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周来:收入分配、社会公平与可持续发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97 次 更新时间:2017-02-23 09:5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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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也着重说明这些年来资本收益率大大高于劳动和其它要素的收益。

   前些年,我国以年均9.8%的高速实现经济增长,其中资本要素的贡献率占到45.5%。中国由一个比较穷的国家变成比较富的国家,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这些年确实非常重视资本,重视投资。但另一方面,我们的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2000年是65.5%,2007年为57.5%,2012年降到44%。人民生活改善的程度跟不上GDP增长的速度。从劳动者报酬在GDP中的份额看,近些年世界主要经济体通常在50-57%之间,而我国2013年仅为47.8%。劳动报酬的增加与企业利润增加也不同步。要经济增长,就不可避免地要给资本更高的激励,劳动所得就会相应下降。

   劳动力无限供给模型

   阿瑟•刘易斯提出,二元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变,必然伴随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部门转移;在非农产业中,也有低生产率和高生产率部门的区别。实现经济增长,意味着劳动力由低端向高端部门的不断流动。

   世界银行有一个研究成果,中国经济增长的21%是直接来源于劳动力的流动,特别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我们的农民工对经济增长的巨大贡献是有目共睹的。让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由低端流向高端,其动力是城乡收入差距与部门收入差距。刘易斯曾讲过一个很形象的例子:如果城里人的收入是农村人10倍的话,每当城里出现一个空缺岗位就会有10个农村人进去。如此看来,劳动力流动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部门之间存在收入差距有其必然性。这是30年来经济高速增长、而社会不公平增大的一个客观原因。

   改革动力论

   改革动力论强调激励机制。要给改革推进者或参与者以激励,使他们从改革产生的制度安排中受益。这是给“先入者”的积极性的鼓励。而制度转型的追随者是否愿意跟进,也在看这些“领头羊”们是否得到额外的收益。

   我国的改革模式是典型的先试点、后推开,先沿海、后内地,先增量、后存量。在这种背景下,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开发、开放,实现了“先富”,推动改革的地方政府官员与参与改革的非国有企业投资者与经营者,成为中国首先富裕起来的那部分人。同时,这也拉开了沿海与内地、“增量”与“存量”不同部分的人群之间、尤其和普通职工与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这是很典型的“公平和效率”二律背反。

   追求增长与变革的政府类型

   中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追求增长与变革的政府类型。有些学者研究地方政府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决策和作用等问题,提出了“政治企业家”概念,就是指地方官员。他们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他们的贡献,这些地方官员的行为很像企业家,他们的中心工作就是招商引资,而这本应是企业行为。但是这样做确实加快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但另外一方面,这也容易形成官商互动,给腐败以机会。此外,“亲资本”倾向造成社会资源分配不公、使用不当,恶化了起点公平。

   中国在短短的几十年能获得这么大的发展,经济总量排到世界第二,确实很不容易。但是,这样的路径不能再往下走,否则将影响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社会不公平影响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第一,分配不公平导致国内消费需求不足。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也要扩大社会需求,而影响消费需求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底线保障,低收入人群不敢消费;收入差距过大又使得想买东西的人没钱,有钱人不想买东西。

   目前,中国占总人口3.5%的人群占到全社会购买力总合的17%,占社会消费品销售额的1/4以上,他们的消费需求基本满足,已经进入奢侈消费的阶段,现在是到国外消费了。中等收入者的口袋里有些钱,但因为住房、养老、医疗教育的压力太大,仍不敢放心消费。占总人口20%的贫困人口所占的消费份额只有4.7%,没有能力消费。

   第二,社会不公导致激励机制扭曲。《经济增长的迷雾》一书中提出,一个国家要实现持续繁荣,必须要有正确的激励机制,使大家向生产性方向努力,把饼做大,而不是专注于分配性努力,否则激励机制就会被扭曲。

   第三,社会不公平导致社会成本过高,挤压生产性投资,同时威胁社会稳定,进而导致税收扭曲以及威胁到投资安全。伦敦经济学院教授威尔金森与流行病学教授皮克特合写的《不平等的痛苦》,就是讲的这个道理。书中说,2005年英国医生共开出2900多份抗抑郁症处方,英国成年人中有接近1/3的人口患有各种精神疾病。美国也有超过1/4的成年人因精神或者心理疾病求助于医生。两国用于治疗这类疾病的年总费用超过了1000亿美元。而且2005年的患病人数和医疗费用,均为1966年的4倍。作者认为,这就是社会不平等带来的痛苦和“社会赤字”。如果这1000亿美元用于生产性投资,可以产生很高的收益,但是现在只能做这件事。

   2015年5月,中国的《柳叶刀》周刊有一篇报告:2003年到2008年,中国精神疾病的发病率增长了50%以上;到2014年年底,中国有1.73亿人患有各种精神障碍(当然“精神病”定义的门槛很低),其中1.58亿病人从未接受过专业治疗。中国精神障碍类药用市场一直在增长,这是社会竞争精神压力越来越大、社会不平等造成的“社会赤字”。

   第四,社会不公导致阶层冲突,影响社会稳定。因为社会不公平,低收入群体在无法合规获得自身应有利益后,就倾向于通过不合法的手段重新分配已有成果,这就容易转化为社会的对立面。

   据统计,1994年到2012年,我国刑事犯罪案件年均增长速度11%,非法群体性事件的年均增长超过22%,参与人数年均增长17.8%,这些数字都超过了经济的增长。这样维稳所需的费用就会非常高。例如广东省用于公共治安的费用就已经超过了当地用于社会福利的费用。

   我们曾做过简单的因果分析,构造了一个社会不稳定指数,用基尼系数做了一个因果分析。结果很能说明问题,基尼系数与其所导致的社会不稳定指数呈正相关。

   而且,因分配不公导致社会不稳,除了导致社会成本的增加之外,还会增大财政税收的压力。由于低收入群体庞大,自己认为是中低收入的人占被调查者的83.4%,投票者要求向富人更多征税的诉求日益增大。但是,向富人征税如果过高的话还会出现另一方面的问题,即对生产性投资的抑制。

   我国外汇储备于2014年6月达到近4万亿美元的最高值,到2016年底是3万亿,这两年资本外流的势头很猛,同时民间投资停滞。有人把原因归结为国家对产权的保护力度不够。

   有一篇文章介绍海地的情况。海地在美洲中部,它独立时曾经抄了美国的宪法,法律体系很严密。但六、七十年后的今天,还是很少有人到那里投资。在一个贫富过于悬殊的国家,尽管产权保护律法很严格,但达不到真正保护产权的目的。我们现在也在立法保护产权,但如果社会不和谐,人们没有安全感,仅有立法是远远不够的。

   第五,社会不公平导致改革被锁定。一般来说,低收入群体更看重眼前境遇的改善,高收入群体则更看重较为长期的预期。很显然,利益相对受损者对改革的积极性不会高。

   改革的受益者会支持改革吗?比如要求改革早期先富起来的地区或人群帮助后发展的地区或人群,就会触动他们的既得利益,态度可能变得保守。所以现在的局面比较复杂。我们从调查中可以看到,群众听到“改革”一词的第一反应,“有些不以为然”和“有些抵触”这两者合计占到56%。可见,改革遇到困难的主要原因,是改革的红利没有被合理分配。

   当今世界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比如伊朗。

   1969-1978年,伊朗GDP年均增长达到16-17%,同期人均GDP从160美元猛增到2250美元,在原有的石油和轻纺工业基础上,新建立了石化、机械、冶金等工业部门。他们提出“成长(growth)是硬原理”的口号,计划25年内赶上世界先进国家水平。但与此同时,社会贫富差别在急剧扩大,400万工人中有73%的家庭收入低于当时的最低生活水准;大批农民进城,失业问题严重;连年通胀,普通大众的生活日益恶化。而富人和腐败官员则花天酒地。1979年1月伊斯兰革命爆发,巴列维国王逃走,德黑兰万人空巷,欢庆革命。此后伊朗经济波澜不惊,被认为处在停滞状态。

   邓小平同志讲得好,如果搞两极分化,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的,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可能就会出乱子。的确是这样的。

  

如何建设一个公平的社会

  

   首先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

   建设公平的社会,首先需要正确的指导思想。中国有句古话:“名不正,言不顺。”中国的政府执行力很强,只要指导思想正确,下决心是可以做成事的。

   第一,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这绝不是简单的空话。习近平同志讲过,公平正义是中国社会的内在要求,又是我们的制度安排,要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原则。

   美国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埃尔斯特说,马克思提倡共产主义,是因为他相信共产主义在一些重要方面比资本主义更美好,这是从分配正义的观点来看的。社会主义是什么?就是社会公平主义。马克思的原话是,“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平等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才可能实现”。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社会主义正处于低潮,全世界兴起了对社会主义的批判。当时,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经济学教授欧内斯特•芒德尔曾说过两段话,论述社会主义对于人类追求公平正义的重要性:

   “在对社会主义150年的斗争经历进行反省的时候,我们始终在这一点上应该留有余地……社会主义100多年的顽强努力,最终使社会阶层发生世界性的根本变化。150年前,8岁的女孩子就在煤矿的非人条件下做苦工。而在今天,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这样的惨事都不再有了。150年前,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平均工时为每周72小时或者更长。而今天的平均工时至少在工业化国家中已经缩短到了每周36小时。150年前,病人、残疾人、失业者和老年人还只能在极度贫困中生活,而今天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东方,最低限度的社会保障已有可能使绝大多数职工免遭这样的贫困。”

   社会主义者曾经强调“创造幸福要靠我们自己”,“贫困源于剥削”,“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所以,社会主义是不公平、不正义最好的“解毒药”。我们今天强调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就是因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对公平正义的重视。

   第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一再强调的。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1月18日的讲话中说,着力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共享理念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就是逐步实行共同富裕的要求。

   社会主义天生具有公平正义的倾向,强调人民概念就是坚持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本身就包含人民的概念。在英语中,公平(equality)是经济学的概念,正义(justice)是法学的概念,西方对两者是做了区分的。

这两个概念最早是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他认为法庭按法律做出的判决是符合正义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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