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中国“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

——再论当代中国大陆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910 次 更新时间:2017-06-07 00:3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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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恰相反,它们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这就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全球性的统治意识形态在中国语境中的暧昧性和双重性。在这个意义上,对于“新自由主义”假借的名目的否定不应被理解为对于“民间”、“社会”和“市场”的否定,恰恰相反,毋宁是对反市场、反社会和反民间的垄断关系的否定。反思新自由主义的目的是在理论上提供有关市场的民主制度、社会的自我管理和民间力量的培育的可能性和现实基础。[19]

   在上述意义上,传统的计划经济的危机正在转化为新的垄断性的市场关系的危机。一九八九年的社会矛盾不应被归结为国家推动改革而社会各阶层反对改革的情形,恰恰相反,在旧体制衰落的条件下,人们要求的是深化改革。问题的症结在于要什么样的改革。无论是学生、知识分子还是其他参与社会运动的各阶层均支持改革(包括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和民主的诉求,但他们对于改革的期待和理解、他们在改革过程中的利益关系千差万别。从一个更为广泛的或综合的视野来观察,广大民众所期待的改革、所理想的民主和法制不仅是一套程序性的政治构架和法律条文,而且也是通过重构政治和法律构架保障社会公正和经济生活的民主化。人们要求的是在民主的和公正的基础上进行经济改革,而不是所谓绝对的平等诉求或道德理想主义。这一诉求与正在形成和扩大之中的利益集团的激进私有化改革诉求存在着根本性的冲突,虽然这一冲突在当时并没有充分地被理解。上述复杂的条件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改革过程中的有些受益阶层也参与了社会运动,为什么甚至连许多国家机构和国家官员也走上了长安街,参与了社会各阶层的示威和抗议。在这个意义上,用改革与反改革是难以说明一九八九年社会运动的特点的。

   从上述分析,我们大致可以说,形成一九八九年社会动员的意识形态因素包括了民主和自由的价值,也包括了日常生活中的平等观念,传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这一特定时刻转化为一种批判性的动员力量。就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参与而言,后一方面构成了一个极易于忘却又极为重要的方面,它深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因此,在我看来,一九八九年社会运动的意义是多重的,它是对旧时代的告别,也是对新时代的内在的社会矛盾的抗议;它是(学生和知识分子)对民主与自由的呼吁,也是(工人和其他市民阶层)对社会平等和公正的一种诉求。这一多重的姿态为运动的民主诉求作出了意义广泛的诠释。然而,由于冷战的意识形态,由于国家暴力及其引发的合法性危机,由于学生和知识分子运动对于上述历史过程缺乏深刻的理解,由于这一运动的最为保守的方面(即在私有化过程中凭借权力转移而产生的利益群体)与“新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之间的共谋关系,在世界范围内,对于一九八九年社会运动作出的解释,恰恰朝着有利于那些主张激进私有化的利益群体的方向发展,这个群体以真正的“激进改革者”的身份掩盖了它与国家权力、国内利益集团和跨国资本集团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掩盖了在这一过程中的真实的利益关系,在全世界面前将自己展现为通向世界市场和民主的进步力量。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发生了震动世界的天安门事件,并随之引发了东欧和苏联的瓦解。冷战结束,“历史终结”。一九八九年发生的动荡暴露了社会解体的征兆,而国家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将稳定作为自己的合法性前提,因为国家暴力机器被理解为维持稳定的唯一力量,最终掩盖了改革以来逐渐形成的国家的合法性危机。这里的基本历史事实或悖论是:国家主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导致了社会动荡,而动荡之后的稳定又成为政府权力向社会扩张的合法性依据。因此,新自由主义的“自我调节论”(及其对国家干预的排斥)最终变成了对于控制和干预的需求。在一九八九年的暴力之后,人们对社会运动的关注集中在“六·四”事件、苏东解体、冷战结束之上,这一社会运动得以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基本诉求反而被放到了一边,从而这一运动内含的历史可能性也随着运动的失败而消失了。如前所述,一九八九年社会动员起源于社会各阶层对于放权让利的不平等过程的抗议,起源于地方和部门利益集团对于中央政府的调整政策的不满,起源于国家内部的分化,还起源于社会各阶层与国家机器之间的互动关系。以一九八九年的媒体为例,我们不妨追问:为什么各阶层的社会动员和民主诉求能够渗入国家控制的媒体?我认为下述三个条件构成了关键性的因素:首先,政治集团之间的分歧、中央国家与地方国家的分化,使得媒体无法以单一的取向报导运动过程;(这同时说明:对于放权让利过程的批评不是全盘性的批评,在传统计划体制失败的背景之下,放权是必然的和必要的,问题是如何通过民主的政策安排保障社会财产再分配的透明性和公正性,如何在社会民主的原则之下确保分权过程不致导向在另一层次发生的利益的重新集中)其次,社会动员的广度使得国家无法以传统方式对新闻进行控制;第三,运动的民主和平等诉求与国家的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微妙的重叠关系(否则我们很难解释学生运动竟然以要求国家承认其为“爱国运动”为条件),从而具有某种合法性。上述三个方面在社会运动与国家之间形成了某种不稳定的互动关系。换言之,一九八九年五月间出现的短暂的新闻自由和公开讨论是以国家、利益群体和社会各阶层的力量互动为基本条件的,它的瓦解也以上述社会力量的平衡的瓦解为前提。运动失败的直接原因产生于国家对于运动的暴力镇压,而间接的原因则在于社会运动本身没有能力建立民主的政治诉求与社会动员的平等诉求之间的桥梁,无法形成稳定的社会力量,从而未能将运动的直接目标与它的物质条件联系起来。在这一背景下,上述三个方面的互动条件过于脆弱,没有形成起码的制度保障。但那一短暂过程同时提醒我们:民主进程恰恰存在于上述条件之中,最为重要的是如何以及通过何种力量将上述脆弱的互动关系制度化。

   如果把一九八九年社会运动置于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扩张的条件下进行观察,这一运动的许多诉求与一九九九年十一-十二月间在西雅图和二OOO年四-五月间在华盛顿发生的对于WTO和IMF的抗议具有内在的联系,因为它们针对的都是一整套关于人们的日常生活的政治安排(尽管以自由市场为名)。这类抗议运动的内容是纷杂的,包含各不相同的取向,但如果仅仅根据其中的个别因素而把这样的抗议视为对于改革或自由交往的否定就错了,因为它们的保护要求中内含着对于平等的、民主的改革和自由交往的渴望。这些运动是把民主、自由的价值与社会保护运动密切联系起来的历史例证。没有这种社会压力就不存在重建社会保障制度的动力,也就不存在创造有关市场的民主制度的构想。但是,一九八九年之后盛行一时的“历史终结论”为一九八九年社会运动提供了一个最为明确的解释,即西方社会体制的最终胜利,中国仅仅是一个尚未终结的历史的孤零零的例证。一九八九年社会运动的双重意义被作了单向的理解,而在我看来,一旦这一单向的理解成为世界范围内流传的故事,一旦这一单向的理解变成了对于现成制度的优越性的确证,一旦抗议变成了颂歌,它的真正意义、它的批判潜力、它的历史意味也就随之消失了。有人说这是过渡时代的必然,但这一必然性解释不但没有触及深藏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矛盾,而且也赋予了一个悲剧性的进程以道德的合理性。伴随着六月的枪声,社会抗议和社会运动转向了新的方向,人们也更愿意按照这一新的事态观察和理解一九八九年的社会运动。从无数的媒体有关运动的解释到这一运动在海外的新的发展方式,都表达了这一强大的趋向:它们把一九八九年在中国发生的社会运动理解为“历史的终结”过程中的一个例外,而从未意识到一九八九年在全球范围内发生的巨大转变同时意味着对于新的历史关系、新的垄断和强制的批判和抗议。

   对于那些“新自由主义”的反历史诠释,我在这里不能不提及几个严酷的、有时也是颇有讽刺意味的事实:

   第一,现代市场社会的形成不是自生自发的秩序,而是国家干预和暴力的结果。在一九八九年之后,国家继续进行经济调整和改革,由于暴力的威胁,社会对于上述危机的不满被压缩在极小的范围内,一九八O年代后期两次闯关不成的价格改革,恰恰在后一九八九的情境中完成了。我们可以将一九八八年至一九九一年的三年治理整顿时期,尤其是在一九八九年之后的经济变化,概括为如下一些方面:货币政策成为主要的调控手段;大幅度调整外汇牌价,汇率接近统一,从而促进了出口,对外贸易形成了竞争和自负盈亏的经营机制;“双轨制”的差价缩小;上海浦东地区全面开放,各地开发区纷纷上马,等等。在这个意义上,市场价格体系的形成和市场制度的相对完善化一方面是此前实行的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的成果,但另一方面也是国家调控和暴力的结果。一九八九年的暴力遏止了这一过程引起的社会动荡,价格体制基本形成。值得注意的是,一九八八年下半年被迫中止的价格改革恰恰是在一九八九年九月,即“六·四”过后的三个月开始全面实施,当时的调整主要集中于价格、汇率和利率。换言之,新的市场制度及其关键性的价格机制绝非所谓“自生自发的秩序”,而是政治干预或政治安排的结果,从而政治权力结构与市场关系的互换关系不能不转化到新的经济体制内部。例如,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各阶层、群体和区域的收入差距全面扩大,新的贫困人口迅速增加。[20]这一历史转变使得国家的旧有意识形态(以平等为取向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它的实践处于自相矛盾的境地,从而无法行使其意识形态的职能。一九八九年社会运动的失败同时伴随着国家意识形态的失败,这是理解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状况的关键环节。一九八九年以后国家实行的所谓“两手硬”策略实际上变成了专政手段(相对于以前的意识形态手段)与经济改革的结合,它标志着旧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基本效能已经丧失。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新自由主义”才能取而代之成为一种新的统治意识形态,并为国家政策、国际关系和媒体的价值取向提供基本的方向和合理性,为某些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国内和国外媒体中扮演双重角色(即国家政策的鼓吹者和所谓“民间知识分子”)提供了制度的和意识形态的前提。

   第二,作为一套政治安排,市场社会的形成不但没有消解一九八九年社会运动所针对的那些历史条件,反而将这些条件合法化了。由于一九八九年之后知识界对于这场运动的反思已经汇入了上述“历史终结论”的大潮(当然不幸的是“历史”在大陆尚未终结),从而很少有人仔细地分析一九八九年社会运动的历史条件和基本诉求。当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并重新推进市场改革的时候,得到地方利益群体、知识分子和海外舆论的普遍欢迎。在三年的经济疲软和政治压抑之后,这一反应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构成一九八九年社会动员的那些基本因素并没有得到任何真正的解决。因此,一九九O年代发生的主要社会危机是与一九八九年以前的社会条件密切相关的,我们只要观察一下腐败、走私、分配不公、利益集团在公共决策中的影响、过度开发(如上海、海南等地的房地产)以及由此引发的金融危机、社会福利体制的困境和环境危机等等社会问题,立刻可以看到这之间的内在联系,只不过规模更大、又由于“全球化”的影响而波及更为广阔的范围。如制度性腐败与“双轨制”没有彻底消除密切相关,逃汇、集团性走私与地方和部门利益集团、外贸系统的承包制有关,金融系统危机与房地产市场的投机及其它过度开发有关,国有企业状况的恶化与上述各种市场环境的恶化(而不是完善化)有关。新一轮的金融改革和其他配套措施所引发的问题,也和当年“双轨制”的问题极为相近,当然具体的内容和涉及的范围已经是完全不一样的了。换言之,一九八九年社会运动针对的那些基本社会条件并没有得到真正的缓解,相反,在许多方面,恰恰是深化了。有关失业、贫困、社会不公、通货紧缩、下岗、农民工和农村资源等问题,已经有许多学者作了探讨,我没有能力一一复述。我在这里提及这些问题,是为了说明一九九O年代中国大陆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其与一九八O年代的改革政策的历史联系,也是为了说明不平等的市场扩张如何促成了社会的分化、破坏了社会稳定的基础,从而为再度集权和垄断提供了理由和条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一私有化过程与国家的某些矛盾从未掩盖它与集权政治的共谋关系,也从未掩盖它与民主化的深刻矛盾。

第三,一九八九年社会运动是一个城市社会运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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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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