚·森曾经在“作为自由的发展”的理论框架中指出发展的两个重要方面,即一方面要将劳动从各种形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其进入开放的劳动力市场,另一方面这一过程并不排斥对社会支持、公共管制或政府干预政策的利用。在生产和消费跨国化的时代,这一表述需要扩展发挥并加以反思:首先,劳动契约自由不仅需要在民族国家内部实现,而且需要在全球经济关系中实施;其次,资本主义市场扩张的关键动力之一是劳动力的自由与不自由的并存,从而需要研究的是这一自由/不自由的状况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再次,市场制度的扩张意味着交易活动及其价值渗入一切生活领域,它破坏了原有的社会结构(如社区及其价值),将其它社群(如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贬低为低级的方式。在这个意义上,仅仅在劳动契约自由的意义上谈论发展而不是考虑发展与各社会条件的关系,就有可能导致社会解体。因此,必须在捍卫劳动契约自由与制度性的社会平等、尊重多元文化以及发展问题之间建立牢固的联系,也必须将农村问题的探讨与城市问题的探讨联系起来。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公共管制或政府干预涉及了市场制度的必要条件,而如何限制这一制度扩展所导致的对于自然、传统、风俗、礼仪和其它生活方式和价值的破坏,则是今天研究发展问题的重大课题,也是将“自由”的价值从种种强制的关系中、尤其是从单一的经济关系中解放出来并置于更为广泛的视野内的必要步骤。从更为激进的视野来看,劳动契约自由(即以私人劳动合同形式出现的交换关系)以榨取私人创造的有效剩余价值来替代政治性依附或强制性的身份制度,这一历史进步本身并不能取代对于市场契约关系的再思考(试想在中国沿海出现的以契约形式出现的奴隶劳工的状况)。换言之,劳动自由契约是当代社会的众多课题之一,但不应被设定为社会的最终目标。

   第四,中国当代改革呼应了国际社会的历史形势的变迁,更是国家积极调整对外政策的结果。改革与开放是一个铜币的两个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开放概念可能导致一个重要误解,以为此前的中国大陆是一个完全闭关自守的社会。在这里,有必要对冷战的格局及其动因与清代曾经奉行的闭关政策作出基本的区分。首先,中国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对抗关系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有着密切的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形成的冷战局面和热战局面为中国大陆的对外政策提供了特别重要的背景:一九五O年代发生的朝鲜战争、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一九六O年代美国支持的印尼军事政变及随后出现的排华浪潮、越南和印度支那战争,等等--所有这一切将亚洲地区分割为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和地缘政治的考虑,中国转向了苏联、东欧和其它亚洲国家寻求盟友。其次,直至一九五O年代末期中苏关系出现危机,中国与苏联、东欧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同盟关系;在中苏分裂之后,中国继续奉行它在万隆会议之后形成的对外政策,着力发展它与第三世界国家及不结盟运动的广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在一九七二年,中国大陆政府代表中国重返联合国,这一结果是在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小国的推动下完成的,从而表明万隆会议以后中国大陆的对外政策在国际上获得了重大的成功,也在国内赢得了民众的广泛的欢迎。开放政策开始于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大陆与绝大多数国家建交也是在这一时期。面向西方的开放政策的主要动力是调整中国在东西方关系中的战略地位,以联合美国抗衡苏联的侵略威胁。

   一九七八年以后,中国政府逐步放弃了联合第三世界和不结盟运动的外交路线,把外交的重心放在对美国、日本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上。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对外开放有了长足的发展,尤其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形成了日益深入的贸易交往关系。但是,这一关系的形成不是没有条件的。一九七九年二月至三月间发生了进攻越南的对外战争。这是一场与一九四九年以来发生的所有战争--抗美援朝、抗美援越、中印战争及中苏战争--截然不同的战争。战争的直接动因较为复杂,如越南在一九七五年统一后军事力量大增、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越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签订、苏联与越南从南北两面对中国形成了战略威胁、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越军发动“闪电战”侵占柬埔寨,等等。但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更为关键性的因素,这就是以此为契机,中美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两国在对抗苏联及其盟友方面的同盟性质开始出现。在中国政府宣布对越战争的同时,中美两国公布了即将建交的公报。战争本身成为中国融入以美国主导的经济秩序的真正开端,它从另外一个方面揭示了市场化与暴力之间的历史联系。从这一时刻开始,原先的社会主义国家奉行的国际路线逐渐地淡出历史舞台,中国对外开放政策从一种单向的开放转向了另一种单向的开放,即朝向西方(也包括日本和其它发达地区)的开放。没有什么比一九九九年五月八日北约(美国)飞机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后的国际反应更能说明问题的了:在联合国讨论轰炸问题的紧急会议中,不仅西方联盟站在一边,而且第三世界和中国的传统盟友也不愿意作出基本的声援。

   一九八O年代的开放政策具有从过去的束缚和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中摆脱出来的解放作用,因而得到了全社会、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广泛欢迎。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及其成就,我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持有积极的评价和欢迎态度。但是,作为一种历史分析,我们不能不注意这一过程留下的极为深刻和复杂的历史印记和后果,因为它暴露了国家意识形态创造的世界图景的片面性。对于文化大革命之后成长的一代人,主导的知识就是关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知识(而且正如过去一样,是另一种片面的知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东欧、南欧,这些曾经为我们所熟知的社会及其文化现在几乎完全在流行知识的视野之外。在一九八O年代有关越南战争的思想反思和文学创作中,占据绝对支配地位的不是对于战争和新的国际关系的思考,而是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反思,以至谴责“文革”成为这一反思的道德合理性的全部支柱。这是以否定“文革”为由捍卫支配性的意识形态和国家政策的一个明显例证,这一方式从此盛行不衰:一切针对当代的批评均可视为对“文革”的回归,因此不具有任何合理性。从一九八O年代至一九九O年代的前期,尽管已经经历了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知识分子的讨论空间仍然束缚在民族国家现代化的框架之中,缺乏起码的国际性视野,从而民族主义、民族问题、全球化等问题均无法置于民主问题的范畴中进行思考。这一思想状况清楚地说明了为什么一九八九年运动失败后人们找不到任何批判性的资源来思考这一运动的动力和失败,为什么人们只是从美国、西欧、日本以及“东亚四小龙”(即发达资本主义地区)的历史经验出发来理解全球化和市场经验,而从未触及这一经验的另一面--印度、中东、非洲、拉丁美洲的困境,为什么一九八九年的社会运动(尤其是学生运动和知识分子运动)在为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菲律宾的民主运动和韩国的学生运动而欢呼的时候却没有能力理解这些运动发生的各自不同的社会条件和具体目标。

   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一九九O年代以反思现代性为契机的研究和讨论展开了新的历史视野,从而具有极为广泛的影响和解放作用。关于这一点,我在文章的最后部分将展开论述。


2,一九九O年代的三个思想阶段及其主要问题

  

   a. 1989-1993:关于“激进主义”的反思

  

   如果将一九八九年社会运动与它得以发生的历史条件联系起来,我们可以清楚地观察到这一运动的民主自由的诉求为什么与社会平等诉求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也可以清晰地观察到这一社会运动本身提出的广泛的民主理解对于当代生活的尖锐的批判性。从这样的视野回过头来观察一九九O年代中国知识界的多次讨论,尤其是对于一九八九年社会运动的理解,我不能不感到有关运动的诠释远没有运动本身提供的内容丰富和深刻。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临时性地把一九八九年至今的讨论区分为三个相互联系的阶段。所以说是临时性的,是因为这一划分并不包含绝对的阶段论和目的论,它们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和相互渗透。

第一阶段是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三年,这一阶段主要是从各个不同方面总结一九八九年的社会运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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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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