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勤华:亦师亦父、若宽若严——追忆恩师徐轶民教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75 次 更新时间:2017-03-12 00:3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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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勤华 (进入专栏)  
都非常精练,非常周密,遣词造句非常严谨,包括每一个标点符号,都是经过仔细斟酌才定下来的。

   遇到这么一位好的老师,真是我们学生的福份。一方面是我自己的愿望,另一方面也是老师的要求,我从入学时起,就开始选择合适的题材写论文。先后完成了“论十二表法”、“论希伯来法”、“试论伊斯兰法形成和发展的特点”等,交给老师审阅。老师对我(包括其他三位同学)交给他的作业(习作)都非常重视,马上就开始一字一句地进行审读和修改。

   徐老师和他的前三届研究生。前排左起:任自昌、刘小冰、徐老师、胡韵琴老师(研究生科科长)、笔者;后排左起:傅东辉、高桐、蒋迅、段琪华。

   我记得那是1982年的国庆节,我在节前回家时,把“论十二表法”一文给了老师,此文已经经过了余先予老师的认真修改,有7500多字。国庆节后我回到学校,老师就把我叫去了,将修改好的论文还给了我。我一看,上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红的颜色,是老师修改的文字。从框架结构,到段落的调整,到文字的修改,到每一个标点符号,都有老师修改的痕迹。而老师修改文章的最大特点,就是将你的文章梳理得清清楚楚,逻辑清晰,话语顺畅,用语极为精练。原来7500多字的文章,经过老师的修改,变成了一篇3500余字的文章,压缩文字达到了一半以上。换句话说,文章经过老师这么一改,就可以直接排版了。

   在三年学习中,受到徐老师精心修改论文这种恩惠(老师为修改上述“论十二表法”这篇文章,整个国庆假日都没有休息),我已记不清有多少次了。甚至在毕业以后,许多教学方案,教材大纲,学术会议的材料,等等,仍然常常能得到老师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其他同学的情况也一样。高桐、蒋迅、任自昌的硕士论文,包括后来的傅东辉、刘小冰、周伟文等人的硕士论文,都耗费了老师的大量时间和精力。同学们的一致体会是,经过老师这种严格的论文写作训练,大家的论文写作水平得到了明显的提高。认为老师虽然严格,要求很高,对我们写的东西如感觉差,不规范,就会狠狠地批评一通,有时会被弄得下不了台。但老师心肠好,批评管批评,改还是认认真真地帮你改,一遍、两遍,三遍,……,直到他感觉满意为止。

   经过老师的这种严格训练,我们几个人的论文写作水平都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准,不仅硕士论文后来都被收录进了《华东政法学院硕士研究生论文集》,我、高桐、蒋迅以及傅东辉的硕士论文还在外面的杂志(如《比较法研究》等)上公开发表了。徐老师这种对论文写作的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精神,也影响到了我们以后的学术道路。我印象中,高桐、蒋迅留校工作虽然没有几年,但已经为下面几届的学弟学妹做过好几场“如何写学术论文”的讲座了。徐老师对我们的影响力有多大,就此可见一斑。


五、跟随老师参加厦门会议

   在我们三年研究生学习期间,最开心的事,莫过于跟随徐老师,一起去参加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第二届年会。因为会议在厦门大学召开,我们一般就称其为“厦门会议”(以后每次年会的简称都以开会地点名之)。

   说起厦门会议,还得说一下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的由来。1979年,法律史学界在长春吉林大学法律系召开“中国法律史学会”的成立大会,该学会是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法学界成立的第一个学会(学术团体)。当时,林榕年、徐轶民、林向荣、徐尚清、由嵘、张观发、许显侯等一批搞外国法制史教学和研究的老师也参加了这次年会。起先,该学会的活动也包含着外国法制史的内容(这从这次年会后编辑出版的《法律史论丛》所收集的与会论文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但随后,就逐步以中国法制史和中国法律思想史为主了。

   在这种情况下,从事外国法制史教学和研究的一批老师,就在陈盛清、林榕年、徐轶民等老师的带领下,1982年4月在武汉大学另成立了“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这次会议也是该研究会的第一届学术年会。当时会议选举陈盛清为会长,徐轶民老师和林榕年、林向荣、张学仁一起为理事,研究会还聘请了卢干东、姚梅镇、周枏为顾问。当时会议决定,第二届年会放在厦门大学召开,时间为1983年下半年(后推延至1984年1月)。

   作为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的主要奠基人,徐老师对研究会怀有特殊的感情,也倾注了相当心血。从武汉会议结束一回到上海,徐老师就召集我们一起开会,传达了会议的情况,谈了要好好准备参与这次会议、并让我们第一、第二届外法史研究生也一起前去参加的想法。听了老师的这一想法,大家都非常高兴,记得那天回到宿舍后,晚上一直兴奋地无法入睡,因为厦门是一个我们向往的地方,一直没有机会去看看,这次终于有了机会,怎么不令人高兴?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都为参加会议准备论文而忙碌着,因为老师明确讲了,想去厦门的前提就是必须完成一篇学术论文,有了论文,他才有理由为我们向学校争取前去参加会议的经费――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专业的研究生出去参加过学术会议,而这一次徐老师要带我们5个人一起去!当时,我准备的论文就是“论希伯来法”。1984年1月9日上午10点,我、高桐、蒋迅、任自昌和傅东辉5人,跟着徐老师坐快车(说是快车,当时速度也不快,上海至厦门路上用了36个小时)去了厦门。临出发之前,徐老师召集我们开会,讲了几点注意事项,如不要乱说话,乱买东西,注意华政形象,同时争取多结识一些外校老师和研究生等。与我们同车的还有李光灿、陈盛清、林向荣和李昌道等老师。

   年会的发言、讨论等详细情况我就不多说了。我们参加这次会议的最大收获是认识了一批外校的研究生和青年老师,如中国人民大学的梁治平,中国政法大学的高鸿钧、贺卫方,浙江大学的方立新,辽宁大学的张锐智和杨立,厦门大学的米健,新疆大学的汤唯,上海大学的丁利刚等。除了汤唯是我的本科同学外,其他人都是第一次相识。中间还有两个插曲,一是在会议进行中,梁治平、高鸿钧和贺卫方拿出了一份事先预备好的“青年外法史学者法律文化宣言”,当场宣读,引得大家满场鼓掌,一片叫好!二是在会议中的一个晚上,米健把我们一批年轻人召集在一起,提议成立一个青年外法史研究会,以便做出一些成绩。由于我们华政的几位研究生事前没有一点思想准备,故只是随声附和,举手同意而已。这两个小插曲,让我们知道了外部世界的缤纷多彩,令我们对其他高校的外法史青年才俊钦佩不已。

   这次会议还有一个收获,是认识了一批德高望重的外法史专家,如陈盛清、李光灿、周枏、卢干东、潘汉典以及林榕年、吕世伦、胡大展、由嵘、林向荣、李昌道、徐尚清、等。尤其是研究会会长陈盛清老师,印象中当年已经是76岁高龄的老人,但在登鼓浪屿时,比我们青年人都速度快。我记得边上的李昌道老师就开玩笑说,陈老今后活到100岁没有问题。因为徐老师当时走路登山也很敏捷、轻松,故李昌道老师转过头来对我说,别看你导师人很瘦弱,活到90岁也是没有问题的(那天高桐、蒋迅、任自昌和傅东辉去其他地方玩了,故就我一个人陪老师登鼓浪屿)。事后想想,李老师说得还真的很准,陈盛清老师后来以百岁老人仙逝,徐老师也高寿82岁,虽然离90岁少了几岁,但中间如果没有华东疗养院的那次医疗事故,老师活到90岁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六、华政第一次承办外法史年会

   1985年的外法史年会,是在昆明召开的。会议做出一项决定,第四届年会将由华东政法学院承办。徐老师主持全局,而由我负责年会的具体工作。当时外法史研究会的秘书长是武汉大学法律系的张学仁老师,为了开好这次年会,就让我担任副秘书长(当时我已经是理事了。昆明会议将我、梁治平和高鸿钧3名青年老师增补为理事)。

   1986年11月18日,第四届年会如期在上海召开。想想那时的学术团体活动情况,真的是艰苦异常。华政承担不了会议的全部经费,徐老师只好四处化缘筹钱。从外法史研究会处获得3000元,从上海市法学会处弄到1000元,华政解决用车的费用(折合人民币约1700元),以及宴请一次部分会议代表吃一顿饭的钱(估计在1000多元吧)。没有钱住星级宾馆,我们只能东寻西找,终于联系到了在天山路上的一家化工厂的招待所,即“上海化工研究院招待所”,收费比较低廉。没有礼品赠送,旅游也跑不出上海市,只能利用本市的资源。好在上海不仅是一个国际化大都市,也是我们党的诞生地。因此,我们年会的参观,就是中共一大会址。当时也没有经费多联系大巴,故有一部分会议代表就自行坐公交车去。当时许多代表开玩笑说,这最好,我们刚好有一个实地多看看上海的机会。

   在公交车换车途中,我和林向荣老师两人与大部队走散了,记得当时我们才到静安寺。林老师提出他想走走路,问我离一大会址还有多远。我说还很远呢。他说,没事,他喜欢走路。我说,我是副秘书长,要负责全体会议代表的安全呢。他说,没事,只要徐老师在,你不用操心,他会安排得挺好的,尽管放心。我想想也是。再说,我也不能丢下林老师一个人,他对上海又不熟悉。这样,我就陪着林老师一路走,用了一个半小时,才和大部队会合。徐老师见到我们非常高兴,不仅没有责怪我,而且大大地表扬了我――因为我和林老师在一起,没让林老师迷路、走失。实际上徐老师还是比较着急的,但当时还没有发明出手机,无法联系。

   而与林老师的这一路同行,对我后来的学术发展影响很大。我当时已经对法学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苦于找不到一个切入点。而林老师当时已经开设了“法学史”的课程,在路上,他就详细地和我说了他的讲课体会以及关于对法学史的研究设想。林老师当时用的教材是日本学者碧海纯一等编写的《法学史》一书,该书没有中文版,林老师懂日语,他就用日语原版书上课,实际上是双语课,既上法学史,又上日语课。林老师还说,他自己正在撰写“法学史”一书,但速度很慢。他还答应回去后,马上把碧海纯一的《法学史》复印后寄给我。而这一切,都为我十年后完成《西方法学史》一书提供了相当大的参考。

   以上一段也算是题外话了。1986年年会(上海会议)虽然经费比较拮据,但会议开得还是很成功,代表们也非常满意。大家对徐老师的组织能力和学术号召力都十分钦佩,尤其是徐老师对研究会的执著感情更是令大家非常感动。1997年,华东政法学院又承办了外法史研究会第十二届年会。这次又不巧,我只参加了一天的会议,因为北京有会议,就离开了上海,故年会仍然由徐老师亲自操办(给每个代表发正式会议通知,也是老师一张一张地按姓名填写的。周伟文和李秀清当时协助老师)。虽然,此时徐老师已经退休,但他不顾岁数大,身体弱,全身心地投入会议中,圆满完成了会议的各项议程,再次赢得了全体代表的尊敬。

  

七、严者适理,宽者人性

   和徐老师有过接触,且接触不深的人,都以为老师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人。确实,徐老师平时不苟言笑,做事认真,举止严谨。对学生要求也很高。当我们学习有所松懈时,他会直率地批评;当我们做事不认真时,他会把我们叫去,很严肃地予以指出。在课堂上,如果我们没有完成他要求我们阅读的参考书,且又讲不出理由时,他也会训我们一顿,有时甚至会让我们下不了台。

同时,徐老师的专业意识特别强。他不仅要求我们好好读书,而且要读专业书,要读外国法制史的书。考上研究生以后,我结识了在华政任教的余先予老师,因为都是北大毕业的,故共同语言比较多,余老师就让我参与他的一些科研项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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