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益民 曹伟:集权体制下的权力制约:理论与实践”会议综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70 次 更新时间:2017-03-20 19:1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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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因此,国内学界需要“补课”,需要转向一种“生理学”分析,去客观描述现有体制的特征及其演化,去寻找更为合适的分析性概念。党国体制的自我演化,是当前政治学界必须予以高度关注的重要议题。

  

   最后,参会学者就此议题展开了自由评议。蓝志勇教授认为,将制约与监督区分开来具有重要意义,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将两者有效地结合起来。同时,不仅要关注党政权力的合理配置,还要高度关注来自社会民众、新闻媒体等方面的监督力量。另外,就经济与政治的关系而言,经济最终是为政治服务的。经济优先论,只能是中国发展起步阶段的特殊产物,但目前中国已经不是单一的经济理性,因而仅从经济角度去解释政治变迁,有待商榷。而就民主与效率之间的关系而言,两者并不一定矛盾,关键在于如何评估。对于某项民主制定的政策,尽管在单轮过程中效率不高,但如果置于多循环框架,结果则可能大不相同。最后,他还强调看待中国问题需要国际视野,许多问题在先发达国家都有经验可供借鉴,但尤其需要注意国家治理规模的差异性。

  

   陈振明教授认为,以下三点值得继续思考:第一,必须认识到这里所提的“新三权”,是行政层面的权力三分,与传统政治层面的三权论,是处于不同层次的,因此必须注意分析框架的适用性。第二,如何将“新三权论”的思想,以及制约与监督的不同逻辑,融入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建设中去。第三,开发区体制是我国传统行政体制之外的新治理模式,能否作为一种实践案例,来检验“新三权论”,来为制约与监督的不同逻辑提供经验支撑,从而做到理论叙事与经验实证的结合。

  

   金太军教授认为,对集权体制的探讨,首先要区分是政治集权还行政集权,两者处于不同层次。就西方而言,对于权力的制约,是让权力受到来自多个圈层力量的约束。比如,在三权分立系统的外围,其实有着多党制的支撑,再外围还有社会舆论和媒体的监督。通过层层的约束,使得分权与制衡得以实现。其次,就制约与监督而言,两者的确存在重要区别。制约则是一种平行关系,内含着权力主体之间的循环作用,而监督则是一种上下关系,且以自上而下为主,本质上是一种顶层对下属的控制手段。当前中国政治系统内部缺少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同时来自又缺乏强有力的社会监督,使得过度集权现象周而复始。

  

   何增科教授指出,对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研究,有两个关键问题需要充分认识:一是研究党国体制必须回到民主集中制,二是研究制度演进必须关注制度与人的互动。具体而言,中国是在民主集中制的框架下谈民主,“让老百姓说话,天塌不下来”,谁民主,谁集中,是非常清晰的。关于民主集中制,最早是由列宁提出,本身是对党内权力认识深化的产物。在列宁晚年,他更从结构层面去思考党内分权问题,以限制斯大林的过度集权。就中国共产党而言,毛泽东最早思考党内民主问题,但他主要关注的是党的作风和工作方法,强调的是群众路线。邓小平认识到制度是关键,因而试图激活人大、政协等机构的作用,以遏制过度集权现象的产生。随之凸显的问题,就是如何有效推进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改革。江泽民时期,从强调党的领导,到强调改善党的领导,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上的探索。之后,这种探索也未曾停止,始终在寻求适合中国国情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其中不可忽视的一点,是制度和人的不断互动。秉承这种互动的思维,能为我们理解党国体制的自我演化提供更为现实的认识。

  

   肖滨教授指出,这里所提“新三权论”,如果按照中国哲学中“体”和“用”的说法,是在“用”的层面,而不是在“体”的层面。“体”是指国体和政体。如果“体”不变,“用”的层面必然受到非常大的限制。因此,在微观层面上,探索决策权、执行权与监督权的分工与制衡,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但如果想把它推向宏观体制层面,用以分析国权与党权,则存在理论上的困难。他认为,应该关注权力制约的各种元素是如何融入到现行体制中去的,包括观念、制度、结构、力量,等等。

  

   徐湘林教授认为,研究中国问题,必须从经验出发,不能从本本出发,也不能从西方标准出发。同时,知识要重新复杂化,而不是简单化,不能总想着通过几个抽象概念把所有问题都涵盖掉。事实上,以往学界是在一种启蒙主义的基调下开展研究工作,把复杂现象抽象成诸多模糊不清的概念。任何一个概念,在被用来做分析之前,都必须结合现实情境进行重新定义。今天讨论的“权力制约”,也必须进行更为清晰准确的界定,从而明确其所指。

  

   杨光斌教授指出,目前学界接受的知识和观念,主要是在二战以后形成的。在资本主义、文化主义以及贸易和战争这三条主线下发展起来的政治学、国际关系理论,基本上都是论证现状性结构合理化的知识体系。中国的发展会给既有世界秩序带来什么影响,这是思考中国问题、建构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权的逻辑起点。要真正有效地认识中国问题,必须要重构既有知识体系,关注体制变迁的复杂性,从而发掘更符合现实、更具力度的分析性概念。

  

   周光辉教授认为,西方既有知识体系在解释中国问题时面临挑战。要准确理解集权体制下的权力制约,必须对其进行重新定义,明确其在中国情境中究竟指什么。所谓“权力制约”,可以从权力分配、规则制定以及环境变化三种意义上去阐释。对中国集权体制的研究,仅从政府角度是不够的,必须要将党权纳入分析,揭示党政之间的互动逻辑。同时,尽管关注体制变迁背后的经济逻辑具有启发意义,但需要注意两点:一是就中国而言,总体上还是政治主导经济,经济处于派生地位;二是经济解释受限于分析层次。在地方层面,经济解释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若置于全国层次,那么,还需要归结于政治逻辑。

  

   余逊达教授指出,研究集权体制下的权力制约问题,必须注意以下几点:第一,需要更准确地了解西方知识体系,避免断章取义。就美国而言,行政集权与法律集权并行,且以法律集权为主。按照狄龙法的要求,凡是地方自治,都必须在州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这实际上是一种先集中后分权的治理体系。分权也并非完全分立,而是一种既分属不同部门,又跨越不同部门的状态。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总的趋势都是政府扩权。有些西方学者有意放大了权力配置体系中的民主成分,导致国内学界可能走向一种认识上的误区。第二,不仅要关注分工,更要关注整合。人类社会是由各种群体所构成的总群,群体需要分工,同时也需要整合,才能实现有效发展。伴随着分工的深化,整合的需要也会愈发显著。对于一种体制而言,能否实现有效整合,也是评价其合理性与否的重要维度。党国体制对整合的追求,或许能说明其在现阶段的合理性所在。第三,中国共产党掌握领导权和协调权,而相应的纠偏机制主要包括:一是任期制,定期调整领导权;二是领导权行使的程序化、民主化;三是集体领导制;四是及时制定和修改文件规定以回应民意。当然,问题也是存在的,包括透明度不高、法律边界模糊,等等。第四,在方法论上,中观方法有助于解释发展问题,但就政治体制问题而言,更适合于运用系统方法。同时,还要运用历史长焦距的观察,这样更有助于发现新命题。

  

   周红云研究员指出,要把概念说清楚,关键在于准确认识现实。客观、细致地描述现实是提炼和修正理论的前提。国内政治学研究,不仅要关注宏大理论,更要注重经验实证。无论是集权体制,还是权力制约,要避免这些概念的模糊性,就必须立足于对经验事实的揭示。另外,对权力的制约,源于对权利的尊重和保障。不管政府官员,还是社会民众,其基本权利如果难以有效保障,事实上就谈不上对权力的制约。如今,随着公民社会在不断成长,权利意识的强化已成不可阻挡的趋势,这将是对权力运行形成约束的关键。

  

   胡税根教授认为,从制度视角出发,探究集权体制下的权力制约,需要关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集权体制可能存在的路径依赖问题;第二,权力制约的动力机制,关键在于利益的分配;第三,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可能仅仅是高速率,而未必是真正的高效率;第四,需要制约的关键对象,是党政系统的“一把手”;第五,民主集中制是一种工具化的民主;第六,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与应用,究竟是消解了权力,还是强化了权力。

  

   总体而言,此次工作坊直面当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制度性难题,即寻求一种与党国体制相兼容的权力制约与监督体系,是一场难得的思想盛宴。经过高质量的学术对话和思想交锋,参会学者达成如下共识:既有知识体系已经不足以充分解释当前中国政治体制变迁中的诸多现实问题,因此,未来的研究工作必须立足中国实践,细致描述现象、客观认识经验,发现真实问题并着力将问题知识化。伴随国内学界知识体系的逐步重构,对于中国政治体制的演化逻辑与发展趋势,将会有崭新的认识。

  

   (本文原刊于《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17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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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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