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中国“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

——再论当代中国大陆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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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1995年7期;陈燕谷:《文化多元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原道》第3期。

   [44]相关讨论参见李慎之《数量优势下的恐惧》、张旭东《民族主义与当代中国》,均见《读书》,1997年6期;盛洪则在《北京青年报》等报刊发表了批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文章。在这一时期发生的有关民族主义的讨论中,我没有发现闭关锁国的论调,没有发现回到“文革”时代的言论,也没有发现所谓义和团式的排外主义。

   [45]参见汪晖《汪晖自选集》、朱苏力《法律的本土资源》和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等著作。这类研究关注中国自身的历史资源及其现代意义,从而力图从内部的和外部的视野的互动关系出发解释近代中国历史的转变,要求在现代变革过程中考虑和尊重历史的和民间的资源。这类研究本身并不都以当代问题作为对象,但在市场扩张的语境中,这类研究关注内在的历史资源和民间传统,显然与主流的研究有所区别。

   [46]甘阳:《乡土中国重建与中国文化前景》,《二十一世纪》,总16,页4;甘阳:《反民主的自由主义还是民主的自由主义?》,《二十一世纪》,总39,页4-17;崔之元:《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二十一世纪》,总24,页5-16;王绍光:《效率·公平·民主》,《二十一世纪》,总26,页21-33;秦晖:《离土不离乡?--也谈乡土中国重建问题》,《东方》,1994年1期;苏文:《山重水复应有路》,《东方》,1996年第1期,等等。秦晖与崔之元的理论观点存在很大差别,但他们同样注意到在当代中国社会生活或经济生活中重申公正平等的重要性。

   [47]“国家能力”问题的最初提出是在1991年,见王绍光:《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民主国家:兼论“政权形式”与“国家能力”的区别》,《当代中国研究中心论文》,第4期,1991年2月("Building a Strong Democractic State: On Regime Type and State Capacity", Papers of The Center for Modern China, No.4 , Feb., 1991)。另见 王绍光、胡鞍钢:《中国政府汲取能力的下降及其后果》,《二十一世纪》,总21,页5-14;崔之元:《“国家能力”辩证观》,《二十一世纪》,总21,页19-21。1990年代有关中国经济和东亚发展的讨论也涉及了相关的问题,如张曙光《经济增长和国家兴衰》(《读书》1996年9期)评述林毅夫及国外经济理论时,即涉及了国家与利益集团的关系问题。

   [48]王瑾:《“国家”三议》,《读书》,2000年4期。(该文发表时作了删节,我本人阅读的是完整的文本。)对于这一问题的更为有力的阐释,是瞿宛文的《全球化与后进国之经济发展》一文,她明确指出: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后进国要追赶先进国,必须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用产业政策等工具,来策划产业发展策略,以补贴与奖惩并用的方式培植幼稚工业,扶植本地企业、尽快学习先进技术,如此才有可能在竞争日益激烈、先进后进差距日益扩大的情况下,不单在国际市场上争得一席之地,并且在国际分工的阶梯上逐步晋级,转换并提升本国的比较利益,如此才可能使经济持续发展、生产力得以进步。”见《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三十七期,2000年3月,页91—117。

   [49]昂格、崔之元:《以俄为鉴看中国》,《二十一世纪》,总24,页17-25。关于中国社会的改革道路的探讨,还可参见后来发表的若干文章如林春的《社会主义与消灭贫穷》(《读书》1999年9期)和《教条突破与制度创新》(《读书》1999年11期)。

   [50]何清涟的《现代化的陷阱》(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及秦晖的系列文章就在此列。另参见何清涟:《经济学理论和“屠龙术”》(《读书》1997年3期)、《金融危机挑战经济奇迹》(《读书》1997年12期)、《“适者生存”与“有闲阶级”》(《读书》1998年10期),卞悟(秦晖)《拒绝原始积累》(《读书》1998年1期)、《有了真问题才有真学问》(《读书》1998年6期)。

   [51]对于1980年代的思想和文化遗产的批评和反思并不是对于这一遗产的拒绝,因此,根本不存在有人指控的那样,批判的知识分子正在对1980年代进行总体的否定。实际的情况是,有关1980年代的批评性讨论大多是由当年的参与者作出的,他们以同情而又批评的态度,从不同的角度力图对这一时代的思想遗产进行分析、研究和反思,例如李陀发表于《今天》杂志的《一九八五》和《一九八七》、张旭东的论文集《幻想的秩序》(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及《重访八十年代》(《读书》1998年2期)等等,都是对1980年代文学和文化现象的重新整理。

   [52]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天涯》1997年5期;P. 安德森:《文明及其内涵》,《读书》,1997年11-12期;陈燕谷《历史终结还是全面民主?》,《读书》1998年12期。

   [53]关于保守主义的自由主义的讨论,请参见刘军宁《当民主妨碍自由的时候》(1993年11期)、《保守的柏克自由的柏克》(《读书》1995年3期)、《毋忘我》(《读书》1995年11期)、《善恶:两种政治观与国家能力》(《读书》1994年5期)等文。1990年代的后期,新权威主义的主要阐释者之一萧功勤公开表示他与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观点接近,中国的最大危险是“新左派”,云云。在权力市场化的过程中,在中国的特定政治条件下,谈论民主对自由的“妨碍”实在是一种重大的发现,作者自然不会问:谁的自由?哪里的民主?

   [54]甘阳:《反民主的自由主义还是民主的自由主义?》,《二十一世纪》总39,页4-17;甘阳:《柏林与后自由主义》,《读书》1998年4期;甘阳:《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读书》1999年1期;汪晖:《「文化与公共性」导论》;钱永祥:《“我总是活在表层上”》,《读书》,1999年4期;1998年;赵刚:《杜威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与重建》,《学术思想评论》第三辑,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3月;石元康:《道德、法律与社群--哈特与德弗林的论辩》,《学术思想评论》第4辑,1998年11月;罗永生:《经济学还是自由主义?》,《读书》,1998年9期;万俊人:《全球化的另一面》,《读书》,2000年1期,等等。海耶克在1990年代成为热门的话题,但新自由主义者似乎从未思考过他们的激进市场主义主张与海耶克对历史性的态度的内在矛盾,也没有思考过他们的保守主义政治态度和自由市场的激进计划与哈耶克对“计划”的批判的内在矛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并不意味着简单否定对于自由主义理论的探讨,恰恰相反,我认为越是对这类理论进行系统的、深入的探讨,就越有可能揭示“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上的脆弱性。

   [55]在一度时期里,何清涟尽管明确地将自己视为自由主义者,但她仍不免因为揭露腐败等问题而被称为“新左派”(见她于1998年在《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发表的访谈录);秦晖对于俄国民粹主义给予激烈批判,但他也时常被冠以“民粹主义”的名目。这种情况的改变在他们不断地“批评”“新左派”的情况下才有所扭转。事实上,何、秦对于腐败和农民问题的关注与所谓“新左派”之间存在许多交叉之处,这一点新自由主义者对他们的指控并非毫无根据。当然,在如何估计全球化进程、如何理解西方的市场、如何理解民主等问题上,许多学者之间存在重要的分歧。让人遗憾的是,中国社会的批判力量没有能够形成建设性的对话关系。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二元论限制了人们对于各自理论和视野的认真思考和理解,从而也没有能够产生积极的争鸣。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话语的力量,看到了缺乏一种良性的政治文化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讨论有多大的损害。

   [56]参与讨论的某些作者不断地调整自己的看法,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试图在几者之间建立平衡而作出的努力。这种调整、平衡和摆动还将持续下去。参见许纪霖:《上半个世纪的自由主义》,《读书》,2000年1期;汪丁丁:《中国九十年代改革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我看到的版本是发表在Intenet上的文本);汪丁丁:《社会选择,市场经济与自由》,《读书》1999年1期。

   [57]樊纲:《“不道德”的经济学》,《读书》1998年6期;张曙光:《批评规则、交往理性和自由精神》之一、之二,《读书》1999年10期、2000年3期。

   [58]沃勒斯坦:《进退两难的社会科学》,《读书》1998年2-3期;许宝强:《危中之机》,《读书》1998年4期;B. 安德生:《“奇迹”背后的幽灵》,《读书》1998年8-9期;汪晖:《科学主义与社会理论的几个问题》,《天涯》1998年6期;卢荻:《东亚经验与历史资本主义》,《读书》,1998年9期;韩毓海:《在“自由主义”姿态的背后》,《天涯》1998年5期;卢荻:《重读孙冶方的帝国主义论》,《读书》1999年6期。

   [59]1999年11月16日中美达成关于中国加入WTO的协议,同日,《多维新闻》刊出刘军宁的专稿《中国加入WTO的政治意义》对中美协议表示支持;《金融时报》(Finanial Times)发表了James Kynge and Mark Suzman的题为"Chian to Enter WTO after Signing US Deal"的报道,称引中国学者话说,这是1978年以来开放政策的第二阶段;次日,《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刊登了John Pomfret and Michael Laris的报道,题为《中国改革者欢迎WTO协议》("WTO Deal Welcomed by China's Reformers"),内中引用了王山、李克、茅于轼、徐友渔等人欢迎WTO的谈话,主要内容为WTO有助于中国的民主和法制。这类意见与国家及其媒体的声音并无差别,也得到了美国媒体的欢迎。在这类问题上,也无法区分出所谓“经济自由主义”与“人文自由主义”。

   [60]崔之元:《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我见》,《联合早报》,1999年7月4日;温铁军:《“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读书》,1999年12期;《国际经济评论》1999年7-8月号(该年度第4期)发表专题“WTO与中国”,对中国加入WTO的具体条件进行了讨论,文章分别为宋泓《工业优势、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收益与代价》、孙振远《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中国农业及对策思考》、王松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会影响中国的金融安全吗?》、贺力平《银行业的竞争主要是非价格竞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与完善中国银行机构的支付服务体系》、张燕生《中国应如何走进世界贸易组织》、汪晓亚、许国平《进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

   [61]汪晖:《现代性问题答问》,《天涯》,1999年1期;许宝强:《知识、权力与“现代化”发展论述》,《读书》1999年2期;许宝强:《发展主义的迷思》,《读书》1999年7期;黄平:《关于“发展主义”的笔记》,《天涯》2000年1期。1999年10月下旬,由海南省作家协会、南方航空公司海南分公司协办的“生态与文学”国际研讨会在海南省召开,会议期间,部分与会者就环境、生态和发展等问题进行座谈。《天涯》2000年1期发表了根据这次座谈记录整理的纪要《南山纪要》,从生态问题出发,对发展主义给予系统的批评。参与者包括黄平、李陀、陈燕谷、戴锦华、王晓明、陈思和、南帆、王鸿生、耿占春和韩少功等。

[62]公共空间的拓展不一定直接表现为对言论自由的呼吁,而经常表现为在各个重要领域开展积极的讨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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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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